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未竟战场》

                                               （一）

 

 

 

 

這場二十一世紀初在烏克蘭打響的俄烏戰爭與公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系嗎？有的，纏定國際政治關系的定律從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城邦間以兩個型向不同的強國----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城邦聯盟間燃起戰爭烽火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人能撼動過，直至今天，我們對國際關系極端形式的研究也沒能超出對這場戰爭給後世所帶來的影響-----這是人類發展史的悲哀，所以這場俄烏之戰必然地就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有着緊密的本質性的關聯。

 

 

有鑒於曆史上各場帶有地域集團利益性質的戰爭都會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相同的本質甚至形式，所以我們說通過伯羅奔尼撒戰爭智者為後人所發現的國與國之間之所以會發生戰爭的邏輯以及其中蘊藏着的必然鐵律也當然地成了今天所有國際現實主義政治的開山鼻祖。總結出這樣的鐵律和概念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雅典人修昔底德（前460----前400），這里我還要介紹給大家的是他的戰爭鐵律和國際政治概念還擁有的一個無上的榮譽：現代現實主義思想之源，可見他的思想流傳之廣，思想基礎之堅實。

 

 

是的，修昔底德所看見的世界在政治的層面上至今仍然延續着，仍沒有翻篇，借用他的思想我們仍然可以解釋今天的世界政治。修昔底德作為當時雅典上層的精英分子對這場戰爭是有過許多的觀察心得的，最為人熟知的是他的“大國陷阱”論。他認為大國間的競爭最後將無可避免地會以戰爭的手段來解決。我們就借當下的俄烏戰爭來看看今天行進在烏克蘭土地上的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以前我已經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分析過這場俄烏戰爭的宿命性。現在再從地緣因素以外的人為因素去看看這兩場場戰爭的同質性。

 

 

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當時在古希臘存在着對立的兩大霸業軍事集團，一個是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個是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猶如現在的美歐的北約和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這兩個集團在形成之前也猶如今天的東西方集團在形成前一般美俄曾經是聯手擊敗法西斯德國的盟國----雅典和斯巴達曾經是結盟的城邦，在公元前480年一起打敗過當時的波斯帝國，之後即各自組成了以己為中心的聯盟集團。這樣的相似性----在打敗雙方迫在眉睫的共同敵人後即以各自的國家利益而結成利益集團繼續對峙的東西方，古今相對照在利益結構的取向上有極大的相似性。

 

 

當時的雅典是個面向海洋的外向型國家，而斯巴達則是個政治保守的內向型國家，一如今天的歐美國家集團和以俄羅斯為代表的中亞集團。國家的型向不同，利益取向自然就不同，但各自的行為方式卻極為相同，譬如當雅典坐穩了頭把交椅後在利益獲取問題上就采取了將以前一直向其它成員國免費提供的安全保障改為收稅才能獲得----這不是重點但與今有相似之處：川普也以同樣的利益理由向同盟國提出了要提高或分擔駐軍的費用----要保證這樣的收入的同時又因為提洛同盟國大都是海權國家，這就使得雅典在保護海權的問題上不得不作權重的傾斜，而這樣的傾斜就為了後來雅典身不由己地卷入與斯巴達集團的戰爭買下了必然的伏筆-----這也是今天的美國出於同樣的考量而繼續要成為海上霸主的不二選擇的理由。剖析一下雅典出於這樣的利益所在的考慮後可以發現，這與今天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對維護海權的考量又有如出一轍的“巧合”：用已有的海權壓制陸權國家可能獲得的海權，以達到穩固自己的政治地理的優勢。這是地緣大勢的趨同，當事者身不由己。

 

 

在公元前461年到公元前445年的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與斯巴達簽訂了和平協議。我們可以跳過這場戰爭，只要記得這場戰爭後雙方是有過一紙和平協議的----這為後來的一條相對真理的揭示具有意義。

 

 

當時的雅典和斯巴達還沒有因為眼前的迫切利益而發展到兵戎相見的程度。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完全是兩個霸主間的緩衝地帶的小國引起的。這其中的過程鑒於篇幅就省略了，但有一個情節須提一下：前面說過雅典是個海權國家，所以維護海權力量是一切的基礎，當時有個叫埃皮達姆奴斯的城邦國發生了內戰，其中的一方在向一個擁有相當海上實力的叫科西拉的城邦國求援遭拒後再轉向擁有強大陸軍的科林斯城邦求助，後者同意了。但這讓前者----科西拉感到了不快，一怒之下不但占領了埃皮達姆奴斯，還用自己強大的艦隊擊敗了科林斯艦隊。

 

 

於是讓戰爭蔓延的導火索開始必然地要交在戰爭的仲裁大國的手中了。這兩者都到大國雅典去討一個說法。但他們忘了雅典也是地緣利益中的一方。為了保持自己的戰略利益的優勢不受到破壞-----不讓科拉西的海軍落入科林斯的手中以免自己海上優勢被破壞，雅典決定玩一次火“介入一點點”，結果冒險失敗，雅典隨着派出的“威懾力量”被小國“過度敏感”的先人攻擊而卷入了一場“非主動卷入”的戰爭中去-----這是權重傾斜的必然結果，這樣的“一點點的介入”會使大國最後“身不由己”。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由薩拉熱窩的一次刺殺行動引起的讓大國卷入的行為。

 

 

這種地處利益緩衝區的小國間的衝突常常會夾雜着因利益的需要既想靠攏一方大佬而又與另一方大佬有着割不斷的曆史文化淵源的因素-----這就成了糾纏不清的衝突導火索，一如南斯拉夫地區或現在的烏東地區。雅典的出兵就直接導致了斯巴達的加入。因為斯巴達認為如果不對雅典的擴張加以制止，那麼雅典就會控制整個希臘地區，地區平衡就會遭到破壞。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兩點，首先，曆史上引起國際性重大衝突的主要方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直接的衝突方，它們往往是被小國或小衝突非自主地被動地卷入的，特別是小國為了增加話語權或想借巧力來達到自己目的的當口。其次，地緣平衡是國家安全的戰略要素，一旦毀壞則後果不堪設想。今天被處於美歐與俄羅斯勢力之間的，被大國雙方玩弄於意欲平衡和意欲擴張的股掌之間的，與一方有利益關系又與另一方有着曆史和文化淵源的，想借勢發展自己而不斷地做着小動作進行挑釁的地緣小國又有多少？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甚至還可以將寂寞了的英國也考慮進去。二戰時的美國就是被挨不住打的丘吉爾拉入歐洲戰場的。

 

 

這里還有一個當時戰場外的小插曲與今天俄烏戰爭場外的各方努力也極為相似。當時雅典估計到斯巴達會插手帕蒂地亞，所以費盡周折地要求斯巴達保持中立，好像這次美國要求中國表態中立一樣。畢竟誰都明白場外勢力的加入很可能會成為壓倒駱駝的那根稻草。要說插曲還可以再舉一些，這里就舉個外向型國家在關鍵時刻都可以有的一個選項：毀約退約。經濟合作理論上講是利於雙方的，但一旦第一戰線的需要，終止合作又會成為雪上加霜的第二條戰線。美國為了維持自己在影響地緣政治版圖的經濟戰略上的領先地位，在川普的政策指引下退了不少的約。雅典也一樣，出於自己外向型經濟帶來的優勢，它也選擇過斷絕與墨加拉的商業關系，這樣的“第二戰線”現在在外國資本與俄羅斯政府的貓捉老鼠的遊戲中是卓有成效的。這是古今相輝映的小插曲，也是如出一轍的注腳。

 

 

如果說俄烏戰爭是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爭鬥中的一環，那麼它就逃避不了地緣戰略對戰爭要求的考量----盡管任何的事件都會有自己的重點和獨特的一面。這種獨特性在今天的意欲入歐又有揮之不去的俄羅斯斯拉夫文化背景的烏克蘭國內政治版圖上可以一覽無餘。烏東地區，是個深受俄羅斯文化影響的地方，人口結構也是受到俄羅斯人占比的侵蝕。所以，這次俄羅斯的入侵，對烏克蘭而言，“內患”是個大問題，那幾天不是在大肆抓捕親俄的內奸了嗎？不僅如此，文化與利益的糾結，使國內政治的動蕩成為國際矛盾的觸發點和外國勢力介入的抓手，這也是地緣政治邊界不穩定的一個有着曆史性驚人相似之處的原因。

 

這里再為讀者添一個題外話，前不久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研究取得了一個新的進展，研究認為當時讓斯巴達決心與雅典開戰還有一個緣於國內的因素，就是將可能會爆發的奴隸起義轉化成對外戰爭----畢竟在此之前已經有過了一次奴隸起義了，這樣的擔憂也無可指責，這對不少防范因國內矛盾而變為國際爭紛的敏感點很有啟示。

 

 

說回古希臘。公元前431年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當時的雅典對自己的軍事實力是很有信心的，他們為自己的帝國感到驕傲----和今天開戰之初的俄羅斯一樣地盛氣淩人。結果自以為有優勢的一方雅典，卻犯了一個和今天俄羅斯一樣的錯誤-----我將兩者倒位着說-----分兵西西里島，造成後力不繼----也和俄羅斯兵敗基輔一樣-----兵敗西西里。同樣的錯誤同樣的結果。而雅典的這次兵敗直接為日後臣服斯巴達埋下了隱患，不知俄羅斯會不會也因壓錯寶於第一手而步其後塵。令人唏噓。

 

 

相同的還遠不止此。公元前405年，斯巴達戰勝了雅典，斯巴達向雅典首先提出來的條件和今天普京向烏克蘭提出來的條件幾乎一摸一樣：斯巴達要求雅典拆毀用來防禦進攻的城牆，這一拆----武功一去勢，雅典就徹底地完了；普京也沒有逃出曆史的慣性，他也要烏克蘭去軍事化。湯藥相同，畢竟現在人類還沒有找到除武力以外的最終解決手段。

 

 

相同之處還在不同年代的雙方身上出現，烏克蘭相對於俄羅斯是弱國，猶如斯巴達相對於雅典，但烏克蘭有西方國家的支持，猶如最後得勝的斯巴達從波斯得到大量的資金援助一樣。所以，暫時的強弱會隨着雙方背後力量的此消彼長而變換，這又是一個取決於局外勢力決心的戰爭定律。勝負是無法預測的，偶然因素往往會決定戰爭的走向，這一點是今人的經驗也是前人所能認知的，這樣的可能性早在公元前432年雅典說客到訪斯巴達的時候就告誡過：如果貴方真要參戰，那麼最好先考慮一下偶然因素對戰爭會有的影響。言下之意就是說你們不要被眼前自己的實力所迷惑，真打起來鹿死誰手還很難說的。今天俄烏戰爭打成這樣豈是普京事先能料到的？越戰，韓戰，兩次阿富汗戰爭等等的結果哪里是戰前雄心勃勃的一方可以想象的？戰爭易受偶然因素的擺布造成的不確定性就是戰爭一定會有的確定性，這是古今一致的，可是懂的人不少被阻嚇住的不多。

 

 

看過了畫卷，再來聽聽聲音。“你們應該能意識到你們如果能慷慨地援助一個非進攻性的且正在受害於他國的非正義行為侵害的國家，那麼你們的善意將被我們永遠銘記”----這是祈援的哀告。這話不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的嗎？是的，他是在過去的幾十天里說過了好幾遍的----我們記憶猶新，但我在這里引用的話卻是在公元前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科西拉使者向雅典乞援時說過的話。一樣的戰爭，一樣的倫理劇，國際政治的邏輯有什麼變化了嗎？

 

 

以上只羅列了一部分伯羅奔尼撒戰爭與今天的俄烏戰爭中有驚人相似之處的古今複制件，說的是國與國的爭鋒形式還是逃不脫國際政治規律的規囿，那麼這樣的規律又有哪些呢？

 

 

         

 

                                                       （二）

 

 

 

 

具體地說來，在這些規律中修昔底德首先為我們揭示的是因為恐懼而導致戰爭的規律，這也是關鍵的所在。我在前面說到過，雅典因為擔心科拉西的海軍落入對方之手而增強了對方的實力，所以國家利益的權重讓自己被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戰爭，這樣的身不由己說到底就是對失去霸主地位的擔憂或者說恐懼，而這樣的恐懼就使得戰爭直接地成為了對峙雙方不可避免“陷阱”了。

 

 

今天，俄羅斯在擔憂隨着烏克蘭的“變色”，地緣政治版圖的變遷，自己的安全就不是用可能受到侵犯的隱患可以來解釋的了，分裂甚至滅國的擔憂普京已經向他的國民直言不諱過了。同樣地，這樣的恐懼在古巴導彈事件時美國也是有體會過的。所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爭霸過程中繞不過的陷阱。美國說現在真正的威脅是來自中國而非俄羅斯，這是一種判斷，而當一個判斷一旦被開始實施了，那麼可以說，戰爭的機器就開始開動了，較勁的各方就會身不由己地向“陷阱”滑去。

 

 

那麼，作為被挑戰的一方是不是有可以用來避免戰爭的手段呢？-----挑戰的一方自然是不用去分析了，因為從一開始就是必然要為作此准備的除非半途而廢-----這里要說的是指被挑戰的一方還有沒有選擇不入“陷阱”的餘地呢？我這里為大家用一段當時雅典的執政官伯利克雷斯（Pericles)對他的公民們所說的話來表白作為霸主的心聲：“國家有義務為了你們去捍衛國家的榮譽，同時，你們也應該記住你們參加戰爭去對抗的不僅僅是欲以奴役換取獨立的（欲望）而且還是對帝國的滅亡和仇恨。所以退讓是決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了你們（的選擇）才要捍衛的，簡單點說這樣的一個專制政權實行專治可能是有害的，但放棄專制可能是更危險的”。這里需要解釋一下，這位執政官要表明的意思就是，雅典人既然建立了一個帝國，那麼他們就該為此而（付出），別無選擇。

 

 

別無選擇，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他的話就是，現任霸主是不可能自行退出曆史舞台的。當然這是古人說過的話，如果用現在國務卿布林肯的話來說就是這個國家是用理念建立起來的。別無選擇的慣性是由於別無選擇的恐懼。以前我談過威斯特戈利亞體系，當時的希臘地區就是處於這樣的狀態下：各城邦間都是各自絕對為政的。由此安全困境必然會困擾着所有的城邦國家。在這樣的狀態下，任何的一個國家以破壞已有的戰略平衡的行為來發展自己都會讓周邊每一個國家感到不安全，隨之，各方也都開始緊張了起來。但應該說各方這樣的行為本身是出於為了自身安全所做的理性考慮，可是結果卻是違背理性的，這又是一個怎麼樣的邏輯呢？我們可以從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 )（略）的博弈中找到答案。這就是獨立理性行為的結構性困境，也是人性必然會有的反應，因此還會有其它的選擇嗎？

 

 

所以，古今一致的地方是，當現代國家間的外交詞令中出現“不信任”這樣的話的時候，人們應該就要開始警覺起來了，這很可能是對抗的開始，尤其是在大國間。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對於力量對比可能會出現變化的無法信任-----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雅典不願意看到海軍力量發生不利於自己的變化-----所以，即使是民主的雅典也選擇了首先背信棄義----毀棄了和平條約-----我也在前面提到過了的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是與斯巴達簽署過和平條約的。毀約是因為雅典人認為戰爭最終是不可避免了，所以還是先下手為強了。修昔底德是這樣解釋的：因為雙方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戰爭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樣的觀點是個由恐懼而導致的戰爭的重要因素。這里可以給讀者作一點提示的是，在國際關系上在可以多次往複的交往中，人們可以選擇相互信任，但在一次性的過招時，人們往往寧願選擇不信任。這也是一條規律，它不幸地發生在了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現在也發生在了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因為戰略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在威斯特戈利亞體系下作為“最後一次機會，欺騙總是理性的行為”。我在上面已經解釋了“不信任”的危險性，這樣的心態在國與國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或舉棋不定的小國被大國猜疑的時候特別具有破壞性，它完全可以成為戰爭爆發的借口，一如我們今天所讀到的曆史和看到的場面那樣。那麼邏輯呢？是這樣的：當你不再相信自己的競爭對手的時候，你就會相信對方的任何舉動對自己都是具有欺騙性質的，那麼最好的選擇就是也對對方采取欺騙的動作。而可以相信的是自己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為了最後向對方的攤牌在做准備。那麼既然自己可以這麼做，難到對方不可以這樣做嗎？同時因為對方的任何一次行為都有可能是開戰的啟端，既然是這樣，那麼何不讓自己搶個先機呢？當時雅典人就是這樣想的才決定毀約了。這樣的邏輯有錯嗎？應該說是非常理性的。“錯”就“錯”在-----無法避免，沒有選擇。“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這樣形成的。

 

 

既然，國際政治的規則，邏輯，理論及其研究至今仍然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說修昔底德的“陷阱論”就失效了呢？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對發生在今天的那麼多的“複古”事件熟視無睹呢？威斯特戈利亞體系中的世界是一個並不完美的世界，雖然它是從封建體系中脫胎而來的，但這種“無政府”體系並沒有解決古希臘人無法解決的戰亂不已的問題，於今天的世界而言，這樣的世界體系也是不利於國家間的合作和長久和平的。有觀點從此而生：世界是需要世界警察的。但誰來充當呢？聯合國，不行，它沒有主權行使力，古特雷斯不是在哀歎聯合國安理會既沒有阻止戰爭也沒有能結束戰爭麼----其實他怪錯對象了，如我剛才所講過的，是這個世界體系結構的先天性缺陷造成的，但體諒一下，聯合國哪里有將世界推進到下一個世界體系中去的法道？美國？也不行，它與這個星球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一樣本身就是利益相關方，當時的科西拉和科斯特誤將雅典當上帝，才招致了自己的臨頭大禍。至少在人們對國家層面的安全因素沒有看得比個人安全因素得更重前，這個問題的解決可能會是撬動伯羅笨尼撒鐵律的一把杠杆了。

 

 

當修昔底德通過觀察，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用《伯羅奔尼撒戰爭》為後人留下一座可以揭示何為世界政治及其本質和規律的思想寶庫而絕非僅僅是一部戰爭史的時候，他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寫此書決不是為了現在讓人們喝彩的，而是為了創作出一個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品。不幸的是讓他一語成讖了。我們可以想象的是即使是俄烏戰爭打完了----如果俄羅斯敗了會不會被肢解？如果烏克蘭被肢解了那麼後面的會是哪個東歐國家甚至是中歐國家？還有中東的伊朗呢？東亞的朝鮮呢？台灣呢？

 

 

我們完全可以選擇相信修昔底德的結論。通過這場始於希臘的城邦戰爭，修昔底德告訴了我們這樣的一個事實：鄰國的強大不可避免地會對我們造成傷害，如此，戰爭就會成為不可能不發生的絕對事件。而一旦這樣的觀念出現，即使是像民主國家也會毫不猶豫地撕毀合約選擇進攻的------一如我在前面曾一再提醒過讀者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雅典和斯巴達是簽署過一份和平協議的。這就是霍布斯現代現實主義的最直接的思想來源。

 

 

很顯然，我們可以從美國曆屆政府通過其在世界各地推行的削弱它國以鞏固自身的國家政策中窺見作為美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觀之父的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繼承了修昔底德的衣缽的----說到這里，讀者們應該可以提醒我的是：世界各國政府在處理世界性事物時秉持的不都是現實主義的嗎？----是的，絕對正確，美俄和歐洲現在都在烏克蘭這個“修氏陷阱”中身不由己地掙紮着就因為它們都是現實主義的崇拜者，任何一個不願出賣本國利益的政府都是現實主義的踐行者。

 

 

不過，要是只是單純地將霍布斯看成了修昔底德理論的繼承者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霍布斯是無法獲得諸如“現代現實主義之父”這樣的榮耀的。那麼霍布斯是如何地將公元前的“必然規律”遞解為十七世紀的威斯特戈利亞體系-----國際政治是處於無政府“自然狀態”的國際政治觀這樣的後君主時代的政治哲學的，進而又被采納為“沒有其它選擇”的美國建國方略甚至是各國政治家們實際上都在遵循着的，被頌為奠基里程碑式“之父”-----被用於實踐了直至現在幾百年的，這是碩士生課程研究的內容了，以後再聊。

 

 

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給人類以極大啟示作用的戰爭是波瀾壯闊的也是綿延不息的，它是鐵血織成的恢宏畫布也是人性彙成的交響曲更是貫穿於人類發展史的鐵律靈魂，它沒有隨着一場公元前古希臘城邦間的戰爭的結束而成為過去，如今它也不約而至地行進在了烏克蘭大地上的俄烏美歐之間的鋼鐵和人肉的激烈較量中，將來也必然會展現在運用高科技繼續開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畫卷上。。。。。。。，一個個未竟的戰場將會在人類未來的曆史中相繼展開。我們不願有戰爭，但人性和地緣的這些撼之不動的因素決定了武力必將是人類在相當長的進化過程中的“最終解決”手段， “修氏陷阱”無論我們把它形容成是魔咒還是拜為定律，它必將會伴隨着人類的存在而繼續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