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玉访谈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刘兰玉访谈

  

我从北京飞到连云港是从北京南苑的一个军用机场出发的，据说这家航空公司以前也是由中国空军经营的，因为连云港在中国不算大城市，所以从北京飞去的航班不多。她很热情也很客气，我与她通过多次电子邮件，非要和先生一起到机场去接我，说一个小姑娘自己坐车不安全。当走出连云港机场，看到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的时候站在自己面前时，我还是被感动了。

当然，更多的感动还在后面，后来在连云港和苏北赣榆县的访谈旅程中，他们即是我的导游也是我的司机，象老爷爷和老奶奶一样，细心地呵护着我这个从异国他乡来的大学生……

 

安娜：您是在哪里插队？

刘兰玉：我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知青，到江苏省赣榆县黑山口乡插队的，去了不久就干赤脚医生了。我是1970年才下乡的，下放的比较晚，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因为连云港市1968年开始武斗，武斗打起来把部队的枪炮都弄出来了，真枪真炮地干上了。当时连云港武斗两派在北京谈判，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调和，后来两派1970年才达成停火协议，成立市革委会，成立革委会办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们知青都下放到农村去。

我记得是5月3日下去的，我们是第一批插队的。当时走的时候在南广场那边，敲锣打鼓，很热闹。一个大货车，90多个人都站在车厢里面，拉到赣榆县那边去。那边公社里来人带队的，当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是个女的，帮助带过去。到公社去以后，在公社里面吃的中饭，吃过中饭之后，每个村把我们带到村子里面去，我们那个村一共6个知青，3个男的，3个女的。当时我和我爱人在一个村，我们是一个学校的。

    安娜：你们以前认识？

刘兰玉：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是六六届，我是六七届，他比我高一届。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打乱了班级界限，都是以个人的观点，分成了几派。后来革命委员会夺权之后，又有七派造反派，反正派很多。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保守派的，当时对我们学校里面的党委书记被打成走资派有看法，他实际上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干部，行政是十三级，级别挺高的，把他打成走资派，受的那罪，被斗的那样子，我们都看不惯。我们说，你有造反有理也得讲道理，他有错误你批评错误，不能动手打啊，我们对造反派的行为都看不惯。

当时学校里面主要形成两派，我们两个是一派的，保守派。到后来保守派就不行了，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运动，又说造反有理，人家搞革命就都不要我们保守派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属于逍遥派，就逍遥了。那时候，有一个海州医院的医生，现在有70多岁了，当时还只有20多岁，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之后正好在这边实习，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反正医院里面也不正常上班的，我爱人和几个同学就跟着他一起学针灸和医学知识。他们在解放路找了个教室，学校都不上课了，教室都空着，他们几个人在那里学。后来这个人当主任医师了，在连云港是内分泌科专家。

他们边学边对外看病，谁要愿意的试试的，也不要钱，就是实验性质的，都是义务的。有些病人也愿意，特别有些小毛病，感冒啊，就去针一针，弄一弄。我在家里面没事，学着做衣服，做裁剪，还有些人学木工，做木匠，打家具。我爱人因为家里父亲也是所谓的走资派，胆子比较小，不让他学木匠，因为学木匠的木头，要到处找，比如外面有大字报专栏，有些木头都是从那架子上拆下来的。他家父亲不让他去，拆大字报专栏，被抓到以后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那就麻烦了，所以他爸绝对不许他学木匠，他就学针灸了。

学针灸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些人就在他家门上贴一个对联：庙小妖其浓，水浅王八多。这是骂人的，王八就是鳖，妖怪，乌合之众。他家里人看过之后就害怕了，以为是造反派找他们的事儿，所以后来就连针灸都不敢再去学了。实际上，后来知道是同学跟他开玩笑贴的，但那个时代大家活得都是谨小慎微的，走资派更是战战兢兢的活，反正他就不学了。

当时武斗打得厉害，有很多伤员，他们被叫到医院里面帮助护理伤员，当然也就趁机可以学学护理，学学护士那些事情，跟着医生、护士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搞搞服务，就在现在的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我当时就在家里学学裁剪，买点布，自己给自己做个衣服穿穿，就是闲着没事，也无聊，没事找事。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70年5月份下乡的时候，我们到农村去了。，我们所在的大队当时有5个149医院的解放军军医在巡回医疗，我们就跟他们学针灸啊，采集中草药什么的。因为我们下乡的地方是山区，山上草药不少，我们采过小柴胡，丹参，黄芪，益母草，茵陈等中草药。解放军带着我们学，这个是什么草，那个是什么草，采来以后这个草是什么功能，可以做什么，就这样教我们。

我们还用草药防病治病，农村里的厕所都是在地上挖个坑，里面有数不清的苍蝇、蛆，脏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用小毛茛眼，天天撒在那些地方。有时候熬一大锅药汤，防治肝炎，用茵陈熬汤以后，每个生产队装一个大桶，弄到地里以后叫大家来喝，能预防一些传染病，象肝炎啊，感冒啊等等。

当时村子里面有一个老医生，姓徐，那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在村里开小卫生室也开了很多年了，所以跟村子里面的人也很熟。文革开始后说他是地主分子，解放军医疗队比较左，说农村的医疗权怎么能让地主分子把持着呢，就要把这个乡村医生赶走，要成立贫下中农自己的卫生室，由贫下中农来掌管。当时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因为文化大革命嘛。解放军一那样，我们知青当然跟解放军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把他赶走了。

贫下中农接管了卫生室，但总得有自己的人管吧?于是就在村里培养自己的赤脚医生，第一个是杨洪彦，他当时很小，才十多岁，上没上中学我不知道。刚十多岁的孩子，就让他跟着医疗队学，也到公社里学过。然后在我们这些插队知青里面再找一个，我们那个庄子里面没有一个高中生，插队知青里面也只有我和我爱人两个高中生，而且我爱人又学过针灸，对于人的穴位都比较熟悉，解放军医疗队觉得他还行，让他也来当赤脚医生。我们在那里干活确实表现也不错，也不是调皮捣蛋的人，解放军医疗队推荐，队里同意，所以就干了。解放军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后来医疗队就撤走了。

撤走以后就把我们晒在那里了，当时我们也比较傻，也不知道靠拢大队干部。解放军医疗队走之前，晚上都要开会学习，每次开过会之后，大队书记都要私下找几个人问你们今晚开什么会？什么内容？有一次问到我爱人，他没讲，他觉得解放军开会，跟你无关，没有必要跟你说，就没说。就是因为他没说，人家别人都跟大队书记说了，这边开过会，那边去汇报了，所以大队书记就认为你不是我的人。

我们本来插队知青在那里也就没有任何关系，村子里面只有两个大姓，一个姓杨的，一个姓谢的，还有个别其他的姓，只有一家半家的，很少，那个地方掌权的都是姓杨的。我们去了既不姓杨，也不姓谢，本来就是个外地人，农村里面那种旧的观念，排外是很厉害的，正好又有了这个问题，大队书记就拿我爱人来开刀了。虽然我爱人的父亲是南下干部，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翻出他夫人是富农分子。档案都在公社里面，书记就拿着这个，晚上开会的时候说，有些人靠着解放军尾巴翘上天，你不摸摸自己屁股干不干净，你屁股不干净还想怎么弄，话就是指我爱人了。就是说话带钩子，你到农村来，让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要好好改造，你改造不好我就可以批斗你，就是这样来整他。

当时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因为是根红苗正，我什么也不怕。我父亲是革命干部，1942年参加革命的，我家是下中农，我母亲是佃农，你查我祖宗八代，都是无产阶级。我爱人就很害怕，而且当时我们在那里还没有结婚，只是恋爱对象。有些人就在我跟前吹风了，说我傻，应该找个家庭出身好的，革命的，不要鲜花插在牛粪上，怎么怎么样。我爱人当时他也确实害怕，一个是大队书记整他，怕到时候真把他斗了，真是受不了；再一个他也怕我不跟他了，跟他吹了，因为一划清界线的话，你挨斗，我凭什么跟你，所以当时思想压力很大。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办法了。当时我们虽然是以恋人关系下去的，但是我们平时很少接触，在农村里面有那种农村封建习惯，男女授受不亲。他住在生产队喂牛的牛棚里面，跟人家一起住，我跟几个女知青住在房子里面，一般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晚上天天开会，学习文件，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说话，去交流。那天我们专门请了一天假，我们还不在一块，他找他的队请假，我找我的队请假，请过假以后，早上天一亮，太阳还没出来，我们就骑车到塔山水库去了，把事情谈开了，给他一个定心丸。

    安娜：挺浪漫的。

刘兰玉：现在看来是挺浪漫的，但是当时压力是很大的。我当时自己有个自行车，推着自行车，路好骑的时候就骑着带着，不好骑的时候我们就推着走，围着塔山水库转了一圈。我说现在我们已经是最下层最下层了，知青农民了，他们能最后怎么斗你？怎么治你？他能开除你地球的球籍啊？你撤职没有职可撤，你开除没有地方开除，开除还是种地，还是农民，有什么可怕的，无所谓的事情。

我反正是这样子，我既然跟你谈对象了，而且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不是那种见异思迁的人，我不会变心。一直走了一整天，到晚上天黑了才回到村子里，基本把他的思想顾虑打消了。我说你要是不相信，咱们拿结婚证吧，拿了结婚证你就放心了吧。我当时虽然是出身好，再怎么样，我的前途也就是个知青，也是个农民，我也不可能远走高飞。最后结果，我们拿结婚证，结婚了。

    那年12月26日领的结婚证，结婚时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弄，我父亲给我一百块钱，他父亲给他一百块钱，就是二百块钱，买了三抽桌，三个抽屉的桌子，21块钱，买了一个盆，买了一个铺板，9块钱，就是木板，买了一个床头，也是9块钱，说还得弄几个箱子，钱不够，没办法，只能找木头，找同学打成两个箱子。买点漆抹一下，本来要抹红的，我说就抹黄的，红的怪那个的，反正我不喜欢，农村结婚都是喜欢红的，那时候说革命化什么的，我不要红的，就抹成橘黄色的。又买了几斤糖块，买了两条烟，在农村里面把糖块撒一撒，大家抽点烟，就这么办了。

    安娜：这个就是目前所谓的裸婚。

刘兰玉：是，绝对就是裸婚，什么也没有。结婚当天的中午吃饭是我自己做的，下的是面条，也没荤的吃。到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利用结婚的时候请个客，把大队书记干部请来吃一顿，他保证以后对我们好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这个东西。就这么结婚了，该干活的干活，就是结婚那天没出工，第二天又到地里干活了。结过婚以后不同的是，我们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家了，有自己的房子了，两人说话方便了。不像过去的时候，他住在那边，我在这边，他在那里干活，我在这里干活，根本没有机会交流说话。         

结婚以后，当时大队书记把我爱人的赤脚医生拿下去了，又找不到合适的知青接替，最后只好让我干。卫生室和我住的房子就是一墙之隔，农民看病找我也方便，不管上班下班，你只要到那个地方，反正我就在隔壁。正吃饭的时候，病人一喊，我也可以过去给他处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喊一下，我也可以去，可以处理。

我们村农活特别重，早上天一亮就要到地里干活，干两个小时以后回来吃早饭，吃过饭以后再去干活，出去干活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梳头，那时候扎个小辫子，因为在家里没有时间，爬起来，赶紧弄水擦一把脸，就走，辫子一边走路一边梳。人家别的农民家里有人做好饭，到家就吃饭，我们怎么弄？我们回家以后就赶快烧火，赶快做饭，一个烧火，一个做饭，做好以后赶快吃，趁热吃，吃完以后马上就得走，一点时间都没有。

早上是这样，中午也是，中午下工回家，在地里干活累的，回到家根本就不想吃了，躺下浑身都瘫了，躺在床上歇歇，再做饭吃饭，下午再去干活。我以为人生就这样下去就行了，1972年3月生了女儿以后，大队让我等到满月到学校当老师。当时我还愁得慌，因为带着小孩子，小学老师晚上还要备课，白天上课，很愁得慌。说实在话，我当时上进心也挺强的，不甘心在农村里面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不管怎么样，老师、赤脚医生，还是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个事业，我不想放弃。最后杨翠英他妈是妇女主任，说你把小孩放到我家，我家人多，替你看着，你去上课。于是弄个大筐，树条编的大圆筐，里面弄些草，上面铺上小被子，把小孩围在里面，每天早晨我把筐背到杨家，我再去上课。到学校以后，才知道，实际上学校里面是要我爱人当老师的，大队书记不同意，不让他去，才让我去的。

    安娜：因为他与书记关系不好？

刘兰玉：是，因为大队书记觉得他不是自己人。那时候村子里面只有我们两个高中生，所以只好让我去。后来才了解到，大队书记之所以让我去当教师，实际上是把我赤脚医生的位置让给他家侄儿，我做月子的时候，他家侄儿已经在卫生室上班了，正好是一箭双雕，既打击了我爱人，又给他侄子腾出了位置。

     安娜：您女儿还记得当年的辛苦生活吗？

    刘兰玉：记得，有些事情她记得，有些事情她记不得了。当时无论是做赤脚医生还是做代课老师，都还要下地劳动，一天七个工分，十分才三毛钱，不干年底就没吃的。上地里干活时，也是弄二个筐挑着，这边小孩子放在里面，那边放着工具，到地里去，小孩在地头，农村小孩也泼辣，没有那么娇惯，往地头一放，他自己在那里玩土，我一边干，一边离着也不远，可以这么照看着，就这么过来了。

    安娜：现在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的。

刘兰玉：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到后来慢慢的境况好一点了，因为我们村大队是先进单位，所以要经常整理很多先进事迹，公社来人要我们大队写出来，大队里面没有人能写得了，最后怎么办啊，就只能让我爱人写。因为他会写有文化，能帮大队书记写材料，他确实帮他写了不少。到后来，村里的人连入党申请书，结婚申请书等都需要他帮助写。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加班给他们写，加班都是白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干什么事情特认真，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交给他的，特别是领导交给他的，一丝不苟，晚上加班也得弄出来。为那些入党的写入党申请书很可笑，大队书记说这个可以入党了，你给他写一个，那个可以入党了，你给他写一个，村里十几个新党员，都是他帮助写的入党申请书，他填的表，支部大会讨论、决议、记录也都让他写，反正所有动笔的都是他的，但是他自己却不是党员。

写了这么多入党申请书，后来他自己也想入党，自己也给自己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一直写到最后，也没批准。他是1974年走的，去了徐州煤矿下井当矿工。当时走的时候没敢让大队书记知道，怕他知道之后拦住不让走，就麻烦了。因为他经常写材料，与公社里面的人都很熟悉，天天在一起写材料嘛。后来他先找到公社的干部，把煤矿招工表先盖了公社的章，然后再找大队盖章，大队一看公社都盖章了，他能说什么，这样才走的。如果当时从大队按部就班走程序的话，很有可能走不了了。因为我们那个大队书记就是那样子，我们在那儿几年，当兵的，招工的，宁愿找个聋子去，他也不让知青去，所以我们知青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上大学的，那时候是推荐，他根本就不推荐你，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知青在那里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没有一个当兵的。你说他多狭隘啊。

    安娜：农民意识。

刘兰玉：是农民意识，思想确实闭塞，在一个山区里，很偏僻。有的地方，很多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当兵，很多，但是我们那里一个也没有，我们全公社90多个知青，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就是不给你这个机会，你有什么办法。

我爱人走了以后，就剩我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农村里面，又待了将近两年，他是1974年3月份走的，我是1975年12月25日离开的那个地方，差三个月两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那里干活，在地里干，跟那些妇女们一起抬土，夏天太阳那个热，加上劳动强度很大，特别累。因为有小孩子，还要喂小孩子，一个人有时候真是没有办法。特别到秋天的时候，忙死了，我们那个地方种地瓜，就是山芋，干完活以后，就在田头分瓜，一个人几百斤，一家一家的称，休息的时候把它切成地瓜干，在地里撒好，切完之后再干地里的活。到晚上收工以后，前二天晒的地瓜干又干了，再收起来，再挑回家去，天天一直就是这么连轴转。

我到地里都要挑对筐子，把小孩子放在筐子里面，这边是小孩子，那边是一个铁铲镢头。有时候，有些农民确实也不错，推车子送粪的，有时看我可怜，把小孩子放在他车上，坐在粪筐里面，帮我把小孩子带一段路。还有杨翠英这样的朋友，因为她妈是妇女主任，而且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地位是比较高的，大队书记也怕她几分，我女儿经常有她帮我照看，替我看着，替我哄她玩，确实翠英那时候给我帮了很大很大的忙，到现在为止，我跟她关系一直还是很好，她也很尊重我，我也很感激她，包括她家里面。

当时去赣榆农村确实是准备扎根的，我们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回城里，真的。我们自己花钱盖了三间房子，也养过好几头猪。

    安娜：您做赤脚医生培训过吗？。

刘兰玉：没有，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实际上我也没学过。但是我爱人学过，家里有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他当时自己买的，他就教我，我就看那个书。针灸原先我没学过，我爱人也会，卫生室里另外那个赤脚医生有时候教我，回家我爱人也会指点，自己学着在自己身上试，一些常用的穴位很快就掌握了。

村民们最多的病是腰疼，在这个地方扎两根以后，让他活动活动，扎腰痛穴，就好很多。发烧、感冒，针灸不管用，必须打针，他们也会教我，在屁股上面划个三分之一，扎上面三分之一，而且扎在外面，不要打到里面，不要打到坐骨神经，就没有问题了，还有要把针里的空气排光了等等。我这个人你可能也看出来了，胆子比较大，我敢动手，他们说有冲劲，学得很快，就是这么样。有些岁数大的老年人，知道我刚学打针，他说你给我打，我不怕，人老骨头硬，你在我身上试。当时真的就是这样子，针灸也好，打针也好，都有人鼓励。有时候打静脉，女的不好打，男的好打，有些男的老头子就说，兰玉，你来，你先给我打，我来给你试，我不怕。一针不行，再扎第二针，第三针……我现在想想真的也很感动，农民很都善良。

    安娜：您接生接过吗？

    刘兰玉：接生？没接生过。

    安娜：那您几乎没有进过什么正式的培训班？

刘兰玉：有过二个礼拜吧，公社医院里面办的，就讲医疗卫生知识，反正就是基本的东西，也包括一些针灸，什么东西。实习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的坐骨神经痛，针灸针环跳，扎什么穴位我都忘记了，还有尾中、承山穴。躺在那里我就下针了，这么长的针，环跳都要弄这个大长针。针过以后，再拿酒精烤烤针，增加感觉。

村里的人一般都是头疼脑热的病，感冒发烧的，都是给些药，反正药给病人之前之前，我都先看看说明书，瓶子上面都有说明书，就按照说明书来。另一个赤脚医生比我小，但是他知道的比我多，他受过比较系统的培训。像有些急救药，他会给我讲，一般不要乱用，如肾上腺素，那些都是急救的，他也给我讲一些其他的。遇到问题我就去问他，反正基本上就是头疼脑热的，还有一些是胃疼的比较多，用硫酸铝治就可以了，就照着说明书那么来。反正那些农民，他也很容易相信你，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时候也很忐忑，但是他们看不出来，总觉得你是有文化的。

    安娜：从一开始他们就比较相信您？

    刘兰玉：是，所以他们就说拿我身上试，在我身上学，真的就是这样子。后来有一个村民也是坐骨神经痛，疼得不能走路。我看到书上写的可以打封闭，哪个地方疼扎哪个地方，后来我说给你打个封闭吧，针灸了多次也不管用。在她疼的地方，弄针普鲁卡因，针头比较长一点，戳进去了，推了一半，她就说不疼了。后来还真好了，普罗卡因本来就是麻醉的，可能正好让我碰巧了。所以，后来她到处说我有办法，治疼痛有办法，打了一针就好了，后来好几个人找我给他们打封闭。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碰上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农民们很你容易相信他们体验到的事情。

    安娜：那些药是你们买的，还是政府给的？

刘兰玉：到公社领的。那时候，我们那边农民看病都不要钱，什么钱都不要。我们说什么药需要，到时候就报计划，批了就到公社去领。我扎针灸用的那盒针是我爱人的，是他学针灸的时候买的，里面长的短的都有。

那时候打针用的针，静脉注射针，不像现在都是用一次性的。那时连注射管子，都是反复用，用过以后都要刷洗，洗完以后要煮半个小时，在锅里面煮，有一个专门的药盒子，就像饭盒子一样，都放在里面煮。煮完以后针都放在里面，纱布也放在里面，用的时候拿镊子镊出来，放在小盒子里面，拿这个给病人打针，每天都要消毒，很麻烦的。

    安娜：您一天只消一次毒？如果刚打完一个人，下一个人中间会不会再消毒？

    刘兰玉：我一消毒一盒子，里面有好多备用的，有七、八个针和管子。

    安娜：有的赤脚医生说，他们有一针打全村的经历。

    刘兰玉：我们不是，那绝对不可以。我是每个人换一个针头，针头打过以后我就放在一边，下次洗过以后再消毒，一天一次消毒，一批一批的。

    安娜：您的条件比较好。

    刘兰玉：我们不是最好的，但还可以。起码针头很多，针头有十几个，针管也有七、八个，输液的橡皮管子不是太多，但是也有三、四个。每次把皮管子消毒以后，专门弄个纱布，四层的，把它包起来，然后裹起来，缠起来，打吊针的时候再拿出来。基本上一人一个袋子，你打的时候我把这个袋子拿来，打完以后就往那儿一放，再来一个人就用另外一个袋子，我们还是比较讲究的，真的。

    安娜：您教过农民卫生的吗？比如刷牙？

刘兰玉：那时候农村里都不刷牙，开始时，我们知青在那边刷牙，那些农民都当景儿看，他们根本不刷牙。只教过他们消毒，告诉他们在厕所里面怎么消毒，这个事干过的。

我们大队只有两个赤脚医生，也干不过来，但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可以带着生产队卫生员一块去。每家消毒要靠我们两个人的话根本不可能完成，都是他们卫生员帮着做，但是怎么弄也是我们教给他们的。给他们讲怎么做，而且他们工作的事情我们指导他，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做，四个生产队，每个队一个，四个人，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干。

    安娜：撒消毒水？

    刘兰玉：一开始不是，一开始都用小红眼，一种草药，有毒的。到山上割来，淌的像奶一样的，白白的，割来后用铡刀铡碎了，拿个筐背着，每家的粪坑里面撒一点，撒完以后苍蝇就死了。一开始都是那样子消毒的，到后来也用消毒水，也喷过敌敌畏，但是大部分都是用那个草药。因为我们是山区，那个东西比较多，到山上用刀割，割来就行了。而且割来以后可以放在那里晒，晒干之后铡碎，水一泡，到各家一去，毒性还有，效果挺好的。

安娜：非常感谢您的故事，我们这次的谈话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报告中，也可能会用在将来的出书中，您同意我用吗？

刘玉兰：同意，同意。你一个小姑娘这么老远的跑到我们这里，真的不容易，现在的年轻人象你这样勤奋做学问的人太少了，你以后有什么问题，阿姨还会帮助你，别客气。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3，4,5日

访谈地点：连云港市中心宾馆、黑林镇卫生院、石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