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

一个ABC对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
正文

梁劲泰访谈

(2022-02-21 08:19:41) 下一个

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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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劲泰访谈

 

    我们约在了北京著名的商业街王府井附近见面,离声名显著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更是近在咫尺。周围繁华而整洁,不远处的中国美术馆门口已经开始有人排队,我们在一家宾馆楼下的高档的茶馆里,临窗而坐,很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意境味……

    在我刚到北京参加的一次知青座谈会上,我就注意到他,他有着一般知青身上所少见的学者风度,虽然头花已经花白但身材保养良好,说话不紧不慢,话语中透着一种坚定和自信,侃侃而谈的同时不失温文尔雅……

 

 

    安娜: 这里的环境真好,有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梁劲泰:本来应该请你去家里谈,但家里面有一个老人,95岁了,不方便,所以也就没考虑在家里了,好在这里离家很近,交通也方便。

这里原来是科学院社会学部的地方,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你看那个红门后面有一个两层的楼,我考证当年袁世凯就住在这里。最早这个地方属于法华寺,法华寺很大,有西院和东院,东院就是这个地方。袁世凯住在这个地方,它的好处在哪里呢?首先是离紫禁城很近,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住在这周围。所以李敖写法源寺写错了,它不可能在离市区很远的地方,它一定是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王府井为什么火?就是因为东华门以前有个规矩,东华门以内汉人是不能进的,所以东华门外就是一个学者、官商、太监,所有各类人物交汇的地方,就在这王府井,各种交易都在这里进行,所以王府井当时就火在这个地方。

    安娜:您原来在哪个中学上的?

    梁劲泰:日坛中学。

    安娜:您祖籍是北京的吗?

梁劲泰:不是,老家是广东的。但我是在北京生的,中间又在广东上过小学,中学以后都在北京上的。那个时候学制比较乱,现在都是秋季升学,全世界大概都是统一的,但当时北京的学制改成冬季升学,跟年度是统一的,所以学制很乱。我按理说应该是1968年上的初中,1971年初中毕业,1969年我随父母去了两年湖南干校,这样高中又延了两年,到高中毕业已经是1975年的年底了,1976年初就到延安延安县河庄坪公社小沟大队插队了。

我印象很深刻,是1976年4月份,因为我们走的时候,北京刚好发生了很有名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1979年考大学从延安乡下走的,中间在农村待了三年多,所以我们这些人,跟那些老插队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安娜:怎么当赤脚医生的呢?

梁劲泰:当时当赤脚医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要从前面开始捋了,北京是1973年还是1972年我忘了,中学都不读书了,大学也不办了,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高中要进行教学改革,教育改革,学习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实践出真知,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里面来的,不是从书本里面来的。当然他这个实践出真知也没有什么错误,关键他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这个到现在也没有人去好好的理清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作为当学者的,也很困惑。

当时教育这样一改变以后,很多高中就开始结合实践,现在应该叫开拓、拓展班,当时叫学工班、学农班。这种学工、学农班在高中的时候就开设一些,根据学校自己的情况,学一些木匠,学一些农业机械,还学一些所谓机械知识,就是直接和应用有关系的,有点把职业教育的东西放到高中里面。当时我们那个学校也是一个教育改革试点学校,我们班主任老师是医科大学毕业的,本来他也是要去下乡的,因为他有老母亲,就不愿意下乡,留在城市里到高中当老师了,因为他是医科大学学毕业教生物的老师,所以他对医学很内行,结果在他的倡导之下,把我们那个班,改成一个学医班,除了高中的一些基本课程之外,主要学医。

当时高中的课程被大大压缩了,都很简化,包括三角函数,求证之类的,都给压缩了。这样课程压缩之后,大量的教学时间就变成所谓的实践课,所以我们就到医院学习。因为当时没有大学了,大学还没有恢复,医院里面基本都是青黄不接,我们一去以后,当时学习环境还挺好,一个人跟一个大夫,大夫们也很热情,现在的实习医生未必能做的事情我们当时也能做。当时的大夫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都是比较受压抑的,请他们讲课,他们都是免费给我们讲。当时他们给我们讲的一些事情,我到现在印象都是很深的,那些医生都特别严谨的。

比如来了一个痔疮病人,他说你去看一下,我说行,他说你准确的告诉我这个病人痔疮是几度,是一度还是二度?我就告诉他,他说你再告诉我它在哪个位置,是表盘几点几分的位置?我只好又去看,他不断的督促你,你必须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那么一年左右,跟着这个老师,有时也跟医院里的其他大夫,大概就是学针灸,内科,外科,一些基本的常见病的知识,当时我觉得还挺有收益的。尤其当时医生很认真的精神,确实让我们觉得特别受启发。

    安娜:在北京城里?

梁劲泰:就在城里,二龙路医院。因为我们是中学生,而且都没有见过这些病人,第一次看见病人都很难受的,医生他不管你,你就得认认真真的,不能因为你没有见过或者是第一次接触,就感到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挺好的基础,1976年下乡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成了赤脚医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赤脚医生在当时农村来说应该说是比较重视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有很多: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啊,红卫兵啊,上山下乡啊,其中赤脚医生就是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中的一个。而且当时不断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可否定,那时候已经有点问题了,不可否定的是说它产生很多新生事物,之一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为什么会有?又得回溯到一个敏感问题,毛泽东有一个所谓626指示,这个626指示是1965年发生的,当时意思就是说卫生部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不改善劳动人民的缺医少药,干脆改成才子佳人部等等,说他们将卫生工作都放在城市,不如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这么做,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一来,很多医务人员就必须到农村去工作,包括我们的老师,他医科大学的,他应要按照这个到农村去,但他不愿意去,就留在城里当了老师。当然也有好处,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知识。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下到农村以后,当时每一个大队,就是一个自然村,必须要有一个赤脚医生。象几个重要的人员,如兽医、接生员、赤脚医生,按要求这些都是要配备的,但是这些人是不能脱产,要跟所有人一样,都是要下地干活,当然你可以在离村里近的地方干活。虽然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配齐的,所以有很多地方都是一人兼任好几个职务。我没有当过接生员,因为我们那儿有接生员,兽医倒是有时候兼着干一点,谁家的猪发烧了,要过去给猪打针,耳朵后面打针,很有意思。

    赤脚医生作为一个体制,当时也有一些培训,一年下来做一、二次培训,集中开一些会,传达一些精神,同时做一些短期的医疗培训,这些也还是有的。

    安娜:做赤脚医生以后,您一共参加过几次培训?

梁劲泰:没有,我没有参加过一次培训。我知道有这个培训,但是没有论到我。我知道当时有些地方是有这种赤脚医生的培训,它的经费来源主要就是合作医疗,我们现在也没有搞清合作医疗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失败的。为什么是失败的呢?你从村子里面每个人收一定的费用,来作为医疗基金,你收的多的大家肯定交不起,收的少了肯定不管用,这样靠一个村子的力量做合作医疗,而且又是所谓自愿的,肯定行不通。后来果然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在当时来说,这种合作医疗必须有一些补助的渠道,比如知青在的地方,有一些政策倾向,这样下面的卫生站才可能会得到一些支持,拨一些钱、药,才可能维持。

延安当地为什么对去陕北的北京知青比较热情,因为北京每年都给老区很多捐助,知青在的地方还可以得到一些药品,这里很多都是北京支援的。北京的知青与延安之所以保持很密切的关系,是因为北京和延安之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关系,这个特殊的关系是1973年的时候,周恩来有一次回延安,当时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在延安待了13年,意思就是说毛泽东应该回来看一看。毛泽东50年代、60年代到过河南,甚至到过西安,就是没有回延安,究竟他为什么没有回延安?谁也不知道。但是1973年6月9日周恩来回去了一次,虽然只待了22个小时,但在当地还是非常的轰动,而且周恩来说我就是代表毛泽东去的。

老乡都非常的热情,但是谈到当时延安的情况,周恩来觉得很痛苦,痛苦在哪儿?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这么穷,1973年延安有14个县,130万人口,当时农民人均粮食不足250公斤,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周恩来说,他都很愧疚,他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后来就传说有一个以毛泽东名义的电报,我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写的,有一个以毛泽东名义写的复电,就是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意思就是说延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很大,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回报延安。

这样一来延安的知青就多了一层色彩,多了一层政治上的背景。跟山西的知青,或者跟四川的知青,或者云南的知青,或者跟黑龙江兵团的知青相比,就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然,今天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很活跃,也是因为现在的领导人也是当年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当时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背景下,当地的老乡对北京的知青是很欢迎的,为什么他很欢迎呢?我们去了以后,就等于也带去了很多中央为了还愿的、还债的物资。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按现在来说应该叫捆绑政策,有点象商业捆绑,就是说哪个村有北京知青,我就按照北京知青的点发放大量的物资。我们去的那个队,手扶拖拉机,发电机啊,电泵,电线,平板车,还有灯泡,所谓当时称之为战略物资的东西,都是因为知青而拨给的。

因为这些原因,我在那儿当了三年赤脚医生,也是比较受欢迎的,感觉也比较好,老乡有病还是喜欢找我,就这么做了三年的赤脚医生。

    再具体来讲,就是防病,治病,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弄一些草药去预防腹泻,到冬天的时候熬一些中草药,预防感冒。因为当时有一个口号,农村的医疗工作是以预防为主,所以我们也做一些。包括饮水里面消毒,我们在那儿把机井重新拿混凝土封好,让井台干净一些,要不周围都是很脏的。

    有时候还要发动知青干,因为重新砌一个井台不可能是赤脚医生一个人做。夏天也有时候做一些兽医的工作,比如这个时候天热了,该割麦子了,麦子割完之后马上把地耕一遍,种上秋庄稼,这个时候一面收庄稼,一面种庄稼,牛的体力劳动比较高一些,就给牛灌一些蛋糊,就是蛋清,拿牛角给牛灌进去,这样牛就不容易生病。在陕北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赤脚医生,象孙立哲那样可以做各科手术的,他是个案,主要是他插队的村离城里很远,必须要做一些外科类的,因为有一些疾病路远没办法送医院,必须就地治疗。我去插队的地方好处在哪儿呢?离城比较近,一般碰到重病人我都劝他们到医院去,不冒这个险,一看发高烧了,或者所谓急腹症,一些急症,我就说你到医院去,我们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降温,止疼这样的处理,也不可能做别的更多的处理,老乡也知道这个利害关系。

    安娜:他们自己去医院吗?

    梁劲泰:他们大都自己去,有时候我也会陪着去,帮着挂号,帮着找医生。因为我们那儿离城比较近,副业搞的还不错,一般的病农民还是可以负担的起。如果负担不起,大家知青有时候也会借点钱给他们,或是队里贴点钱,先把病人给治了再说。当然很严重的病也没有办法,比如像癌症之类的,也就去看一看,之后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也没有什么办法。有一个癌症病人,看完回来后,让我每天给他打一针,抗癌几号,当然我也不懂那个药究竟是什么成份?打完管用不管用?但最后还是走了,到最后走了那一天我还在给他打,输着输着液体就输不进去了,人已经没有气了。

    安娜:您刚才说合作医疗是失败的,那时候您的感觉呢?

梁劲泰:当时合作医疗弄起来很困难,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降低成本。比如我给你弄个针灸,那个成本很低,你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扎一扎针,喝点儿草熬的汤,基本不怎么花钱。

农村赤脚医生,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实际上还要兼一些巫医的色彩,兼一些游医的色彩。比如我接触很多农村的病人,其实他们很多是心性的疾病,比如农村的一些妇女她心眼很小,一生气以后她就痉挛,口吐白沫,那个在医学上应该叫癔病,歇斯底里。那种病不是吃药能好的,她相信你就能好,她不相信你,你给她吃什么药也没有用。

我有时候,就先给她针灸一下,再顺着杆儿用很多好话哄她,你别说,还真就治好了几个。因为她首先相信了你的医术,之后就开始从心里把你神化了,情绪自然就稳定下来,好了一后,家属邻居就说开了,北京来的赤脚医生很厉害如何如何,医术很有一套,甚至以后也有人连看病带算命之类的事情都来找你,他们相信你多少会点那个什么,英文有句词叫Witchcraft,对,巫术,是有点巫医的感觉。他们认为你不是一般的人,他认为你是有法力的,因为你的来源就不一样,你本身就是从北京那边来的,天子脚下来的,来救他们的。李白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谪仙,半个仙人。在陕北有些农民眼中,这批知青就不是一般的人,带有点神性的人,真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农村合作医疗的成功或失败,有时候还不单单是由制度来决定的,也涉及到金钱,同时还要看具体的执行者和具体的对象。所以那天我们座谈的时候,我就问另一位赤脚医生,你在你们那个内蒙地区一定是个神医,他说就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陕北最著名的赤脚医生孙立哲也是黄土高原的神医,不是开玩笑的,一个没有进过医学院的赤脚医生,诊治病人过万人,大小手术上千例!陕北农民真的就认为他是神医。听说孙里哲离开陕北以后,都到了国外了,延川的农民还是把他作为一个神来供奉的。

赤脚医生作为一个制度来说的话,作为当时普及推行的一个制度来说,也很难用一种成功或者失败来讲,你所谓失败是因为有的地方没有组织好,他们没怎么重视这个问题,自生自灭。所谓成功,是有的地方组织的比较好,做的有声有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老百姓心目中有一定的口碑,这个我觉得是所谓成功的。

到了后来,由于整个政治大环境没有了,我们这些人就不可能再待在那个地方了,赤脚医生没有了,只能又恢复到过去农村卫生员、卫生站这样的,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形式了,因为很多农村已经城镇化了,但边远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样。

    当时来讲,赤脚医生的问题是一种运动,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我认为这个东西,我很客观的来讲,也不可过高的给予评价,但是它确实是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最可惜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去总结它,没有人去归纳它,没有人做这个东西和以后农村社会发展的关联研究,起码我知道国内目前还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尤其改革开放之后,所有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急功近利,把原来的很多东西政治化,就贴个标签,以前是从政治化的角度,完全肯定,完美无缺;现在又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反政治化的角度,把这个东西都给否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安娜:赤脚医生对推动当时中国农村卫生医疗的普及,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吗?

梁劲泰:赤脚医生和知青运动,是通过上层的政治力量,不是一种自然的力量,通过一种政治的行为,一直推及到纵深的农村地区,这在当时是实际的,也是有实效的,可以说对于后来农村文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现在我们再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在他们年龄大一点的人嘴里,我们都成故事了。可见在他们看来,在他们的生活中,城市的文明,由于知青一下子变得很近。他们也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很多所谓他们认为的城市文明的一些特点,一些东西。很多知青为什么有一种情结,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受到理想主义的鼓舞,他相信这个东西,不但相信它,而且觉得应该有一批人去实践它,去完成它。所以这里面多少带有点宗教的色彩,但是他们不一定承认。

当了学者之后,对很多我们当时经历过的一些问题,解释就不一定了,有可能更加准确,也可能偏离原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自己一直认为我们国家太政治化了,这些本来不应该属于政府行为的,而且政府不应该去完全承担政治责任的事情太多。举一个最简单的,咱们街道上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叫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于是老头老太太先自发的去做,自己去管理,自己去组织。后来我看了美国所谓的社区管理,其实我感觉到跟咱们的居民委员会管理是很像的,他管理日常的环境、卫生。但是我们居民委员会也有不好的地方,很快就成为一级政治组织,甚至有了行政级别。这个我觉得太政治化了,失去了社区居委会存在的原意。

回到你的问题,赤脚医生对推动当时中国农村卫生医疗,肯定是有贡献的,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不一定,分什么地方。

    安娜:您在赤脚医生里面算是佼佼者了,能像您这样走到学术领域的多吗?

    梁劲泰:那有,也不少。有时候回过头来想,总觉得那一段的生活,不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有一个反思。问题是现在把这个东西和文化大革命搅合在一块了,弄的有口难言了,不知道怎么去陈述这个事情。后来觉得这个东西很纠结,就不大愿意提这个事了,尤其我去西藏以后,我在西藏工作了10年。

    安娜:你当时自愿去的吗?

    梁劲泰:我是自愿去的。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当时那种情况,当然和去过延安插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去延安之后,我感觉到农村有什么啊,没有那么可怕,很多城市人认为农村和城市差别特大,好像城市很奢华似的,觉得农村非常艰苦,艰苦的简直就不是人活的地方。我去了陕北之后,待了三年之后,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实际上,当时的城乡差别也没有那么大。

    安娜:这种行为是抱着理想主义行为?因为1983年很多人选择了留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梁劲泰:这个要具体来讲,到农村、边疆去,有些人从思想到身体是不适应,但如果你去过那些地方,你在你的体力,以及你的感觉还能够适应,你在边疆或农村里面就感觉到没有那么痛苦。后来我总结两条,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只要能吃,能睡,任何环境之下他都能够生活的很好。如果不能吃,不能睡了,可能在同样的环境之下,这个环境对于你来说就是地狱了,人的适应性其实是不一样的。

    安娜:您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梁劲泰:西北大学哲学系。从哲学的意义讲,我觉得在边疆、农村生活很自由,那里的人都太好了,淳朴,真诚。你在那种大自然环境里面,尤其我们一早起来,在山里面,雾霭霭一片的,扛着锄头在山里面,听着花香鸟语,在那儿锄着地,这种生活其实很田园,陶渊明讲的《归去来兮辞》就是这种生活。

你生活在城市里面,其实更多的是纷纷纭纭的干扰,你又得到了什么乐趣?所以,我到过陕北以后,心有点野,后来我大学毕业是可以回北京的,我是北京学生嘛。但我当时很想去西藏,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很神秘,有一种向往。我们当时有个历史系老师,讲印度佛教史,讲了很多,当时我很天真的觉得西藏的佛教可能是真传,我说我要到西藏去。当时政策规定,援藏八年之后可以回原籍,可以回北京,可以增加一级工资,并享受高原补贴,当时叫11类地区,11类地区工资比较高,北京是8类地区。八年后能回北京,工资待遇也不错,又能去那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很多人想去的地方,那何乐而不为呢!再一个,我就根本不觉得那个地方会有多艰苦,尤其我去了陕北之后,陕北也是高原,我不认为那个地方会有多艰苦,我说无非就是吃的差一些,当时我就比较自信,我的感觉告诉我那个地方不会有多苦。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人在生活中的痛苦或者不痛苦,其实就是归纳起来,看你能不能吃,能不能睡。有一些人晚上睡不着,比如陕北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东西,就是跳蚤,有一个人天天晚上抓跳蚤,抓的很老练,一咬一个,他就很痛苦。我这个人可能不敏感,咬了我也照样睡,包括现在也是,在家里面我跟我妈住在一块,老人毕竟有点味道,招蚊子,我晚上照顾老人,蚊子好像不大咬我,有时候早上起来也有包,但不会睡不着觉。吃饭也是一样,我是再烂的饭,再不好的饭,我都能吃一点。比如在西藏吃生牛肉,牦牛肉,我也能吃,虽然也吃不多,但是能维持一个生存的基本需求。我刚去西藏的时候觉得酥油的味道很大,那个苍蝇嗡嗡嗡嗡的,但是还得喝。

    安娜:您还是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

梁劲泰:也不是完全的理想主义。我觉得理想主义还带有一种意志的成份,好像我一定要牺牲掉某一些东西,实现某一种东西。有的人认为我这是牺牲,我这个牺牲是要得到回报的,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比如到西藏那种艰苦环境,没有必要用意志去克服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挺好的。实际上我去了陕北之后,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自己能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生活,就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适应性的底线,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这。

很多东西你没有去的时候,你没法想象。我们在城市里面长大,你不知道农村是怎么生活的,所以我去农村之后,我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农村的生活没有什么,我并不认为在北京有多好。你如果有了这样的思想,你还害怕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在西藏待了十年。

    安娜:在西藏也在社科院?

    梁劲泰:不是,我在自治区党校,所以我不是很想回来,当时。

    安娜:真的?

    梁劲泰:嗯,我很想待在那儿,我觉得那个地方太好了。

    安娜:在拉萨什么地方?

    梁劲泰:在拉萨北面,在旅游局那个地方,在山脚下。

    安娜:视野很好?

    梁劲泰:从我们那个地方就能够看到布达拉宫,它的海拔位置比市区要高一些。我有一次,是夏天,下完雨之后我出来,我看到一个景象把我震惊了。当时手里没有相机,我看见下完雨之后,那个云慢慢的裂开,裂开的同时阳光从云缝里面射出来,一道光,啪地打在了布达拉宫上面,壮观极了。我一看太漂亮了,赶快回去拿相机,那时候还是用胶卷的。等后来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景象已经没有了。我说我要是拍到那个,当然还得好相机,如果我当时能把那个景致拍下来,肯定能获奖。

    安娜:这个需要机遇。

    梁劲泰:真没有几个人能从那个角度看布达拉宫。

    安娜:您后来还是回到北京了。

梁劲泰:后来也是没有办法,一个是孩子教育的问题,还有一个照顾老人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自己有个叶落归根的思想。有些事情不是人能够完全左右的,尤其有了孩子之后,你的想法就变了,因为你可以留在那个地方,但孩子的教育就要受到限制,西藏和北京的教育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老人身体日益衰老,需要儿子尽孝,老有所养嘛。

他们很想留住我,说你很喜欢西藏,我确实很喜欢西藏,我讲课,藏族学员、汉族学员都喜欢,而且讲的都是最敏感的问题,如宗教问题。后来他们说你就别走了,我说我不能不走,因为我孩子的教育问题,不能耽误他,因为孩子是无辜的,我说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那些藏族干部孩子怎么办?

梁劲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在内地办了很多西藏中学,但能上西藏中学都是走关系,天津的,绍兴的,北京的,西安的,都有,但以我的位置,我孩子上这些学校是不可能的。

老援藏干部跟我们一块聊天时,说过一些发自内心的话,他们说我们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倒不是在西藏吃了多少苦,也不是说在西藏受了多少罪,这些都不用说,我们最大的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就是和孩子的关系,他们说为了教育我们把孩子放在内地了,放在亲戚家,等孩子长大之后,跟他们培养感情的这一段过程丧失了,怎么也弥补不回来。当时我听完这个以后觉得很有感触,我们这些外交部子弟也是这样,所以外交部子弟有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不是特别好,因为父母亲长期在国外工作,那时候又不能带家属。这样下来之后和孩子之间有隔阂,而且几乎无法沟通,因为能沟通的时机错过了。所以那些老西藏就很感慨的跟我说,你再累再辛苦,孩子要自己带。所以我下决心回北京,把孩子带来北京上学,于是就回来了,等于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安娜:人生像一个圆圈,您画得够大的。谢谢您的时间和经历,我很感谢。我这里有一个《知情同意书》,需要您签一下字,因为我们这次录音谈话的文字资料,会用在今后的研究报告中,也会用在出版的书里,您是学者,您懂的,您同意就签在这里。

    梁劲泰:没有问题,我签字。你还挺仔细的,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人员,都忽视这些法律问题,他们没有这个意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这一聊就说散了,天马行空,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安娜:没有,没有,非常好。十分感谢您的宝贵时间。

    梁劲泰:客气。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3日上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地区社科博源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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