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20、2024年特朗普与民主党对手在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族群、宗教信仰、受教育情况、收入、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城乡、兵役情况的得票比例情况及对比 2
投票从分散到集聚、民主共和两党竞争的白热化、进步与保守的鲜明对立 13
性别:特朗普在男女选民中支持率稳定上升、在男性中获优势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两性支持率波动起伏、民主党女性身份牌的失败 13
婚姻状况:特朗普在已婚未婚群体中支持率均有提升、在已婚者中支持率明显具优势,民主党在未婚者中占优 14
族裔:特朗普在白人群体中获稳定支持、在非白人群体中支持率稳步上升;民主党在少数族裔中仍有优势,但支持率明显下滑;亚裔和拉丁裔的“右转”、阿拉伯裔的“弃权”和转向 15
宗教:特朗普在基督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的稳步提升、民主党的日趋下滑,双方在其他宗教和无神论信仰者中支持率的摇摆、无神论者多数支持民主党,宗教群体整体的保守和厌女倾向 16
受教育程度:特朗普支持率和受教育水平显著的反比;技术与理工类出身者显著偏向特朗普的重要特殊情况;草根与进步潮流的脱节、精英与草根的脱节 17
性别认同与性取向:LGBT群体是特朗普最大短板、民主党女性政治家支持率最高群体 18
收入:特朗普在中偏低收入群体中支持率的日益上升、在高收入群体中支持率有所下滑、在中间及中偏下收入群体中领先,特朗普“草根”优势日增,民主党在“精英”所获难以弥补 19
居住地:特朗普在乡村、中部南部、内陆地区占优,民主党在城市、东部西部、海岸地区占优,在郊区等地双方胶着,三次大选得票变化与整体一致;美国城乡、区域间撕裂有加剧趋势 20
服役情况:特朗普在有服役经历者中优势明显,民主党女候选人在有服役经历者中显著落后,特朗普获服役者多数支持对其当权的潜在益处 21
其他:省略的更细分群体的民调、对差异与变动性的侧重、投票前预先民调的偏差及“羞涩的托利党”效应 22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落幕,特朗普重返白宫。自2016年以来,特朗普已三度以共和党人身份参与总统决选,两次获胜(其中一次获普选票胜利、选举人团胜利;另一次只获选举人团多数,普选票第二名)、一次失败。而其三次选举中的主要对手,希拉里、拜登、哈里斯,都是民主党人,希拉里和哈里斯负于特朗普(虽然希拉里赢了普选票,但不仅选举人团落后,在普选票中也并没有得票过半),拜登击败了特朗普。
对于三场大选胜负及差异,有不少文章进行了分析,但中文平台鲜有通过投票数据对比分析方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本文就通过对三次选举中不同性别、年龄、族群、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等群体投票的差异,来探析三次总统选举及结果不同的原因、各群体政治立场和倾向的变动和影响。
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实行匿名投票,投票时也不需注明所属身份群体,自然无法直接获取不同身份群体投票结果。所以,只能通过“出口民调(投票后接受调查机构询问得出的样本数据)”来估测各群体投票结果。根据出口民调各候选人在所有群体中得票数据,与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各候选人得票结果对比,可以看到出口民调是可信的、高度接近实际结果的(也比投票前若干次的预先民调更接近实际结果)。虽然仍然不能确证各群体投票给各候选人的真确情况,但可以视为真确。这也是不得已的、各媒体和民调机构通行的估算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三次总统选举中,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外,都有第三势力参与,如绿党、自由意志党皆推出了自身的总统候选人。本文仅列举民主党候选人及共和党的特朗普得票率,对参与总统初选、决选的其他候选人得票不再列举。但为方便和反映数据原貌,仍使用包括所有参与总统决选的数据比例。所以,表格和文章的数据中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候选人得票之和,不足100%。
另外,美国三次大选投票率都在60-70%这个范围,这意味着还有许多符合投票资格的美国人未参与投票。另有许多美国公民和住民,因年龄和身份原因没有投票资格(或者有投票资格没有投票能力)。严格说来,参与投票者对各候选人的支持情况,并不能反映全体美国选民、美国人民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但对未投票选民和人民政治立场的调查更加困难,所以只能忽略有投票资格而未投票者和无资格投票者,而将参与投票选民的选择视为所有美国选民、美国人民的政治立场。
本文以美国“爱迪生研究(Edison Research)”联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福克斯新闻(FOX)、美联社(AP)等媒体共同组成的民调联盟的出口民调数据为来源,对比三次总统选举中各群体投票倾向的比例及差异。本文中三次选举出口民调数据,均为该民调联盟以相同方式调查得出的数据。三次选举民调中的每次样本数量分别为24537、15590、22966。
2016、2020、2024年特朗普与民主党对手在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族群、宗教信仰、受教育情况、收入、性别认同和性取向、城乡、兵役情况的得票比例情况及对比
图表如下:
总比例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6% | 47% | 50% |
民主党候选 | 48% | 51% | 48% |
男性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2% | 53% | 55% |
民主党候选 | 41% | 45% | 43% |
女性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1% | 42% | 45% |
民主党候选 | 54% | 57% | 53% |
已婚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2% | 53% | 56% |
民主党候选 | 44% | 45% | 42% |
未婚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7% | 42% | 42% |
民主党候选 | 55% | 57% | 55% |
18-24岁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5% | 31% | 43% |
民主党候选 | 56% | 65% | 54% |
24-29岁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9% | 43% | 45% |
民主党候选 | 53% | 54% | 53% |
30-39岁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0% | 46% | 45% |
民主党候选 | 51% | 51% | 51% |
40-49岁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9% | 44% | 49% |
民主党候选 | 46% | 54% | 49% |
50-64岁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3% | 52% | 56% |
民主党候选 | 44% | 47% | 43% |
65及以上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3% | 52% | 50% |
民主党候选 | 45% | 47% | 49% |
白人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7% | 58% | 57% |
民主党候选 | 37% | 41% | 42% |
非白人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1% | 30% | 33% |
民主党候选 | 74% | 67% | 64% |
非裔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8% | 12% | 13% |
民主党候选 | 88% | 87% | 86% |
亚裔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9% | 36% | 40% |
民主党候选 | 65% | 63% | 55% |
拉丁裔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9% | 33% | 46% |
民主党候选 | 65% | 65% | 51% |
其他族群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7% | 41% | 52% |
民主党候选 | 56% | 55% | 44% |
新教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6% | 60% | 63% |
民主党候选 | 39% | 39% | 36% |
天主教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0% | 47% | 59% |
民主党候选 | 46% | 52% | 39% |
犹太教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3% | 22% | 22% |
民主党候选 | 71% | 76% | 78% |
其他宗教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9% | 29% | 34% |
民主党候选 | 62% | 68% | 61% |
无宗教信仰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25% | 31% | 27% |
民主党候选 | 67% | 65% | 71% |
高中以下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1% | 54% | 62% |
民主党候选 | 44% | 46% | 36% |
有大学经历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51% | 47% | 51% |
民主党候选 | 43% | 51% | 47% |
大学毕业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5% | 47% | 45% |
民主党候选 | 49% | 51% | 53% |
技术学位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 50% | 57% |
民主党候选 |
| 47% | 41% |
研究生教育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6% | 37% | 38% |
民主党候选 | 58% | 62% | 59% |
LGBT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14% | 23% | 12% |
民主党候选 | 77% | 75% | 86% |
非LGBT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8% | 48% | 53% |
民主党候选 | 47% | 51% | 45% |
3万美元下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1% | 46% | 46% |
民主党候选 | 53% | 54% | 50% |
3万至5万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2% | 44% | 52% |
民主党候选 | 51% | 56% | 46% |
5万至10万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6% | 42% | 52% |
民主党候选 | 48% | 56% | 46% |
10万至20万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8% | 57% | 46% |
民主党候选 | 47% | 41% | 51% |
20万以上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8% | 48% | 46% |
民主党候选 | 46% | 48% | 52% |
城市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35% | 38% | 38% |
民主党候选 | 59% | 60% | 60% |
郊区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9% | 48% | 51% |
民主党候选 | 45% | 50% | 47% |
乡村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62% | 57% | 62% |
民主党候选 | 32% | 42% | 34% |
服兵役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60% | 54% | 65% |
民主党候选 | 34% | 44% | 34% |
未服兵役 | 2016 | 2020 | 2024 |
特朗普 | 44% | 45% | 48% |
民主党候选 | 50% | 53% | 50% |
注:2016年大选出口民调,技术类学位对各候选人支持率空缺;最高收入一栏为25万美元以上,而另多20万至25万美元一档
投票从分散到集聚、民主共和两党竞争的白热化、进步与保守的鲜明对立
观察以上表格,首先可以发现,相较于2016年大选,2020年和2024年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得票相加的比例明显提高。2016年大选,投票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占总投票比例的94%,而2020年和2024年则都是98%。当然,各身份群体的投票也都集中向民主党与共和党。而三届选举投票率分别为60.1%、66.6%、63.9%,也反映投票热情总体上是提高的(2024年投票率降低有特殊原因,下面会再提)。
显然,美国选民最近两次大选都更加积极“选边站队”,而避免分散投票给第三党,以免投票浪费。这反映了美国选民政治观点的极化、投票更加功利化。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代表进步派和保守派,且各自都分别比以前更加左倾和右倾,美国选民分别投给这两党,也反映了美国进步与保守的鲜明对立。
性别:特朗普在男女选民中支持率稳定上升、在男性中获优势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两性支持率波动起伏、民主党女性身份牌的失败
2016、2020、2024三次大选,特朗普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支持者数量和支持率都小幅上升,在男性选民中一直保持一定优势,在女性选民中虽处劣势,但其在男性中的优势基本可以弥补差距。而且特朗普在男女选民中的支持都是稳中略升状态。
而民主党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支持率都较不稳定。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在男性中得票率比特朗普低了11%,成为其败选的重要原因。2020年拜登在男性和女性中得票比例与得票数,都明显高于希拉里。
2024年,哈里斯在男性和女性中得票又均较2020年拜登出马时有所下滑。虽其在男性中支持者高于希拉里2%,但又在女性中低于希拉里1%。考虑到2024年投票集聚性高于2016,哈里斯的表现还不如希拉里。哈里斯既在男性选民中明显落后于特朗普(落后12%),又没有得到女性压倒性支持(仅领先8%)。
民主党推出的希拉里和哈里斯这两位女性候选人,从功利性角度,可以说是失败的。女性作为弱势身份群体,本应像少数族裔一样凝聚起来,投票给支持女权和进步的民主党人尤其女性候选人。这也正是民主党所期望达成的结果。
但现实中,两位女性候选人虽获得各族群女性选民的合共多数支持,但并未唤起压倒性的、足以取胜的支持。甚至各族群中女性选民数量最多的白人女性选民,在三次选举中多数人都投给了特朗普(分别是53%、55%、53%)。而许多厌女的男性,反而受到女候选人女性身份刺激,倒向特朗普。其中白人男性更是在三次选举中均超过60%支持特朗普。或者说,民主党支持的女性“身份政治”,败给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男性“身份政治”。
发表过许多次歧视和侮辱女性言论、政策也显然不利于女性权利的特朗普,不仅得到多数男性支持,在女性中也一直有超过40%支持率,且在白人女性中还获过半支持。这样的情况令人深思。无论原因如何,都反映了即便美国女性,也有超过四成并不积极支持女性候选人、不支持女权主义。
可以说,民主党这些年来一直宣传的“选出美国第一个女总统”口号,以及女权主义理念与女性政治议程,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青睐、共鸣,还适得其反。在最近三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两位女性均失败(虽然希拉里赢了普选票,但领先也不多,且并未超过50%),而男性的拜登胜利,三人性别身份与胜选与否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半公开半潜伏的厌女氛围、对女性当选总统抵触的多数国民心态下的结果和表现。
婚姻状况:特朗普在已婚未婚群体中支持率均有提升、在已婚者中支持率明显具优势,民主党在未婚者中占优
三次大选中,特朗普均在已婚者中获得多数选票,且三次选举支持率都有攀升。已婚者对民主党的支持有所下降。而未婚者中多数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支持率没有明显提升,倒是特朗普在未婚者中得票有所增加(尤其比较2020年和2016年)。
这样的得票分野,原因在于已婚人士相对保守,其中多数人更认同特朗普及共和党主张的“传统价值观”、“家庭价值”,如女性做家庭妇女、多生育、反堕胎、反LGBT等。而未婚者更在乎个人自由、女性权利、支持捍卫堕胎权、支持LGBT等。或者反过来,支持特朗普的较愿意结婚,而反对特朗普的更多愿意选择单身生活。
根据三次大选的得票变动,特朗普显然在已婚较保守群体中巩固和提高了支持率。这说明共和党的政治理念、特朗普的政策,得到了已婚保守群体中多数人的认可。民主党虽也勉强保住了在未婚群体中的相对优势,但并没有将优势扩大。
当然,已婚人士中也有超过40%支持民主党,未婚者中特朗普支持率也有40%。不同婚姻状况对支持某个党派及候选人的影响,并不是一边倒的。但婚姻情况确实是影响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年龄:特朗普在年轻选民中支持率的增加、年轻人保守化极右化的忧患
三次大选,特朗普在4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有着显著的、整体性的提高。其虽然在40岁以下选民中支持率仍低于民主党候选人,但差距在迅速缩小,且18-24岁年龄段对其支持率提升最快。2024年大选,30岁以下青年人已有约四成五支持特朗普,是很惊人的。
以往,年轻人多数是左翼进步派、倾向支持民主党及更左倾的党派与人物,并对右翼较为厌恶。近年,美国年轻人虽仍然有许多左翼甚至极左翼,如一些人支持桑德斯、AOC等社会主义者。但同时,也有不少年轻人向右转,拥抱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新纳粹等。
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以前很多人觉得支持特朗普及右翼势力的,都是那些“老古董”、“老顽固”、“老右翼”,而年轻人不会被其蛊惑,等老一代去世、年轻人长大,美国将越来越进步、左倾,特朗普及右翼保守势力将越发式微。而这几次大选年轻人中特朗普支持者反而越来越多,打破了这种幻想。
年轻人“右转”不仅发生在美国。在欧洲、韩国、日本、印度、中东等国等地,都普遍出现。年轻人对建制有强烈反叛心态,曾经普遍选择极左意识形态反叛秩序。而在如今建制派普遍较左倾情况下,年轻人又选择右翼。而且这些年轻人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转向温和中右,而是民粹和极端化的右翼至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这些颇有煽动性的意识形态,对年轻人颇有吸引力。在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部分年轻人“右转”就发生了。这是很令人担忧的。
而美国民主党人,并没有有效巩固和扩大年轻人的支持度。虽然民主党在年轻人中支持度仍然略高于共和党,但升降趋势不容乐观。作为进步政党,不能得到年轻人压倒性支持,本身就反映了政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存在问题。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民主党在中老年人(尤其40-49岁、65岁以上)群体中支持率有所上升。 共和党则在65岁以上群体中支持率连续略降。这或许是因为共和党偏向激进右翼民粹的政策,让较为理性的中老年群体中部分人感到担忧,选择支持较温和的民主党。当然,中老年人整体上还是较保守的,对共和党的支持率略高于民主党。
族裔:特朗普在白人群体中获稳定支持、在非白人群体中支持率稳步上升;民主党在少数族裔中仍有优势,但支持率明显下滑;亚裔和拉丁裔的“右转”、阿拉伯裔的“弃权”和转向
三次大选中,特朗普都得到57%的白人(不包括拉丁裔)选民支持,可谓相当稳定。而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包括盎格鲁–萨克逊人(英裔)、爱尔兰裔、德裔、法裔、意大利裔、波兰裔、俄裔等),占到美国总选民的71%,可谓美国社会的“基本盘”。特朗普长期获得过半白人的支持,成为其胜选的最重要选票来源。特朗普及共和党坚持白人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白人优先主义的基本立场,在选举中得到了明显回报。虽然持较极端的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立场的共和党人及支持者是少数,但其他多数共和党人也选择了默认、合流,而非反对和杯葛。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非白人(有色人种)群体中支持率大幅提高。2016年大选,特朗普在所有非白人中仅获21%支持;2020年,上升至30%,2024年进一步提高到33%。而同时,民主党在非白人中支持率一路下滑,分别是74%、67%、64%。
在具体的各非白人族裔中,非裔是支持民主党及其候选人最坚定的群体,投给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比例也最低。但从趋势看,非裔投票给特朗普的比例也从8%上升到13%(哪怕2024年民主党哈里斯算半个非裔),投给民主党的从88%降低到86%。
非裔是种族压迫与种族歧视的最大受害者,也是美国种族平权和进步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非裔自1960年代以来,长期是支持平权的民主党的铁票仓。但近年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不少支持特朗普、支持“MAGA”的右翼非裔。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黑人身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类似于中国的“精日”、“支黑”)。非裔占美国人口13%,而美国总统选举向来胶着,部分非裔的转向,也助推了特朗普在2024年的胜利。
而亚裔、拉丁裔对特朗普及共和党的支持率提高的更是非常明显,亚裔从29%升至40%,拉丁裔从29%升至46%。相反,民主党在亚裔中的支持率从65%降至55%、在拉丁裔中的支持率从65%降至51%。
亚裔和拉丁裔同样受益于种族平权,也是盎撒及法德等欧裔白人族群霸权的受害者,曾经也是大多数都支持民主党。但许多亚裔和拉丁裔在价值观上偏向保守,例如重视家庭、倾向个人奋斗、小政府、低税收,一些亚裔和拉丁裔因母国左翼革命及造成的损害等原因,还有强烈反共反左情绪(这在越南裔和古巴裔中表现最突出,部分华人也有类似情绪)。特朗普及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反共主义,颇得较右倾的那些亚裔和拉丁裔欢心。
而亚裔和拉丁裔虽受益于民主党宽松的移民政策,但却倾向“上车就关门”,反而反对继续接纳移民和平权。相对于非裔等群体,亚裔和拉丁裔内部团结性和凝聚力差,还存在严重分化和内讧,且往往不在乎整个族群利益,而更在乎个人诉求。所以投票也就分散甚至相互对立。
而在占美国选民人数4%的“其他族群”,包括阿拉伯人、穆斯林、原住民等群体中,特朗普支持率从2016年的37%升至2020年的41%,2024年更是达52%,压倒了民主党。而民主党在2016年和2020年选举中,在这些“其他族群”中还有55%支持率,2024年则暴跌到44%。
特朗普和共和党在阿拉伯穆斯林等族群中得票率猛增,民主党则大跌,双方支持率逆转,关键事件是2023年底开启的加沙战争、以色列对加沙的血腥屠戮。而民主党一直支持以色列,虽也曾劝告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避免平民伤亡、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但更多的是给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在外交上力挺以色列。拜登和哈里斯都会见被国际法院通缉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对后者及以色列的支持。
这当然惹恼了美国穆斯林尤其阿拉伯裔人士。虽然特朗普和共和党在巴以冲突中更加倾向以色列,但此时毕竟在野。而且面对加沙人巨大的苦难、民主党的虚伪,很多美国阿拉伯裔、穆斯林、支持加沙的极左人士,也就破罐破摔,不再“顾全大局”支持向来亲近的民主党,有些放弃投票,另一些人宁愿投票给特朗普。虽然这些人加起来只有美国不到3%选民,但却在胶着的选情中起到关键作用。2024年大选投票率相较2020年有明显下降(从66.6%下降到63.9%),就和部分阿拉伯人、穆斯林、极左人士弃权有关。
自约翰·肯尼迪推动美国南方非裔平权至今的约60年,美国民主党一直以支持多元社会、种族平权、反白人种族主义作为党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同时,共和党一直对种族平权较为冷淡,还颇有异议。所以,美国非白人(有色人种)长期倾向于支持民主党。2016年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表现出的白人种族主义立场,更是让非白人(除了越南裔等特殊情况)更压倒性支持民主党。
但最近几年,包括2020年和2024年大选,美国非白人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投票选择,各有色人种之间及族群内部的政治立场更多样。虽然整体比例上,有色人种仍然更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但从趋势上,更多有色人种投给特朗普及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支持度则明显下降。
民主党无法稳固有色人种这个“基本盘”,无法有效处理有色人种各族群之间(如穆斯林和犹太人、印度人和锡克人)及各族群内部(如左翼亚裔/拉丁裔与右翼亚裔/拉丁裔)的矛盾,不能团结和难以足够有力动员有色人种。尤其在选情胶着情况下,民主党的动员力似乎总是“差了一口气”。
而且,由于民主党建制派希望团结美国不同族群和阶层,如希拉里、拜登、哈里斯都向中间靠拢,所以许多激进的少数族裔和极左人士拒绝投票给民主党以示抗议。虽然民主党倒是从高学历白人那里得到一些“补偿”得票,但不足以弥补从非白人及白人中下层流失的选票。民主党候选人的“向中间靠拢”的策略,从投票结果看,只有拜登取得成功,希拉里和哈里斯都失败了。
当然,最根本的是非白人(有色人种)自身的分化和立场转变。经历2016年民主党失败、特朗普胜利的打击,有色人种的“身份政治”不敌右翼白人、宗教保守派的“身份政治”。现实的失败动摇了其种族平权的信心,一些人转投胜利的特朗普、崛起的右翼民粹。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民粹观点也吸引了有色人种中的反建制者,哪怕长远对后者及整个有色人种并不利。
如果民主党找不到重新团结有色人种、争取各非白人族裔(尤其占比较大、右倾日益严重的拉丁裔和亚裔)的新办法、好办法,又无法争取近半数白人支持,未来很可能还会再输掉若干次总统选举及议员选举。
宗教:特朗普在基督教信仰者中支持率的稳步提升、民主党的日趋下滑,双方在其他宗教和无神论信仰者中支持率的摇摆、无神论者多数支持民主党,宗教群体整体的保守和厌女倾向
美国天主教徒、基督新教教徒、其他基督教分支群体信徒,占美国选民68%,是按宗教信仰区分的美国各群体中的多数群体。与占族群人口和选民多数的白人一样,宗教多数派的基督教徒多数支持特朗普,是特朗普两次胜选的重要原因。
特朗普在新教信徒中,三次大选平均支持率在60%左右,在天主教徒中则是55%左右。而民主党在新教中支持度一直低于40%,在天主教徒中则只有2020年拜登参选时过半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而希拉里和哈里斯两位女性参选时,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中得票率都明显偏低(尤其和天主教徒在2020年过半投给拜登纵向对比),反映了基督教徒整体保守、抵制各项进步主义议题、反女权、不愿女性成为美国总统的特点和政治立场。
而特朗普在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中得票在80%以上,是其最稳定的支持群体。而特朗普在白人基督徒中也整体获得70%以上支持率。这些支持者的支持是非常稳固、不因特朗普具体内政外交政策而动摇的。而民主党除了非裔群体、犹太人群体、LGBT群体尚有此支持比例,在其他各身份群体中都得不到如此压倒性和稳定的支持。而非裔和犹太人群体人口及选民占比却显著不及白人基督徒,意味着民主党坚定的基本盘规模弱于特朗普及共和党。
在其他宗教中,犹太人是被民调单独列出的。美国犹太人在三次选举中,70%以上支持民主党,且在2024年大选中78%投票给民主党。犹太人虽然只占到美国选民约2%,却对美国经济、金融、贸易、媒体等领域及美国政府内政外交政策有极为巨大的影响。犹太人也可以通过其庞大影响力,对大选及总统候选人产生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影响。虽然在巴以问题、以色列安全问题上,共和党更亲以色列,但美国犹太人更多受民主党族群平权、“政治正确”、反对反犹主义的好处,以及美国犹太人普遍左倾进步。而且民主党也是力挺以色列的(只是程度逊色于共和党)。
但在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等“其他宗教”信徒中,特朗普支持率呈上升趋势,2024年更为明显,34%其他宗教信徒投票给特朗普。而民主党只在2020年拜登执政时拿到68%的显著优势,另两次只得到62%和61%支持。虽然这些少数派宗教群体多数仍然投票给民主党,但趋势上更利于特朗普。
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原因。首先,穆斯林群体与之前所属阿拉伯人等族裔类似,因为民主党在2023年至今的以哈战争(伴随着以军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杀戮)中力挺以色列,引发了反弹。而无论穆斯林还是其他宗教信徒,与基督教徒一样,在2016和2024年支持民主党比率都比2020年明显较低,显然是他们中很多人不喜欢女性成为美国总统。虽然“其他宗教”信徒仍然有60%投给了希拉里和哈里斯,但与拜登得票的对比仍能看到宗教保守主义的显著影响。
而在无宗教信仰者/无神论者中,投票趋势正相反。2016年希拉里、2024年哈里斯,都得到比拜登更大比例支持,特朗普得到的支持则相应减少。显然无神论者更支持进步主义、更青睐女性成为美国总统。而美国无宗教信仰/无神论者比例在最近几年有明显提高,约占美国选民20%,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政治的力量。而这一群体对民主党的支持一直保持在65%及以上,是民主党的重大助力。
不过由于无宗教信仰/无神论者缺乏宗教那种组织和动员能力,又会使其影响力相对削弱,相同人数情况下往往不及宗教信徒的影响力。无神论者明显倒向民主党同时,宗教人士尤其保守派基督徒明显倒向共和党,所以无神论者对民主党的支持作用是有限的。
受教育程度:特朗普支持率和受教育水平显著的反比;技术与理工类出身者显著偏向特朗普的重要特殊情况;草根与进步潮流的脱节、精英与草根的脱节
在各维度群体支持率中,只有在受教育程度这一维度,特朗普支持率显著的、规律性的呈反比例趋势,民主党则成正比趋势。也就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对特朗普支持率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特朗普支持率越低。民主党则相反。
而从纵向对比,在“高中及以下”和“研究生及以上”群体中,特朗普三次选举支持率都是提升状态,且“高中及以下”群体支持率从2016年的51%,升至2024年的62%。
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者,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和分辨能力、依赖不可靠的信息渠道,容易被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势力利用和煽动,尤其容易被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欺骗,对于“奥巴马出生在外国”、“希拉里性侵儿童”、“气候变暖是谎言”等谎言易于听信。他们也易被右翼民粹的“狗哨言论(模棱两可的、具煽动性的、带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性质的言论)”所吸引,成为特朗普及其他民粹政治人物的狂热拥趸。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是各学历区间中对特朗普支持率最低的。但也有36%-38%的支持率,且连续小幅上升。这既说明大多数高学历者不支持特朗普,也同时说明一部分高学历者处于精致利己的利益诉求及价值观因素支持特朗普。
而在“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和“大学毕业”群体中,三次大选中特朗普支持率分别呈U型和倒U型变动(虽然变动幅度很小),也反映了未完整完成大学学业者对女性政治家较不欢迎、完成大学学业者较欢迎女性政治家的微妙差别。而是否完成大学学业,也可算是支持/反对特朗普占多数者的分水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副学士学位(美国技术类学校/综合性学校技术类专业毕业生所获专科学位)”获得者中得到较高支持率(2020年和2024年分别为50%和61%,拜登和哈里斯则分别获47%和41%,2016年数据缺失,但合理推测支持特朗普比例会显著高于希拉里),反映了技术类高校学生和毕业生普遍倾向特朗普的重要现象。2016年出口民调联盟未纳入此数据、之后纳入和单列,也反映了媒体对这一群体较独特政治倾向从忽视到重视。
这些技术类学校/专业及学生,主要集中于理工领域,人文社科学习及相关知识较少,更加认同特朗普及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价值观,也较青睐特朗普这样“不拘一格”的民粹人物,而排斥民主党的平等、博爱、平权、多元化等进步主义观念,较不认同民主党建制派政治家和建制体系。而纵向对比,哈里斯得票显著低于拜登,也反映技术类尤其理工系选民对女性政治家的排斥。而专科学校出身者占选民16%,是不容小觑的群体,为特朗普两次当选助力甚大,未来也会继续成为特朗普及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者。(不仅美国,中国和许多国家地区都存在这种情形,即理工系/技术类学科学生“川粉(特朗普支持者”较多)
美国不同程度和类型学历群体,对特朗普与共和党支持度的迥然不同,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精英与草根大众的之间的隔阂与撕裂。草根大众与时代进步潮流脱节,精英与草根脱节。这种脱节不是单向的,而是双方、多方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促成的。“脱节”体现在知识、价值观、利益取向、立场、对国家发展方向和内外政策等诸多方面。相互的脱节意味着相互的不理解,社会的不和谐,以及必然发生的冲突、剧烈的动荡。
性别认同与性取向:LGBT群体是特朗普最大短板、民主党女性政治家支持率最高群体
三次选举中,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群体都压倒性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投票给特朗普的较少。但三次选举投票支持比例也有差异。2016和2024年,特朗普得票率分别为14%和12%,希拉里和哈里斯得票是77%和86%。而2020年大选,特朗普在LGBT群体中得票率达23%,拜登得到了75%。显然,LGBT群体更倾向女性政治家、厌恶男性政治家。在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个男性对决时,LGBT对民主党的支持明显降低、对特朗普的相对厌恶感也降低。当然,拜登也是LGBT权利的支持者,但少了女性这一更易被LGBT群体接受的个人身份。
LGBT作为典型的少数群体,长期遭受歧视和边缘化。虽然自2010年左右,美国在内全球LGBT运动风起云涌、LGBT权利也得到一定保障,但仍然是脆弱的、易被歧视欺凌的。他们当然不希望排斥甚至迫害他们的右翼至极右翼势力执政,而与支持LGBT权利的左翼和极左翼亲近。LGBT群体是相对较稳定支持民主党的群体。但民主党派出较中间派的男性参选,其在LGBT群体中支持度也会有所下滑。
反过来,三次大选中,特朗普在非LGBT群体(顺性别异性恋)中两次领先,只有与拜登对决中没有拿下多数。可以说,整体上,非LGBT群体倾向支持特朗普,虽然领先优势不大,但却占美国选民93%。特朗普在顺性别异性恋、白人、基督徒等占美国多数的群体中取得多数支持,反映了美国“基本盘”较右倾保守的事实。特朗普哪怕在“基本盘”领先不超过5%,也足以战胜在少数派群体中领先超过20%的民主党候选人。
收入:特朗普在中偏低收入群体中支持率的日益上升、在高收入群体中支持率有所下滑、在中间及中偏下收入群体中领先,特朗普“草根”优势日增,民主党在“精英”所获难以弥补
三次大选中,特朗普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选民中支持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在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群体中支持率增幅最大是在2020年大选,而在3万至10万美元群体中支持率增幅最大是在2024年大选。而在10万至20万、20万美元以上群体中,特朗普支持率则整体略有下滑。不过,特朗普在10万至20万美元收入群体中,获得了三次选举中各收入群体中最高支持率(57%),有些耐人寻味。
2016年大选,各收入群体投票倾向,与传统的民主党共和党得票分布较吻合,即中低收入者倾向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党,中高收入者倾向低税收低福利的共和党。
但到了2020年,中低收入者对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支持率略有增加。2024年大选,除低于3万美元收入的群体仍多数支持代表民主党的哈里斯(哈里斯领先4个百分点),收入在3万至10万范围内的群体(占选民的48%)支持特朗普的已过半数,领先民主党哈里斯6个百分点。
而在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中,特朗普支持率略有下滑,而支持民主党的比例则明显上升。这侧面说明曾经弃权或投给其他第三势力的高收入群体,普遍选择支持民主党。另外,年收入10万至20万的较高收入群体,在2020年大幅靠拢特朗普和共和党后,2024年又明显倒向民主党。
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依靠的是中高收入者的相对支持(虽然支持很微弱,但考虑到当时特朗普知名度、克里斯马化还不严重,却仍然能超过希拉里,已算表现优秀)。而2024年,则是依靠收入在全美排15%-50%这一中间偏下(但又不垫底)收入群体的支持获胜。当然,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整体上在各收入群体中支持率相差并不悬殊,在三次选举多个收入段还呈胶着状态。
而收入和阶层、学历,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整体而言,收入较高的,学历也相对较高。结合前面展示和分析的、特朗普在不同学历群体中支持率对比,可以看到特朗普在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接受大学教育但并未完全完成大学教育者中得票领先。这也和其在中等偏下收入者中领先相一致,两个群体有很大重合。低学历者、低阶层人士,往往更容易听信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反智反科学观点、阴谋论、反精英、反全球化等论调。即便在社会福利方面民主党政策更有利于其,但在价值观等方面与特朗普及民粹共和党人合拍,于是整体“向右转”,从支持民主党居多到支持共和党占优。
相反,普遍高学历的高收入者,就比较不信和反对特朗普的反智反科学、阴谋论、反精英、反全球化等言行,其中原来立场右倾、支持共和党的,面对特朗普和MAGA“美国优先论”民粹力量,部分人转向支持全球化和建制派主导的民主党,投票给拜登等传统政客。但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最高收入区间群体只占美国选民7%,显著少于支持特朗普者占多数的年收入5万至10万美元区间的群体(占美国选民32%)。
可以说,不同收入群体对特朗普及其对手支持率的差别,很大程度是受不同学历的影响。当然,收入本身既收入反映的阶层及经济处境的影响也很重要。但近年两党支持者都更看重价值观,而非经济政策对自己的直接损益。只有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最低收入群体)明显较支持民主党,显著的与经济状况及两党福利制度有关。不过这一群体在2020和2024年大选中,也都有46%投给特朗普,反映右翼民粹在最低阶层和最低收入区间者也有强劲影响力。
不同收入群体投票倾向的变化,并不只是学历问题。美国中下层民众的价值观本就偏向保守,之前更多看重社会福利而较多投给民主党。但如今更加重视价值观,宁可放弃福利也要白人、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价值观。而对身份认同和人生价值满足感的需求,并不是金钱可以替代的。而高收入者中也有很多人,支持民主党进步政策,以及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人类永续发展,宁愿接受更高税率,而反对经济和税收政策有利于己的特朗普。
根据不同收入、学历中特朗普及其民主党对手得票率的消长,也可以说,特朗普在“草根”中支持率日益提高,在”精英”中支持率有所下滑。这与长期以来“草根”更支持民主党、”精英”更支持共和党,形成显著的反差。
当然,中低收入者中也仍有45%支持民主党、高收入者中也有超过46%支持特朗普。三次大选,除个别次选举中极少数区间,双方在各收入群体中的差距都小于10%,也说明收入对于政治倾向的影响整体看是较小的,比族裔、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等对投票倾向的影响都要小一些。
居住地:特朗普在乡村、中部南部、内陆地区占优,民主党在城市、东部西部、海岸地区占优,在郊区等地双方胶着,三次大选得票变化与整体一致;美国城乡、区域间撕裂有加剧趋势
根据选民居住区域划分的得票比例,可以看出特朗普在乡村一直保持60%左右的得票率,民主党则平均不足40%。而城市正相反,特朗普支持率一直不超过40%,民主党则维持在60%左右。
而位于城乡之间、占选民近50%的郊区,双方选情非常胶着,三次大选都是在郊区赢得多数的候选人胜出。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普选票不及希拉里,但在郊区也赢得49%得票,压倒了希拉里的45%。拜登则在郊区选民中击败特朗普(虽然仅领先2%,比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3.5%的优势小很多)。2024年大选,特朗普拿到了51%的郊区绝对多数选票。
而根据三次大选趋势,民主党三位候选人和共和党的特朗普,在城市、乡村、郊区得票整体是稳定的,这三类区域在2016-2020-2024三次大选中,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得票消长及对比,与特朗普及民主党候选人在三次大选整体上的得票消长相一致,没有显著的扩大和萎缩。民主党在城市大优、特朗普在乡村大优,双方在郊区胶着(特朗普略有优势)。
自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各国,城市都是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核心地带。几乎决定着各国及全人类发展方向、引领世界的潮流。而广大乡村和农民则被相对忽视。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很多民众也追随城市政治风潮和做出政治选择,虽然偏向保守,但并不根本性的与城市对立。
但自从右翼民粹主义在各国兴起,乡村就成了支持右翼保守民粹力量的大本营。从印度、土耳其,到匈牙利、法国、德国、波兰,以及美国,持民族保守主义的各右翼民粹政党都在乡村得到显著支持。而乡村地区巨量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其对选举的作用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大城市。于是,许多保守民粹政党在首都在内大城市处于少数,但凭借“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上位。匈牙利的欧尔班政权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几乎每次选举都在首都布达佩斯失败,但匈牙利多数乡村选民都投票给他的“青年民主主义者同盟(青民盟)”及其盟友,连续多届皆能执政。
在民主社会,每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每个乡村民众与城市民众一样拥有同等权利。但许多支持保守民粹的选民投票往往并不是理性的,是易被利用、常常不顾长远和全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但反过来,也是城市精英、政客、知识分子忽略和轻视(甚至歧视)乡村民众的情感和诉求、与乡村地区及这里的广大人民脱节,导致的反噬。而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乡村选民投票倾向保守、对各国政治民粹化的影响,仍然会持续。
而不同方位区域的支持率,则是既有固定性,也略有变化。民主党三位候选人都在东部(2016年民调为结果为“东北部”)和西部以54%-56%明显领先,特朗普支持率约40%;而在中部和南部,特朗普以约51%-53%领先民主党的45%-46%。
根据美国国内自然和人文地理划分,也可以说,民主党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等人口稠密的沿海狭长地区,尤其东北部以纽约为中心、西南部以加州西部为中心的地区,显著领先;特朗普则在面积更广大、但地均人口较稀少的中部内陆(包括日益衰落的传统工业区、“锈带州”)、地理和文化与东西海岸相异的南方内陆(田纳西州及以南)与沿海地区(如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有着较大优势。民主党领先的东、西两大区域,占美国选民41%,共和党领先的中、南区域,占美国选民59%。
根据几年来各区域支持特朗普及民主党的选票比例变化,可以看到,特朗普在中部内陆和南部的支持率都有扩大趋势,民主党在南部的支持略有萎缩;民主党在西部支持率则略有扩大,尤其在2024年民主党输掉普选票情况下,哈里斯在西部得票比例仍然略高于赢得普选票的希拉里。而特朗普在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传统较浓厚的美国南部(大致在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为四边角、及边角之内不规则四边形区域)最具优势(当然这里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多数时候都支持共和党),且优势日益扩大。而特朗普在中部“锈带州”优势虽相对较小,但这块曾经多数支持民主党的地带转向共和党,本就是特朗普胜选的关键。
根据不同居住地选民投票情况及趋势,美国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之间、不同区域公民之间,政治倾向的差异明显且固化,各区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差距还略有扩大趋势。较为进步、多元化、现代化、发达的城市、沿海,多数人支持民主党;较保守、白人为主、传统、经济不景气的乡村、内陆,以及美国特殊的、白人至上主义气氛浓厚的“南方地区”,更多人支持特朗普及共和党。
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及撕裂的日益加剧。而且相较于不同收入、宗教信仰、性别认同等混居同一地理区域的不同群体间的差别,不同区域(尤其不同方位地域)的居民之间的差异与撕裂,更可能促成美国国家共同体的崩溃。去年美国电影《内战》就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国各州因政治立场差别,导致美国分裂和内战的担忧和假想。
而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议员选举,均实行按区域划分选区、选区内“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更容易让各选区、各地域“红者越红,蓝者越蓝”,对内压制少数、向外与异己区域对立,还影响选民尤其少数派的投票热情。而美国本就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权力巨大,又有南北战争这一国家一度分裂和内战的前例。而美国左翼右翼、民主共和两党,又高度对立,且特朗普及共和党民粹政治主张和执政政策颇为极端。所以,人们担心未来美国将分裂甚至内战,并不是杞人忧天。
服役情况:特朗普在有服役经历者中优势明显,民主党女候选人在有服役经历者中显著落后,特朗普获服役者多数支持对其当权的潜在益处
三次选举中,特朗普在有服役经历(正在美国军队或国民警卫队服役,或曾服兵役现在退役)的美国选民中,都得到了明显多数支持。其中,对阵希拉里和哈里斯的两次大选中,特朗普在有服役经历者中获得60%和65%支持率,而希拉里和哈里斯都仅获34%支持率。而2020年大选,特朗普也获得服役者54%得票率,胜过拜登的44%,但差距明显收窄。而在未服兵役者中,特朗普三次都处于劣势,但劣势并不大。
这不仅与特朗普三次大选整体得票趋势有关,也和特朗普对手性别有关。有服役经历的美国选民,男性占多数(美国军队男女比例为6:1,将军中男女比例为11:1),较保守,强调纪律和男性气质,较不乐见女性成为美国总统和三军统帅。在美国各职业中,军人、警察等强力机构都偏向保守和男性化,有一定的性别歧视甚至厌女倾向。
有服役经历者虽只占到美国选民13%-15%,但也属于颇为重要的力量,足以抵消希拉里等民主党候选人在一些少数群体中所占优势。而且,军人作为美国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参与者,其政治立场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美国军人普遍倾向支持特朗普及共和党、较少投票给民主党,反映了多数军人对民主党政策的不赞成甚至反感,而对颇为民粹的特朗普的认同、对其一些出位言行并不在乎甚至支持。
这也意味着,即便特朗普做了很多“离谱”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和稳定,军队也不太可能发动或支持推翻特朗普的政变。即便部分军方高层反对特朗普一些损害美国利益的军事、内政、外交政策而试图抗命、政变,不仅违反美国宪法,还会遭到更多军人抵制而难以成功。特朗普及共和党民粹势力的统治地位也更无后顾之忧。
其他:省略的更细分群体的民调、对差异与变动性的侧重、投票前预先民调的偏差及“羞涩的托利党”效应
三次大选的出口民调,除涉及对以上身份群体的划分和调查,还有若干其他身份群体划分和调查,如将宗教信仰、种族、年龄等多身份重合,调查“白人基督徒”、“非裔基督徒”、“18-29岁白人男性”、“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等。这些更复杂、更细分的身份群体及投票倾向也很重要,但过于庞杂,本文除做一些特别引用外,不再一一列举和详细对比。
本文对于各身份群体投票数据的评析,以讲述分析不同群体间对特朗普及民主党支持率差异、三次大选变动为主,所以相对突出了这些“差异”和“变动”,而对各群体中对特朗普或民主党一方支持率相对少数或变动不明显的占比者情况,着墨相对较少。这并非是相关群体不存在、不重要,只是本文主要谈差异和变动,无法将各身份群体所有倾向及三次大选有无变动者都同等关注度的列举分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本文引用的选后出口民调数据,美国各媒体和调查机构在大选前的若干预先民调数据,普遍高估了民主党候选人、低估了特朗普。如2024年大选,选前民调结果大多数都是哈里斯领先,但最终特朗普赢得胜利及普选票相对多数。2020年大选时,许多媒体和民调机构也过高估计了拜登的领先优势。而2016年希拉里更是在普遍预测胜利下输掉选举,虽然普选票多于特朗普,但领先也并不明显。尤其对于决定选举胜负的几个州选举人票归属的民调,显然是严重失误了。
这反映了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民调及日常隐藏了对特朗普的支持倾向,或姿态上反对特朗普但内心支持特朗普、在最终投票时遵从内心深处的想法。因为特朗普许多主张“不政治正确”,支持者倾向向他人(包括民调人员)隐瞒真实想法。而且在“羞涩的托利党”效应下,保守派往往不如进步派积极表达政治立场。虽然大多数人在民调中还是说了真话,但哪怕一小部分隐藏真实观点,就会导致严重误差。而对特朗普潜在支持者的轻视,也是民主党两次败选的重要原因。
综述:特朗普在多数派群体中支持稳定,又获极右和民粹加持;民主党基本盘不稳,在若干少数派群体中遭遇“跑票”严重;三次大选反映美国民意右移,草根与精英对垒、美国撕裂、保守民粹兴起,改变美国社会、冲击世界秩序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看到,在不同群体中,代表共和党参选的特朗普和三位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有着明显的差异。特朗普在白人、基督徒、异性恋者、非LGBT等占美国公民/选民多数的“主流”/“多数派”群体中有显著优势。而民主党候选人则在非裔、犹太裔、非基督徒、LGBT等“少数族裔”/“少数派”群体中压倒性领先。但少数群体占总选民人数较少,民主党即便有压倒性优势,也难以显著领先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双方在各群体的总支持率/平均支持率呈胶着状态。
而在涉及多数派和少数派之外的各性别、年龄、收入为区分标准的群体中,民主党候选人和特朗普各有胜负。特朗普在男性、中年人、中等及中等略偏下群体、乡村居民中有优势,民主党在女性、青年人、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城市居民中领先。民主党和共和党双方,其中一方在某群体中有优势,往往就在于此群体有明显差异(或身份对立)的另外群体中落后于另一方,反之亦然。
而从横向看,三次选举,特朗普在大多数群体中支持率都呈曲折上升趋势。尤其2024年大选,在绝大多数身份群体中得票比例都高于2016年和2020年。这也和特朗普整体得票比例上升一致。
而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在男性、基督徒、服役军人等群体中得票率显著高于2020年,而民主党候选人这两次得票率显著低于2020年,不仅在于整体选情/得票率的起伏变化,还显然和这两次选举候选人为女性,美国一些群体有突出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思想有关。而整体得票率的波动,也与候选人性别有一定关联。多数美国人并没有打算选出一位女性领导人(希拉里得票也不过半)。
在三次选举中,特朗普在多数派群体中的优势支持率都较稳固,而民主党在一些少数派群体中的压倒性优势却有萎缩趋势。如民主党在非裔、亚裔、拉丁裔等少数族群中的支持率,以及在中间偏下收入群体等“草根”群体的支持率,都显著下降,而失去的支持基本都倒向特朗普。民主党的“基本盘”不再坚定,让民主党变得脆弱。而特朗普在多数派群体中得到的虽非压倒性、但约六成的支持,足以在与民主党的竞争中占优、以逸待劳。
相对于特朗普及共和党在多数派群体中支持率的稳定性,民主党依靠的部分少数族群对其支持是很不稳定的。2016年希拉里的败选,就和极左势力反对她在女权、LGBT、种族平权、财产再分配等议题上不够激进而拒绝投票(甚至投给特朗普以示对希拉里和民主党的抗议)有关。而2024年,极左翼、阿拉伯裔、穆斯林又因为巴以问题拒绝支持哈里斯,一些人放弃投票,还有部分人投票给特朗普。这对选情胶着、双方支持率不相上下的2024年大选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色列攻击加沙的“蝴蝶效应”,成为影响美国大选的“黑天鹅”,令各方尤其民主党人始料未及。
多年以来,民主党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包括中左、中间派、极左在内的多元化支持体系,甚至也在拉拢中右势力,既扩大基本盘,又打造包容性的政团、多元的美国社会。这样的理想是美好的,但这些年民主党折中调和政策的实际推行,并没有得到多少中间派的青睐,又让激进左翼反感,支持率反而下降。民主党三位总统竞选人,只有拜登成功争取了中间派支持击败特朗普,希拉里和哈里斯同样的策略却都失败。
直接原因是,拜登有成熟政治家的高超手段、个人魅力,处理冲突和协调多方的能力很强,能够吸引中间选民、本来立场不同的选民支持,从极左到中间立场甚至温和共和党人都有不少支持拜登。而希拉里和哈里斯即便努力拉拢各方,总是过于生硬,难以吸引政治光谱上更广泛力量的支持,而只局限于民主党基本盘、中间偏左人士,极左和中间派都不支持她们。当然,也和拜登为男性,希拉里和哈里斯为女性,而多数美国国民还是倾向男性成为总统有关。而民主党失去不少中间派选票,也是美国政治日益极化,中间派数量和影响力萎缩的某种必然结果。
而特朗普、共和党高层中的激进右翼、民粹派,则选择近乎无限度取悦极右势力,包括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极端保守主义者、极端自由放任主义者、阴谋论者、排外主义者等,并成功获得了美国极右和民粹分子的大力支持。许多曾经不参与政治、选举不投票的极右人士和其他泛保守派人士,纷纷出来投票支持特朗普。而且不像极左动辄“杯葛”未达到自身要求的民主党人,多数极右人士往往只要在部分议题(如放开枪支管控、取消种族平权、打击非法移民等议题)上得到满意结果,即支持特朗普与共和党。
而同时,特朗普及共和党并没有失去中间偏右的温和右翼选民的支持。大多数中间偏右和温和右翼,虽也并不很喜欢极右与民粹,但更反感激进左翼、更反对民主党进步政策,对美国日益左倾非常警惕和不满,宁可和极右站在一起支持特朗普。虽也有一些中右立场选民倒向民主党或弃权,但只是少数。而共和党高层也只有个别人(如已去世的参议员麦凯恩、国会众议员利兹·切尼等)明确反对特朗普。
大多数共和党温和派和建制派骨干分子、中右翼的普通美国人,都选择无视特朗普和极右民粹的各种“越位”,选择投票给特朗普及共和党,起码基本盘没有动摇。这从特朗普三次选举得票数一直上升(包括输给拜登那次),就可侧面看出。而从副总统等特朗普内阁成员,到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及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对特朗普及右翼民粹大多数政策都选择了支持和配合(而没有抵制)。建制右翼和民粹右翼、精英右翼和草根右翼,为反对民主党及进步主义,充分的团结了起来,而没有因内部分歧相互杯葛。
两厢对比,共和党在稳固基本盘同时,支持者范围和数量还有扩大;民主党则基本盘都不稳,时常发生“跑票”,又难以在本就不占优的选民群体中拓展新的支持力量。
而三次总统选举,特朗普及共和党赢得两次、民主党仅赢一次,而2016年以来共和党掌控参众两院时间及胜选次数也略多于民主党,反映了美国政治钟摆明显右移的趋势。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选举获胜同时又拿下参众两院主导权,反映了右翼的支持并非只因特朗普个人,而是对共和党代表的右翼保守价值观的认同。
17年前的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当选总统,布什和共和党八年执政结束,美国政治钟摆左移。而2016年,希拉里虽然赢得普选票多数,但被特朗普以普选票较小差距、选举人团优势获胜,已反映了美国右翼(尤其反建制、民粹主义的、区别于建制右翼的“另类右翼”)崛起的事实。拜登依靠团结中间派选民击败特朗普,也并不能扭转这一现实。而2024年大选特朗普拿下普选票多数,更反映了美国右翼支持率已超过左翼的基本事实。这同时意味着进步主义的连续受挫。
面对特朗普强大的影响力、遭遇挫折(2020年大选)后又卷土重来的强劲势头,民主党始终没有可以争取美国多数人支持的有效策略,更没有长期稳定的优势支持率。民主党不断重复特朗普及共和党人右翼民粹主义的危害,人们已经听的疲乏、如人体产生“耐药性”一样在不断警示下反而日渐麻木。政治极化下摆事实、讲道理,已不能说服多数选民。甚至一些美国人在民主党“陈词滥调(哪怕是正确的重复性言论)”下,逆反的投给特朗普和共和党。
而少数派族群和极左人士,因为处于脆弱且时常遭受侮辱与损害状态,容易因诉求不被接纳等原因而杯葛建制派主导的民主党(这种杯葛行为,从理智上不利于进步大局和这些弱势者自身利益,但是从情感上细思、尤其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也让民主党所获支持很不稳定,时常“后院失火(虽然严格说,极左势力并不是民主党‘后院’,但确实容易让民主党在被右翼反对时,又遭极左从另一侧攻击)”。
美国这三次大选,也反映“身份政治”的无处不在。虽然各身份群体投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体仍然是按照不同族群、信仰、阶层投票,且有些群体政治立场更加固化,内部趋同而与异质群体对立。这显然是不良的政治现象,只会让美国社会更多撕裂和冲突。
而这三次大选和最近十年的美国政治动态,也在反映美国“草根”和“精英”、乡村与城市、民粹与建制的对垒,越发显著和激烈,将世界最强大民主国家为人忽视的巨大内部差异暴露无疑。而这样的“草根”与“精英”的撕裂与对立,又和种族、性别、宗教等问题交织,对立冲突更严重和复杂化。虽然这样的差异早已有之,但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也没有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才让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到今日的地步、美国政治变成现在难以收拾的模样。对此,无论是催化矛盾的野心家和民粹头目,还是精致利己、与基层脱节的建制精英,都要承担罪责。
2016年至今的三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及容纳了极右民粹的共和党两次胜出,极大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国家发展方向,颠覆了旧的由建制派政治家主导的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状态。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触角伸及全球的霸权,其政治变动也波延世界。特朗普与美国极右势力强烈冲击了数十年来基于和平、多元、包容性的世界秩序(并且未来可能彻底颠覆这样的秩序),让全球保守民粹回潮、丛林主义还魂,如促成欧洲及亚非拉右翼民粹的进一步崛起,以及全球基督教保守派、白人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及不同族群和信仰者的相互对立冲突。未来的美国和世界,将更多动荡不安。而弱势族群和少数派群体、因先天条件或后天环境而身心较脆弱的个体,是动荡中的主要受害者。
参考来源: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it poll results
http://2016.elections.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voter demographics (exit polling)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it poll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