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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缴纳社保争议的来龙去脉与中国结构性不公正及中下层人民的脆弱

(2025-08-23 14:55:57) 下一个

中国不同身份群体社保待遇的差别化、等级化，体制内精英一本万利、体制外百姓只有剩菜残羹：以医保和养老保险为例 1

体制外、中下层劳动者缴纳社保带来的负担、收益的有限和不确定性 2

强制缴纳社保也增加企业主负担、削弱企业竞争力，成本也会转嫁给员工 3

官方出台强缴社保政策的真实动机：社保资金紧张、支出增多收入减少 3

社保资金被滥用且缺乏监督 4

社保受益严重不公平、不均衡，“负福利”和“劫贫济富” 4

中国经济下行、政府财政紧张，社保系统面对更大危机和“暴雷”风险 5

强缴社保肥了体制内权贵，增大平民负担，利官不利民、利富不利贫 5

社保争议根源在于分配不公、改革停滞、没有民主，分配大权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人民大众只能做待宰羔羊 6

不久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纳社保的就业协议/劳动合同均无效，并于9月1日正式施行。此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巨大争议。

社保（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由个人和企业缴纳一部分，国家财政支付剩余部分，在参保者符合条件时领取收益。正常来说，这样的保险制度，是对参保人有益的。那么又为什么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出现不少反对声音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不同职业身份、不同阶层的国人所享有的社保待遇有着悬殊的差别，社保受益不均，而社保费用的缴纳对于中下层尤其底层民众是颇不少的一笔开支。而未来社保是否可以完整兑现，也是未知数，社保受益率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不同身份群体社保待遇的差别化、等级化，体制内精英一本万利、体制外百姓只有剩菜残羹：以医保和养老保险为例

关于社保待遇的差别，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例。中国医疗保险就分为职工、城市居民、农村村民三种医疗保险系统。而如果细分，还有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国企职工和非国企职工、领导干部和普通职工的差别。不同身份的人，享有的药品和医疗服务的报销比例、报销范围、报销便捷度，有着巨大的差别。

如高级干部可以享受几乎100%的报销，可报销的使用药品品类、手术类型、医疗服务项目也没有限制。所以才有了高干病房、领导常住ICU每日护理费用五位数、昂贵进口药随便用、每个医院都欢迎高干入住等情况。高干医疗费用往往直接和社保机构对口报销结算，也不需家人到处奔波。而普通民众名义上也才只能报销60%左右，且实际上许多优质的特效药和重要医疗项目不在报销范围，还有医院等级和地域等限制，大多数医疗费其实需要自费。普通人在报销医疗费（兑现医保收益）过程中，往往还要面对复杂的程序和官僚主义。

而养老金的拨付有着更显著的差异与不平等。养老金发放分为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非公企业职工、城市居民、农村村民四类身份，其中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养老金最高，内部又按照职级从低到高依次增加，而非公企业职工明显较低，城乡居民养老金则最低，其中乡村又低于城市。

如江西鹰潭社保局发布的2023年1月养老金发放情况，其官方信息显示，向1.36万机关干部退休人员发放退休金6909万元；向7.55万企业退休人员发放17885万元，向13.78万名缴纳养老保险的城乡居民发放2854万元。经计算，机关单位月平均退休工资为5080元、企业为2368元、居民为207元。另外，未缴纳养老金的农民每个月基本养老金仅123元。

而社保中的其他项目，如工伤、失业、生育等保障，同样是体制内显著好于体制外。即便同样都缴纳相关保险费用，体制内可以顺利拿到优厚的补贴，体制外尤其中下阶层在申请相关补贴/补偿时，会遇到各种程序和官僚障碍，且费尽力气最终到手的钱也很有限。

不仅医保和养老金等社保项目的在受益时不均，从缴纳时就已充满不公平。正常来说，是缴纳越多享受越多，或谁相对贫穷弱势谁相对所获更多，或二种情况兼而有之，这也是保险制度的特性和初衷。但在中国现实中，则出现了严重的缴纳保险金和保险收益“倒挂”现象。

最明显的，是所谓“视同缴纳”政策。对于机关单位和国企的领导干部、资深人士，虽然其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正常缴纳保险金，或者中间有中断，按规定不能享受按时正常缴纳保险才能享受的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待遇。但“视同缴纳”政策出台后，即便当年未缴或中途断缴社保的干部职工，也能享受正常的医疗报销待遇和养老金。如一个人工作40年，其中30年都没有缴纳社保，退休时仍然按照交满40年来计算和发放退休金、报销医疗费。且这些人大多数是政府领导干部和国企中层以上人士，所以往往能够领取高额退休金、享受免费优质医疗。

体制外、中下层劳动者缴纳社保带来的负担、收益的有限和不确定性

而同时，普通职工尤其非国企职工、普通市民农民，只要没有缴纳或缴纳不按时、中间有中断，往往就会被取消享受医疗报销和养老金待遇。一些人则需要补缴之前若干年未缴纳的社保才能重新享受保障。如国家养老保险缴费最低年限为15年，之后还有25年、30年、40年四个档次，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额度也有明显差别。如果缴纳年限不足15年，即便缴纳部分社保也不能享受待遇，需要在过退休年龄后继续缴费到15年期限。这对于许多工作不固定、所在工作单位不规范、因为经济压力有时不得不断缴、集中于体制外中下阶层的劳动者，无疑是很不利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前每年都要辛苦的缴纳“公粮（实物税）”及其他苛捐杂税的农民，其缴纳农业税的经历却不被当成缴纳社保，也不被“视同缴纳”，每个月只能领取100多人民币的基本养老金（虽然在之前这点钱都领不到）。虽然其当年缴纳的公粮及其他杂税，计算通货膨胀后折合的价值远超这100多人民币，却被政府无视。而农民若想获得医疗保险、看病报销，需要缴纳“新农合”医保才能享受，且缴纳额度不断提高，今年已达每年400元，对于贫苦的农民已是个不小数字。若其已过60岁且无其他收入，意味着养老金的30%左右用来支付新农合，才能享受有限的医疗保障。

而对于大多数非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劳动者，缴纳社保同样不是利大于弊的事，或起码需要进行必要的权衡。根据多项数据统计，普通劳动者若缴纳社保，社保缴纳额度约为其工资的10%左右（养老保险8%、医疗保险2%，失业保险0.5%）。这个数字对于中高收入阶层、收入较稳定、物质条件较宽裕的人，还是较为适当的。（而如果再加上占工资5%-12%的住房公积金，就压力较大了）

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不稳定、经济状况紧张的人，这10%对其就非常重要，若缴纳社保则是沉重的负担了。对于“月入3000”甚至更少的工作者，以及虽收入不算很低但上有老下有小、背负房贷车贷、发生意外时需要备用金、恨不得“一分钱掰八瓣花”的白领蓝领，拿出收入的10%缴纳社保，就非常“肉痛”、不舍了。

而且，社保如果因个人离职等原因断缴，会影响缴费的年限和享受社保的能力。而对于许多没有很稳定工作的人而言，很难保证自己不断缴。而断断续续缴费更难享受社保完整的保障。这就让更多人倾向于干脆不缴社保。

除了当下的经济紧张，很多人还忧虑社保的长期收益和亏损问题。养老保险到了60岁左右退休时才能领取，而自己不知能活多久、会否有意外；医疗保险则是没得病或病的较少，就会感觉在医保上“吃亏”，当然真的得病尤其大病则身心痛苦，且还要自费很大一部分费用。虽然事实上也有重要医疗保障作用，但很多人仍然感觉吃亏。至于失业和住房保障，很多人即便失业也根本领不到失业救助金（社保部门往往有各种理由拒绝发放）、住房福利也并不一定真实拥有。工伤和生育保险在兑现时同样颇多门槛障碍。

面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当下的生活压力，不缴纳社保、将社保费用省下来自用，就成了不少人的自然选择。虽然这样从长远看，不利于自身得到稳定良好的社会保障，尤其年老之后面临无法领取退休金的问题，但也是两相权衡的无奈选择。

强制缴纳社保也增加企业主负担、削弱企业竞争力，成本也会转嫁给员工

而对于雇佣劳动者的非公企业、中小企业，为了节约用工成本，很多也不愿为劳动者缴纳社保。相对于个人，企业需要为每个职工缴纳的社保比例更高，平均在当事人工资的20%左右。再加上个人缴纳10%左右，每个劳动者需要将工资的约30%作为社保费用缴纳。如加上住房公积金缴纳，个人工资40%都无法“落袋为安”，而是由政府“保管”。

而“羊毛出在羊身上”，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保，名义上从企业利润中扣除，但实则是通过压低员工工资和福利填补企业社保缴费的亏空，最终还是员工承担社保费用。如果一个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同时，仍然保持不缴纳社保的工资额度，这种情况也存在，而企业的风险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影响企业最终利润和与其他企业竞争的竞争力。

相对于规模普遍较大、资源丰富、有政策强力支持的国企，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经营压力大、利润较低，若社保压力增加，本就不易的民企更加脆弱。近年经济下行，又受疫情打击，很多民营企业已处在艰难状态，强制缴纳社保更让其雪上加霜。而且劳动者和企业都需要缴纳社保、都受到更大压力，也会加剧劳资矛盾，企业经营发展更不稳定，最终让企业主和普通劳动者双双受损。

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必须缴纳社保费，否则是违法行为。但现实中长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司法部门对此也是“不告不纠”状态。这样，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缴纳社保，也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但最高院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也就意味着公司和个人必须缴纳社保费用，否则劳动合同无效、劳方和资方的法律权益都不能保障。而最高法的决定实则是党的意志、政府的态度，即中国官方要求劳动者强制缴纳社保。而且根据各地政策，不仅受雇于正规企业的职工需要强制缴纳社保，个体户、小摊贩等“灵活就业人员”也要缴纳社保，否则影响其子女就学等权利还福利。这就意味着更多人面对强制缴纳社保带来的负担。

官方出台强缴社保政策的真实动机：社保资金紧张、支出增多收入减少

中国官方之所以强制劳动者缴纳社保，名义上是规范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权益。而实际上，则是社保资金储蓄紧张、亏空日益临近、试图扩大社保储备金来源的举动。

近年来，社保资金尤其医保和养老保险的资金池日益紧张，一些区域如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已收不抵支，需要东南沿海等地的转移支付。2024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增加5.5%，收入则仅增加4.4%。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缴纳社保者减少、领取社保者增多，社保亏空将越发严重。官方预计2028年当年养老金结余将为负数，2035年养老金储蓄将耗尽。

社保资金被滥用且缺乏监督

而除了老龄化等社会形势影响外，社保资金还被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贪污、挪用、滥用。如据国家审计署官方报告显示，一些地方政府将社保资金用作应急民生支出、偿还债务、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社保用途。这些情况更加剧了社保资金的紧张。虽然有些支出也有其民生价值，但“拆了东墙补西墙”自然影响社保支付的可靠性。而用于还债和基建，就更加偏离社保价值，是政府拿人民的钱给自己还债和增添政绩。

社保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对大众也是不透明的，民众无法监督自己缴纳的社保费用流向，甚至国家社保资金池的真实数据都不能清晰知晓。这种不透明本身就加剧了腐败和挪用风险，大众自然也更加担忧缴纳社保后无法兑现、辛辛苦苦赚的钱交的费“打了水漂”。

社保受益严重不公平、不均衡，“负福利”和“劫贫济富”

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社保受益的不均衡、不公正。中国的社保政策，显著的向掌握权力、决定政策的体制内精英倾斜，而不利于无权无势的平民大众。如前所述，机关干部、国企和事业单位职工享受最高水平的医疗、养老、工伤等保障，非公有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职工享有的社保水平则往往只有前者的20-50%，普通城乡居民（包括个体经营者等）更为微薄。而他们的社保来源则源于全民缴纳的社保费及税款。

这就意味着，机关干部里“视同缴纳”社保者从真实缴纳社保费的平民百姓那里拿到了退休金和医保费。虽然还有很多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人员，确实缴纳了较高的社保费用，但最终得到的退休金、医疗报销额度、工伤补贴等，更显著高于非公企业职工和城乡普通居民。

这样的社保缴纳和分配制度，可谓是“劫贫济富”的“负福利”制度。正常的社会保障，往往是倾向于穷人、弱势群体，越贫困的人享受的医保和养老保障的成本越低、效益越高。而富人则需要相对更大的成本投入。这也是正常社会保障的初衷，即通过公民集体参与保险，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而在中国，却长期是越有权势、金钱、地位的人，越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保障，且往往不需其个人提前投入多少参与成本，甚至以“视同缴纳”这样的方式将成本“一笔勾销”。而越是没有权势的中下层人士、平民百姓，越需要缴纳各种社保费用、税款，以换取微薄的保障。

甚至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农民等弱势群体一方面需要缴纳农业税等税款，另一方面却根本不能得到有效的制度性医疗和养老等保障。毛时代虽有“赤脚医生”为主的医疗合作体系责非常粗放和低质，并不能治疗大多数较重疾病。而同时，机关干部却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往往是个人全部免费或大部分免费，免费部分由国家/单位/国企承担，最终来源是全体劳动者、纳税人）。

21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保体系从曾经完全的“负福利”逐渐向“零福利”和“正福利”转移，即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开始得到一些社会保障，向正常国家社保体系看齐。尤其底层农民获得了微薄但此前从没有过的基本养老金和大病医保兜底。

但从整个社保体系、分配制度看，中国仍然可以说是“负福利”国家。因为权贵、干部、体制内精英等群体仍然以较低成本（相对收入较少的纳税和社保费用缴纳）得到优良的社会福利保障（高额工资、退休金、医保报销额度），而体制外的中下层民众，仍然需要以相对其经济条件较大的代价，才能享受到勉强维持生活的福利保障。而且如果发生很大变故，如得了重病、破产、发生事故等，基本福利保障根本不足以让其渡过难关，还可能导致不能正常缴纳和享受社保，陷入恶性循环。

将体制内权贵官僚与体制外平民百姓的社保缴纳和享受福利情况做对比，可以数字化方式打比方。若体制内缴纳1000元，可得到10000元；体制外缴纳500元，可得到2000元。虽然体制内缴纳较多，但收益率、受益总额，显然都超过了体制外。而且对于缺乏保障和安全感、经济紧张的体制外，那500元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体制内的1000元。体制内轻松拿出1000元缴纳社保，体制内拿500元都要权衡再三、节约开支。

中国经济下行、政府财政紧张，社保系统面对更大危机和“暴雷”风险

从更长远看，中国社保体系（尤其医保和养老保险）“暴雷”的可能性很大。国家社保体系看似是权威的、可靠的，但其实其与商业保险、企业投资、传销等有着本质的相似，都是需要不断有人“接盘”、收益大于亏空，才能维持它“击鼓传花”式的运转。国家社保与商业活动的区别是，国家有财政力量兜底，可以填补亏空、提供保障。但国家社保体系健康运转的前提，是经济上行、人口结构较年轻、财政充裕、政治稳定。这样，国家社保资金才能保持盈余，或起码收支平衡，付得起国民的医疗养老等巨额开支。

但如今中国的形势，则是经济日趋下行，人口老龄化严重、出生率低、财政紧张、社会各领域都面对风险和压力。这样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未来有足额的资金保障社保正常开支。其实这些年一些欠发达地区各种单位早已曝出不能正常支付工资、退休金、医保的情况，只是还相对分散零星。但随着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财政更加紧张，全国性的“暴雷”很可能爆发。2020-2022年疫情期间，不仅经济受到打击，大量医保费用被投入核酸检测、方舱医院建设等，造成大量浪费。之后几年医保报销收紧、许多人无法正常报销，就是滥用医保费用的后遗症。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官方出台了强制缴纳医保的“新政”，以司法解释方式出现，并冠以“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名义。若是在经济蓬勃发展、未来可以确定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确实不失为有益的举措。但如今的形势下，这只是让中国老百姓尤其中下层劳动者背上更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未来是否能如约兑现养老金等社保收益，更是难以乐观。

而且根据之前中国官方在若干问题上的表现，如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富裕政策，都是曾经有美好和庄重的承诺，后来却违背诺言。如推行计划生育时，政府声称会由政府承担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所谓“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而到了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进入老年时，却又变成“养老不能靠政府”。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也说要“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还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就失败了”。如今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权贵特权愈演愈烈。这些前例都让国人难以对官方社保政策的美好画饼抱有信心，反而对其承诺充满怀疑。

强缴社保肥了体制内权贵，增大平民负担，利官不利民、利富不利贫

无论未来是否可以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养老金、医保报销额，可以确定的是，如今缴纳的社保费用中很大一部分，会用来支付当下已退休者的养老金、患病者的医疗费用。而这其中的主要受益人，就是那些拿着高额退休金、医疗全额报销的体制内权贵精英、领导干部，以及许多中层身份、尸位素餐的公务人员和国企职工。他们以很少的社保缴费，换来丰厚的收益，可谓一本万利、旱涝保收。

社保收益的分配是多轨制的，而社保资金来源则是混合的。这就意味着平民百姓交的钱，多数用来供养了权贵。如今中国平民百姓本就收入微薄，强制缴纳社保、供养体制内权贵精英，显然是“劫贫济富”。

而且随着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劳动力越来越少，每个普通劳动者供养的体制内权贵也就越多、劳动者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劳动者积劳成疾，报销一半医疗费恐怕也难承担治病费用，只要60岁之前去世，养老金也就泡汤。过了60岁，也不能确定能领取多久。虽然其家人确实可以取出社保余额，但在通货膨胀下，取出时的社保费用已比缴纳的相同数额费用缩水。而且其本人也未必乐意家人继承，甚至根本没有继承人。

而强制缴纳社保，也意味着企业要为员工缴纳其个人两倍左右的社保费用。在如今已经非常“内卷”的环境下，企业想保持利润（甚至只是少亏损）就只能将企业缴纳这部分也转嫁给员工，要么减少工资，要么增加劳动时长和强度。企业主和员工压力都增加、更加辛苦劳累，才能维持以前的收益。而商业环境也势必更加恶化，内卷、不正当竞争、破产，也会愈演愈烈。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多数发达国家，确实实行社保强制缴纳政策，如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劳动者个人和企业必须强制缴纳社保，且社保费用高达工资40%甚至更多。但这些国家的社保能够公平分配给国民，并相对倾斜弱势群体，也能保障社保收益的及时发放，社保费用的情况及收支也受公民监督。民主体制下，社保政策的调整也由多数民意决定。而中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完全不同。

显然，中国官方出台政策强制缴纳社保，对于大多数劳动者、企业主、商业环境，都是不利的，只有利于享受优厚保障、领取高额退休金的体制内人士。引发舆论反弹、民众不愿被强制交社保，甚至“和资本家（企业主）站同一阵线”，也就不奇怪了。

社保争议根源在于分配不公、改革停滞、没有民主，分配大权在既得利益者手中，人民大众只能做待宰羔羊

本次社保强缴争议，以及整个社保体系的问题，核心都在于分配不公平、中下层收入微薄和生活痛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确实“富起来了”，但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中下层民众虽解决了温饱，但收入仍然微薄，勉强可以支撑生活，但生活负担仍然沉重。中国大多数人物质上仍然并不富有，生活也缺乏安全感，处于难以承受风险和压力的脆弱状态。社保本是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平民基本生活、增强安全感的工具，但在中国却成了政府汲取民财、富养官宦的手段，给民众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人们对强缴社保的不满，也是对更深层次社会不公的愤怒又一次爆发。

虽然中国官方在舆论宣传和教科书上，都强调要改革分配制度，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再分配更加重视公平”、“解决发展和国民所得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等，但这些都没有落到实处。宣传辞令和现实有着深深的鸿沟。

而想要解决社保争议、让社保真正成为促进公平和保障民生的有益之物，必须改革分配机制，无论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应重视公平，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逐步取消福利保障的等级制和多轨制，并打击分配体系和社保运转中的腐败，对社保基金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保持高透明度和接受大众监督。当然这一切最重要是落到实处，而非停留在宣传和教科书上。

但令人悲观的是，这些年中国体制越发保守，分配制度改革停滞不前，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而政治体制没有改革，人民不能掌握权力，从根本上阻塞了各种有益改革的可能性。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权力掌握在占中国少数的既得利益者那里，他们当然不肯放弃特权和各种利益，包括高额收入和丰厚的保障。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大众不能参与“切蛋糕”，那只能成为菜单上的“糕点”，被围在餐桌旁的权贵及其追随者们点单、分食。而在根本制度变革之前，社保争议在内的各种民生困境，恐怕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

参考资料：

《养老金双轨制》--中国数字时代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5%BB%E8%80%81%E9%87%91%E5%8F%8C%E8%BD%A8%E5%88%B6

《鹰潭社保的一篇文章，只不过说了实话，却不小心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网易公众号

https://m.163.com/dy/article/HRFNN3140539E5LQ.html?spss=adap_pc

《中国社保强制缴纳政策9月生效料对小微企业造成冲击》--联合早报

https://www.zaobao.com.sg/finance/china/story20250808-7310327

《医保进口药在医院难找到？医生、厂商解答背后原因》--每日经济新闻

https://m.nbd.com.cn/articles/2025-02-13/3751201.html

《基础药不报销千种药品需自费患者叹日子艰难》--自由亚洲电台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ql1-06282022041159.html

《建议较大幅度调高农民养老金待遇》--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