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平和我 by 沈君山 (转载)

卫平和我

 

沈君山

 

　　在中国的围棋发展史上，聂卫平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围棋是世界上现存斗智竞技中历史最悠久的，源起于我国，隋唐之际传入日韩，在相当于明朝中叶的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的围棋开始制度化，产生了四大家，互相竞争。明治维新，棋亦随之进入现代化，成立棋院，推动新闻棋赛，成为一职业性的竞技。反观我国，从清末以至民国，围棋一直是依附于商贾之间的消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尚无力及此，中日双方的棋力，乃渐拉远。在这一段期间，吴清源和林海峰等华裔棋士相继扬威东瀛，他们的成就，是华人的骄傲，在艺术境界上也为围棋放一异彩，但毕竟是从日本的围棋制度和在日本的环境中孕育而成。聂卫平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而在较长时期的比赛中连续地击败了日本最强棋士的第一人。围棋是两个棋士个人间的斗智，但作为职业性的竞技，却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时代背景。一般说来，西方文化较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方文化则较以群体为本位。从明治维新福田谕吉提倡“脱亚入欧”起，日本就在各方面西化，战后更是完全接受以个人竞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职业棋士比赛的胜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而且在90年代以前，日本所有的大比赛都是国内比赛，所以棋士参与比赛，都是从个人利益的立场出发。中日围棋交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双方棋力有一段距离，日本是以“指导”的心理来对待中国的。中国方面的心情不同，那时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对外开放才将开始，国际的比赛，例如乒乓、排球等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色彩，每次获胜有着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的象征。

 

　　这个时候，中日围棋擂台赛应运而生。在自传里，聂君自认他的棋力在70年代末已达到颠峰，但真正更上一个台阶，还是在80年代后期的擂台赛。可以说擂台赛造就了英雄式的聂卫平，聂卫平也造成了英雄式的擂台赛。严格地说，擂台赛不能算是真正两军对决的比赛。因为譬如十人比赛，一队九人皆弱，一人特强，这特强的一人就可把比赛赢下来，但并不代表输的一队就实力差。然就刺激性、紧张性而言，擂台赛远胜其他方式的比赛，尤其当时的中日对抗，以平均实力而言，日本毫无疑问尚胜一筹，聂卫平把守最后一关，有如在悬崖上持剑对决，虽然只是一个人，背后却担负了十亿中国人民加三千万海外华裔的期望，凭其韧性、气势，连胜三届十一场，海内外华人，无论知不知棋都为每一场的胜负悬起了心，使得围棋这项原属个人游戏的竞技，一下成为家喻户晓的比赛。再加上聂君学棋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与日本棋士正成对比，日本的职业棋士都是从小进入棋院，稳定成长，是制式化的“产品”。聂卫平却是在极端混乱的“文革”期间，左冲右突地冒出来。用武侠小说做比，小林、武官等日本一流棋士，就像少林寺的和尚，一个个从小出家，吃素练武，最后通过了十八罗汉铜人阵的考验，才算学成出师。聂卫平则是一位野武士，在荒山大泽中自行磨练而出。当聂卫平在擂台赛上与这些棋艺属于“名门正宗”的顶尖高手对决，而把他们一个个扫下悬崖，其悬疑性、戏剧性，即使小说里想象出来的最精彩情节，亦不能过之。

 

　　当时在海外，对于聂君学棋的经过有各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当聂君下放到北大荒的山河农场时，因为没人下棋，就自己跟自己下，左脑择黑，右脑择白，左右互博，后来与日本高手对抗，若一对一，只想自己该怎么下，原无必胜之道，但他既养成了左右互博的本领，一路想下去，就成了两个聂卫平互相商量着来下，正像金庸笔下的周伯通，那对手就吃不消了。这个故事虽是传说，也有几分真实性，因为照这本自传看来，他在山河农场要走几百里才能和高手下一盘棋，晚上看着屋顶自己想棋，肯定是必有的事。专业棋士落子，为了考虑周详，常常有意想不到秘方，像已去世的日本前辈棋士木谷实，当年号称“鬼童”，与吴清源先生齐名。但他下棋极慢极慢，有时候很明显的一手棋，也要想上两个小时，因此当时每盘棋十几个小时的时限，他总不够用，不到中盘，就读秒了(所谓读秒，就是每步棋必须在一分钟内落子)。

 

　　吴清源问他为何如此，木谷告诉吴先生，他想棋和别人不同，先从最不可能的一手想起，这一手不行了，再想其次不可能的一手，如此过滤到最后，自然产生最好的一手。这种过滤式的想法固然不会有漏着，但有个前提，必须精力和时间都无限才行。所以木谷每盘棋都要读秒，读秒了，只有凭直觉落子，这套过滤式的想法，当然不能用了，但正因为每盘棋都要临此苦境，经验多了，木谷下读秒棋的本领，也是天下无双。1962年我从美国回台湾，经过东京，因为木谷先生的女儿礼子访问美国时，曾和她下棋并招待，木谷先生特地请我到著名的木谷道场，去吃日式烤牛肉，我曾以此故事相询，木谷先生听说这是吴先生讲的(后来吴先生还写入他的书里)，哈哈大笑，用日本话说了一大串，据翻译说，是讲他早年与吴先生研究新布局的事，似乎也没有否认。

 

　　当年道场一大群小孩，拥来拥去，吃烤牛肉时，就在门口探头探脑，被木谷夫人吆呼赶走。吃完牛肉，照例以棋招待，就叫了一位六七岁的小孩来和我下棋。木谷给他介绍，说我是美国“本因坊”。当时没有电视更谈不上网络，“美国”一词在小孩心目中，可能是一个遥远而伟大的象征，他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两下，鞠了一个大躬，就在下首坐了下来，木谷先生要我让小孩三子，当时的我，让一般所谓神童小孩三四子也是平常的事，不过翻译先生在后面叫我小心，这位小孩刚刚从韩国来，授五子赢了坂田荣男，似乎也赢了林海峰，这令我顿生警惕。这盘棋一上来，因为妖刀定式的鬼手，小孩不察，死了一大块。他的人缘似乎不太好，围在后面看的比他大几岁的一群少年，幸灾乐祸地有的做鬼脸，有的叽叽喳喳，被木谷先生瞪了一眼，才没有了声音。这小孩虽死了一块棋，却一点也不放弃，还是撑着走，慢慢地有些挽回，但不小心，后来又死了一块，木谷先生指责着要他投子认输，但小孩含着泪，咬紧牙，硬是不肯，还是要下，这在日本传统规矩里，可能是对上手的不敬。木谷生了气，大喝了声，小孩扁着嘴还是硬下了一子，然后哇地大哭起来，后来是木谷夫人进来，把他带走，那一伙少年小孩狐假虎威强指点点地骂着这小孩，一窝蜂地走了。

 

　　这个下棋的小孩，就是后来直到今天也还在称霸日本棋坛的赵治勋。大竹、加藤、武官、小林等在本书中和聂卫平作殊死战，先后曾在棋坛各领一段风骚的棋士，一定也夹杂在这群叽叽喳喳的少年小孩中吧。

 

　　三十七年过去，斯情斯景犹如目前。当然业余棋士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赢的棋记得特别清楚，输的棋很快就忘记了，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段经历，在日本杂志上也曾有报导，授三子能把赵治勋杀得哭，恐伯也是一份机缘吧!

 

　　言归正传，聂卫平在第一、二届擂台赛中的表现，如有神助，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但也是历史性的机缘。日本的棋士以围棋为国粹，棋力高他国一筹，先骄后馁；而中国方面，经过传媒宣传，可以说集举国之期望，看棋士们备战的过程就知道，不只是聂卫平、马晓春等个人的事，还存在着中华民族对抗大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群体性对抗着资本主义的个体性等等各式各样棋盘外的象征，上纲上线，都投射在既单纯又神秘却确确实实是黑白分明的棋盘上。而最后是中国人赢了。

 

　　这样，聂卫平成了英雄，他豪迈爽朗的个性，也正适于扮演英雄。但是在现实社会里，英雄是不好做的。有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也真像。

 

　　那个时候，我和聂君已经是很知音的桥牌伙伴，有一次我私下问他 “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这话从自信极强的聂卫平口中说出来，就表示单从精力一点来说，棋的整体力量已经在走下坡了。记得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曾写了封信给主办擂台赛的郝克强先生，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就像大漠英雄，他对外比赛能不断创造奇迹，主要也是靠他那股大漠英雄的气概，但现在在京城的浮华世界被灯红酒绿的捧，棋力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你们要注意保护他哦”。后来在“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言不幸而言中。

 

　　我和聂卫平相识于棋而结缘于桥牌，桥牌是聂卫平的业余嗜好，而且不只是一般的嗜好。我还没有见过一位业余桥牌手，像他这样的喜好和投入。关于这点，略识聂君的人，大概都同意，对此有意见的，也颇有其人。我的看法，像聂卫平这样一位喜欢竞争而且胜负心特强的人，桥牌——这于他是“胜固可吹，败亦可诿”的业余嗜好，对调剂身心是有正面作用的，只不过他的个性，豪迈胜于谨细，有时候对自己也放纵些，别人怎么说也不大在乎，当然闲话就特别多了。

 

　　卫平和我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香港金庸先生的宴席上。金庸、卫平和我都是因棋结交，金庸有一段时期极迷围棋，他有特殊的癖好，就是拜高手为师。历史上徒弟段数最多的，大家公认是木谷实，总共超过二百段。和木谷实相比，世界上师父段数最多的，现在肯定是金庸。我帮他算算有一百段以上!金庸之有此成就，是因为他完全不守武林中入门以后从一而终的行规。不分门派不分辈分，只要艺高，他就要拜为师父，而且学不学得到本领不论，拜师的仪式却一点不肯马虎，往往坚持要行跪叩的大礼。有一次，他要拜王立诚为师，林海峰和我都被请去做观礼的嘉宾，那时他已拜了吴清源、林海峰为师。王是林的弟子，林又是吴的弟子，论年纪王也不到金庸的一半。金十分诚意地要拜，王却怎样也不敢受，僵了好一阵，最后还是搬了一张太师椅来，立诚端坐其上，金庸毕恭毕敬地鞠了三个大躬。海峰虽已是师父，但此时升格为师祖，又受了三鞠躬；立诚出国赴日学艺是经过我的手试，所以我亦沾光地受了金庸斜斜一拜。卫平的自传中，说金庸坚持对他要行跪叩拜师之礼，经过想亦如此。

 

　　卫平与我和金庸虽是因棋结交，当然我们更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忠诚读者。自传里聂卫平讲起他和我交往引用的典故，亦出自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要从1986年香港一个叫“地中海杯”的国际桥牌赛说起，这是我和卫平第一次正式搭档参加桥牌赛。那时聂卫平在香港已经是名人，我在台湾也有各方面的关系，而当时两岸之间尚未开放。单纯的桥牌赛，招来好些记者，他们问的问题，当然离不了两岸与政治。一位记者有点挑衅地问：“台湾不是把共产党叫‘共匪’吗?你怎么和聂卫平下棋打牌?”我回答：“政治是暂时的，民族、文化是久远的，我和聂先生都是中国人，围棋是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聂君在自传中认为这回答很政治，但这是内心诚实的话。假若那时我在政府中任职，也许不会说得那么白，但当时我并没有担任公职。后来这些话在台湾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也有些传言(并不完全真实)，聂君有些担心，曾问我和他做朋友有没有不便，我解释了一下我在台湾的情形，说这样的活动对个人的安全自由不会有什么不便。当然对任公职可能有一些影响，不过时代在变，所谓“不便”也在变。人在世间有政治地位，有社会地位，也有历史地位。政治地位是暂时的，随位置而变，得位时高，失位时就消失了；社会地位是长期的，建立起来后，只要束身自爱做你自己，总在那儿，别人奈何不了你；历史地位则是永远的，但不是只靠努力可得，更不是人人可得，要靠机缘，就看怎样把握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而你正在创造历史地位的边缘。”我对卫平说。对我们相交，则引用了一个《笑傲江湖》中的故事。讲两个江湖人分属敌对两派，但均妙于音律，因乐结谊，琴萧合奏，共创了笑傲江湖之曲。这个故事后来以悲剧结局，但此两人的友情，令人心向往之。我心目中，与卫平友谊的关系，与之颇为近似(当然悲剧结局除外)。

 

　　我们之间背景、专业都不一样，甚至个性和对一些事的价值判断都不尽同，但在桥牌桌上，确实心灵相通。和卫平做桥伴是很愉快的，他不是专业桥手，桥牌的理论不高，但桥牌的智商很高，思路清楚，极少昏招。他与一流桥手对抗的经验不多，但从围棋征战养成的killing instinct (杀手直觉)，关键时刻白刃一闪，绝不手软。最特殊的是，自信超强，每次赢了牌，看他真心高兴，自吹自擂仿佛君临天下，其愉悦的心情传染开来，令人觉得天地皆春。我们做伴打牌的机会平均一年只有一两次，两人间完全没有什么特约叫法，但在牌桌上，他想什么我大致猜得到，而他的判断，我也大致信得过，所以成绩往往出乎意料的好，这种天地皆春的感觉也就常有。最令人怀念的一次，是1988年在日本，他已连赢了三届擂台赛，那次是参加“富士通杯”，我正好去京都开会，打听到在棋赛结束后的第三天，有一场“高水准”的重要桥牌赛，在卫平赢了“富士通杯”初赛的午夜，我通过电话找到了他，临时决定取消其他约会，去参加这次桥牌赛。到了赛场，才知道这是日本为参加世界奥林匹克桥牌赛办的选拨赛，我们以客卿身分参赛；聂卫平还临时拉了武宫正树去做捧场的观众，武官略识桥技，每打完一圈，聂卫平就给他夹吹夹评地讲一圈。那天我们打牌如有神助，最后得了冠军，把武宫佩服得不得了，让聂卫平以后一定要教他学好桥牌，聂卫平哼哼哈哈地说了几句日语，似乎是这很不容易的意思。

 

　　颁奖时我们领了奖品，致谢词时还开玩笑地问：“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代表贵国去参加奥林匹克了?”把主持人问得直搔头。赛后林海峰请吃饭，聂卫平一人又吹又擂地吃了五客生鱼片，把林海峰看得一愣一愣的。回到林家，他又赶着打国际电话给《人民日报》发消息，聂卫平赢了棋是很少吹牛也从不自我宣传的，但赢了牌就不一样了。我为此欢乐气氛感染，也给台北的报纸去了电话，结果第二天两报都登了我们赢了日本奥林匹克桥牌选拔赛冠军的新

闻。

 

　　像这样愉快的经验，卫平和我分享过多次，但我也曾陪他度过他围棋生涯中最沉重的一夕。这在自传中他也提到了，就是1989年8月第一届“应氏杯”最后在新加坡的决赛。这个冠军可得到40万美金，为历史上奖金最高的比赛，是应昌期先生为中国人、尤其是为聂卫平举办的。而聂君亦不负所期，一路过关斩将，到新加坡时，决赛的五盘三胜中他已以2：1领先对手，剩下两盘只要再赢一盘，就可以大功告成。大家都以为他冠军已经到手，不料两盘皆北。这一失败，是卫平围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应氏杯”和两岸围棋交流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后影响到许多事。当时我是应昌期围棋基金会董事长，是“应氏杯”名义上的主办人，但在大陆举行的初赛和复赛，因为时任政务委员，无法参加，最后决赛在新加坡举行时，我已离开公职回到学校教书，可以自由地去了。因此我大为兴奋，还组织了一个桥牌队，包括60年代一起驰骋世界桥坛的亚洲桥王黄光辉和戴明芳等，前往狮城，准备给卫平举办一个庆功桥牌赛。棋一输，牌虽照打，但谈不上庆功了。比赛过后，棋士桥友纷纷归去，最后一晚人都走完了，只有卫平的机票订在次日，他原预备好好地玩一下，这时只有我一人留下陪他，当天晚上我还是和他一起去吃他最喜欢的日本料理，他一口气吃了两客生鱼片，也谈了一些平常都不谈的话，但沉沉闷闷的，热带的暖风从棕搁树顶吹下来，吹得人一身疲乏，两人都早早就回去睡了。

 

　　狮城失利，卫平说走错机场，得了感冒。这次他来狮城，赛前就恍恍惚惚的，说是冤枉跑了趟曼谷，在香港牌也没打好。这使我想起1981年和陈祖德先生的谈话。那一年陈君在香港金庸家养病，金庸趁机邀我也去小住几日。每天清晨和傍晚，陈君和我从太平山山巅的金宅出来，沿着山顶小径一边散步，一边聊天。陈君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专业棋士，不如说是一个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没有“文革”，陈君将是中国第一个打倒日本的棋士，但他最美好的奕棋时光，都在“文革”的折磨中消逝了。尽管如此，陈君

依旧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我们谈到社会主义体制，尤其结合中国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围棋的发展。这种结合，有许多优点，包括对棋艺棋士本质性的尊敬，棋士个人的生活安定，不依赖棋的输赢等等。但是，一旦开放，接触到一切以金钱衡量的国际竞争社会，这种结合的价值基础，势必受到冲击，其体制运作也势必要调整，否则难以持久维持平衡。这次“应氏杯”决赛，多少感觉到这平衡的动摇。

 

　　在自传里，卫平对他的婚姻和感情生活，有很坦白的叙述。这是另一个我和卫平相交不触及的领域。但是对孔祥明女士，我有另一番独立的尊敬。她是第一个中国围棋的世界冠军——女子冠军。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孔祥明在女子围棋界是无敌的。和卫平结婚后，她放弃了事业相夫教子。做天才的太太是不容易的，卫平是天才，而且是不会照顾自己又相当任性的天才。孔女士相夫，最重要的是在棋艺上激励督促丈夫，卫平在擂台赛的杰出成绩，孔祥明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在自传里，卫平也承认。大家都知道，孔祥明对桥牌十分反感，我相信她绝对有充分的理由如此。我和卫平做桥伴七八年，卫平的朋友和中国棋院的棋士，大半都认识而且熟识，但卫平从未给我介绍，而我也从未见过他这位应算是围棋同好的妻子。“应氏杯”决赛最后一局失利之后，我在旅馆房间里忽然接到卫平的电话，声音低沉，要我到他房间里一下，我去了，气氛实在不好。这盘棋对他们太重要了，我在这样尴尬的情况下，第一次和孔女士见面，他们也许要我缓和一下气氛，但安慰的话似乎也多余了。

 

　　1992冬我到北京，离京前夕的晚宴上，棋院的朋友告诉我聂卫平和孔祥明分手了，刚刚办完手续。我忽然兴起非得去看孔祥明一下的念头。时间已经很晚，孔的住处离宴会场合又很远，难得王汝南和罗建文两位棋友帮忙张罗到一部大概是吉普、也可能是货车的高高的车子，他们两位陪着我，一路颠着，走了四五十分钟，好像还走错了路，最后到一座体育馆外面，孔女士已经闻讯在等着。北京的冬夜本来就冷，那天又是特别冷，我们就在体育馆屋檐下，在刺骨的北风里谈了十几分钟话。我大致是说，我是以一个台湾棋友，而不只是卫平的朋友，向她致尊敬之意。因为她替中国人争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也因为她帮助造就了另一个伟大的棋士。这些成就是她自己的，而这份尊敬也是对她个人的，不因其他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她当然是谦虚了一番。我因为第二天就走，带来的礼品已经送完，便临时凑合着送了她一瓶“金门高粱”和一本蒋梦麟的《西潮》。“高粱”原来已经送给王汝南，再要回来；《西潮》则是带在旅途上解闷的，已经有些磨损。后来，每年孔女士和我在圣诞节都通讯问候。两年前，她首次访台，我们又第三次见面。她告诉我还保留着那本《西潮》，烦闷时翻阅，书里的内容每次都给她一份激励。

 

　　卫平的自传里，读者最感兴趣的恐怕是他的师友部分。卫平和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很多都有因棋桥结缘的友谊，在自传里，交往琐事娓娓道来，平凡中有亲切的人情味。金庸小说里有一个令狐冲，一个郭襄，是代表率性自由最最可爱的两位男女。去年秋天(1998年)金庸访台，在电视上偶然说起他小说中自己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令狐冲，最想娶做太太的女主角是郭襄。一时政坛逐权之士，纷纷自喻令狐冲，而又纷纷也想把太太或女儿塑造成郭襄的形象。殊不知只是在小说中，令狐冲才会逢凶化吉，权力才会自动地落到他头上，而他最后还是选择放弃权力，才得还我自由。郭襄诚然可爱，但试想三更半夜，邀集了杀犬屠猪之辈，到家里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官先生如何自处?而官太太又如何做得下去?现实世界的生活，毕竟与理想不同，读卫平的自传，观其生活起落，不禁有深深的感触。

 

　　写自传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坦白与保留间拿捏好分寸。历史上写自传的，大都以保留居多。我的同乡、汉朝的大思想家王充算是一个例外。在《自纪篇》里，他叙述家世迁居浙江上虞的由来：“祖父泛，以贾贩为业，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塘，勇势凌人，未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这些在今天看来相当平实的话，害得王充挨了近两千年的骂，刘知几在《史通》里就责备他“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但事实上，只有说实在话，才会赋予传记生命，才会让传记活起来。卫平生性爽朗，在自传里，无论对人对己，对事对情，或追述或回忆，把当时的经历用自己的感觉坦坦白白、行云流水地说出来，生动可读，绝对是活的传记。但必然也会引来争议。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卫平从他的眼睛、他的角度所看到的世界吧!

 

　　卫平的自传，写到90年代中叶为止，至此，他作为英雄选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生的舞台原是在旋转的，从一个场景转到另一个场景，不可能老扮演同样的主角。最主要的是在舞台旋转时，寻到此时此刻此场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快乐地扮演好这个角色。聂君正值壮年，他的大局观、大赛实战需要的心理建设等，中国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而这正是年轻棋士最需学习的。近年来，他担任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正是最能发挥他的所长。在中国围棋步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卫平已建立了历史性的地位，但今天他仍来日方长，这令人想起木谷实，年轻时木谷在棋盘上建立了杰出的声誉，中年以后，更培养出木谷一门二百余段，称霸棋坛三十年。也许我们也可以以此期望聂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