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逝世：华人精英命运的浮沉与公共责任心的消逝

 8月4日，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美国逝世。消息一出，全球各地华人纷纷哀悼，中国大陆、港澳台、新加坡受惠于李政道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普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他。

 

   李政道先生仙逝，得到各方隆重的悼念，不仅在于他在物理学上的功绩，也在于他作为华人，对于陆港台新科研的帮助、对中国和全球各地华人学子的提携、人才的培养。李政道虽在1962年之后即成为美国公民，但他从未忘却家乡和自身华人身份，对于大中华各地的科研与教育贡献极大。

 

   李政道先生个人的命运，也颇为传奇和跌宕。李政道在生长在残酷的抗战岁月，学业多次中断、辗转多个学校，战火中生命也受到威胁。但李政道仍然顽强的学习，得到名师的提点，有幸赴美深造。1957年与杨振宁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1950年代初，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出于报效国家的热情和“新中国”召唤，从美国赶回中国大陆，想施展才能和造福人民。可后来二十多年政治运动，让这些人吃尽苦头（包括李政道的好友巫宁坤），有些人更是死于迫害。而李政道却敏锐觉察到了回国的危险，留在了美国。

 

  这不仅让他逃过死劫，更让他有机会发现“宇称不守恒”、得到了诺贝尔奖，及取得其他诸多科研和教育成就。这不得不说是他的幸运。若他回国，即便不被严重迫害，也断然无法取得如此成就。即便像钱学森那样为权力唱赞歌、做侧翼，得到保护和优待，也只能“吃老本”而无任何新成果。

 

   到了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转暖，李政道又积极访问大陆，并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接见并相谈甚欢。会谈中，李政道成功劝说毛泽东同意成立培养前瞻人才的大学少年班、建立一系列科研机构和设施、开启1949年后冰冻的中美科技交流。

 

   改革开放后，李政道更是积极为中美学术交流牵线搭桥、跨越大洋两地奔波。这又反映了他的应变与智慧、对于中国科研事业和人才培养的关心和付出。

 

   可以说，李政道是促成中美几十年来学术和科研交流的中流砥柱。若那时没有李政道、没有李的努力，中美科教交流虽仍会破冰和进展，但一定大打折扣。

 

   而李政道之所以如此致力，根源在于他对祖国深深的爱、对同胞的责任心。虽然从国籍上李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但这是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以及特殊的国际形势和微妙的中美关系所致。李政道既热爱美国，也热爱中国，两个国家都是他的祖国。

 

   而李政道在美国的朋友、同事，如杨振宁、吴健雄、丁肇中等人，同样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都在中美关系转暖后相继访问中国大陆，为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们也对美国、全人类的发展进步，立下不朽的功勋。

 

   但另一些在1950年代就从美国返回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很多曾经留洋、1949年后一直都在大陆的中国文理学者，却经历了他们不曾预料的浩劫，受尽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如赵九章、姚桐斌、萧光琰等，甚至自杀或被打死。侥幸活下来的，也遍体鳞伤、错过了人生、错过了世界的飞速发展，再无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了。他们的才华和潜力与李政道等人没有多大差别，但却因为选错回国时机和残酷的政治运动，毁灭在时代的疾风骤雨中。

 

  也有更加特殊的例子。同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高锟和崔琦，是在1950年前后从大陆逃往香港，在香港和英美学习，分别成为全球电子电机和固态物理领域的佼佼者，并分别在1998年和2009年荣获诺奖。

 

   而他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则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吃尽苦头，其中崔琦家乡河南还发生大饥荒，他的许多亲友饿死，幸存者也在极端贫困中度过几十年，他的堂哥一度乞讨以果腹。现在保留的崔琦故居，仍能看到他家庭当年的贫困破败。高锟和崔琦，是他们家乡人中最幸运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天赋异禀，最决定命运的是他们逃到了香港。且他们如果晚几年再准备逃港，干脆就逃不掉了。

 

    李政道的人生和他朋友、同仁、同胞们的境遇，反映的是20世纪祖籍中国大陆的华人精英跌宕的命运、不同选择者的歧路。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代的中国精英和海外华人华侨，普遍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报国志向，崇尚民主与科学，也身体力行通过钻研文理知识、投入科研和实业，以拯救内忧外患的国家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华人遭受巨大伤害同时，也更加凝聚了全球华人共同体。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士人的公共责任心与民本意识，也有“经世致用”的务实价值观。民国知识分子将这种责任和意识，潜移默化于心、实践于行。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即将揭开汉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页。

 

   但之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的变动，让包括华人精英在内的世界华人撕裂与内讧。留在（或返回）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更是在一轮轮政治运动中饱受摧残。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欧、东南亚的华人精英，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悲欢离合，有着迥异的人生命运。

 

  到了1980年代，红色的暴风雨终于过去，离散各地的华人重新有了连结与部分凝聚，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与文教科学事业也得以重启，港澳台和新加坡等其他华人占多数地区也在高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经济与科技实力较量成为国际竞争主旋律的新时代，华人勤劳、重视文化教育的特点，让大中华地区经济与科技得以迅猛发展进步。港台新和美欧的华人学者，也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发展与连结恢复的喜人境况背后，还有诸多的悲哀与遗憾。那些在中国“前三十年”饱受摧残的知识分子，许多已含冤长眠，幸存者也备受打击，迟来的平反难以完全恢复他们的身心。1989年的六四事件及前后的几次政治波动、中共继续压制言论自由与阻止公民参与政治，也继续打击着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与愿望。

 

   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在专制体制和这些运动破坏下，学术与科研领域弊病丛生，大量的研究空白、弄虚作假现象泛滥、谄媚达官显贵和公权力、唯上意马首是瞻、缺乏通识和创造力、有才能却无德行、身为科学界人士却反智迷信等后遗症，时时发作并影响至今。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更多是中国大陆“触底反弹”及港台与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反哺，中国内生的创造力和科教底蕴已被破坏，一些成就也依赖于中国巨大的体量，人均科学进步成就可谓一片荒芜。

 

   中国专制压迫和残酷的政治运动，制造的苦难与撕裂，还让中国人和许多海外华人普遍变得犬儒化、自私自利，丧失了道德信仰，不再真诚关怀同胞/他人疾苦，没有了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而且相较于民国时代成长、在“新中国”饱受摧残仍然保持爱国心的老知识分子，后来的国人包括当今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更加自利，一些人还明显堕落。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精英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青年人是未来的希望。而中国精英阶层的犬儒利己、趋炎附势，新一代青年学子或被洗脑为忠君爱党者、或醉生梦死，是中国经济民生沉疴痼疾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公不义愈演愈烈、国民普遍消沉的重要原因。当这些最有知识、判断力、发声条件、公共地位的人沉默，甚至附和黑暗、为虎作伥，其他人又如何有能力改变现实呢？

 

  另外，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和港台之间、全球华人之间，因为利益和意识形态等原因，逐渐分化和对立。曾经的“大中华”不再有那么强的凝聚力，新一代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对于中国大陆不再抱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有意疏远、对立、敌视。

 

   吴健雄、高锟、余英时、李政道这些民国时成长、历经跌宕仍然对故乡故国抱有深厚感情的学界泰斗，相继故去。其他仍然健在的同时代知名学人，也寥寥无几且时日难多。这些人故去后，新一代的华人知识分子，无论一直在中国大陆就学与生活，还是港台学人、美欧华裔精英，恐怕都很难有老一代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对同胞/同族的同情关怀。

 

   这是很让人伤感的，也让笔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及与发达世界的连结更为悲观。但这又难以改变。“精致利己主义者”及中国学术科研中各种弊病，中国大陆以外华人的身份认同的异化，也是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造就，并非唤起当事人主观的爱国与责任心就能扭转。对许多知识分子而言，“精致利己”是险恶环境下明哲保身的必要；对港台新一代知识人，其迥异传统大中华的本土身份认同，也有其理由和不得已。这些笔者都能够理解。在大环境塑造和潜移默化下，个体很难坚持独特主见、逆势而行。

 

  但笔者还是希望，新一代的中国人和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精英，应向李政道、杨振宁、崔琦、吴健雄、许倬云等前辈那样，不要忘记自己血缘与文化的根底，不要离弃仍然生活艰难的故乡同胞，有出于家国情感和人道主义的责任感使命感，对全球华人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尤其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区域，多一些关怀和协助。

 

   李政道先生去世了，他的精神不灭，贡献长存。在此笔者也向他致以敬意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