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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偉：重慶變天 —一九四九—懷念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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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80年通過北京海關到美國）
人生，就像是一盤圍棋。有時候你只要走錯一步，就會滿盤皆輸，你的命運就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一九四九這顆棋子，成就了多少人的偉業，也顛撲了多少人的生命。我的父母親就從這一年開始，演出了他們人生的悲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川省省長王陵基差人送來了兩張飛機票，催促我父母親撤退臺灣。當時我的父親王漢樞是重慶市民政局局長，在楊森市長逃離重慶前，緊急召見父親，委任他爲重慶市代市長，堅守崗位，隨時策應國軍反攻。我的母親盧蘊蘭（雪茵）是重慶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在兵荒馬亂之際，學校進駐了許多前線潰退下來的散兵，軍紀很差，還未放寒假的女校處於危險之中，我母親作爲校長，擔負保護學生的責任，不忍一走了之。一個不愿辜負臨危受命，一個不能拋棄師生獨自逃離，父母親選擇了留在重慶，觀望時局的發展。就此開始了他們人生不幸的轉折，在“歷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兩頂大帽子重壓下，邁入了辛酸血淚的里程。
父親出生在四川省大邑縣一個地主的家庭，五弟兄都走上了從政的道路。父親就讀於上海法律院，受沈君儒，史良等七君子影響甚深，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在遊行中曾被軍警打得頭破血流，頭上留有一塊永久的疤痕。大學畢業不久，中共上海市地下黨領導人潘漢年給了我父親一封介紹信，推薦他去延安抗大擔任教職。父親持此信途經武漢，住在八路軍辦事處。一日在車站，巧遇了他的二哥王良瞿，而二哥是蔣中正的信徒，CC系的忠實門生，父親在他的勸說下，放棄了去延安的念頭，改持二哥的介紹信，奔向江西戰幹團，投到蔣經國門下，在部隊中擔任國民黨指導員。南轅北轍，一念之差，命運造化，捉弄人也！
在中國很少有人不知道愛國船王，民生公司的創辦人盧作孚的，我母親盧蘊蘭就出生在這個一個大而富有的家族之中。重慶二女師是我母親中學的母校，這個學校在四川非常有名，國民黨的名人蔣廷黻，葉公超，共產黨的骨幹張聞天，蕭楚女，乃至陳毅、鄧小平、楊尚昆都先後在該校任教和駐足。在同學中，國民黨元老之一的谷正綱的弟媳皮以書，共產黨人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和後來擔任重慶市副市長的廖蘇華（竹君），都與我母親結成了姐妹之交。中學畢業後，母親考入了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同窗中有後來的經濟學家千家駒，中共政權駐阿爾巴尼亞大使羅士高，以及國民黨北平市長夫人曹孟君等人。由於母親成績優秀，北京大學又選派她爲交換留學生去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英國文學研究院深造，該大學為她開放女禁，成為最早的第一位女生。抗戰爆發以後，母親出於民族大義，聲討日本軍國主義和滿洲國，繼而回國投身軍旅，先後在江西戰幹團和湖南游擊幹部訓練班任中校日文教官，親自上戰場對日軍喊話，審訊俘虜，表現英勇，被譽爲贛南戰場上的巾幗英雄，由於一場戰火的考驗，我父母親結下了終身的情誼。
那是在一次抗擊日軍的戰役中，母親堅守在前線對敵喊話，以掩護部隊轉移，不幸右臂中彈，血流不止。這時，作爲黨指導員的父親帶著擔架人員和警衛兵沖上阵前，將母親搶救下火線。戰區長官胡軌將軍因而親自爲父母親做媒，使他們結爲連理。抗戰勝利以後，父母親都轉業離開軍旅，回到了四川重慶。
重慶淪陷以後，父母親都被列爲管制戶口，送到軍管會借上清寺求精中學場地辦的管訓班學習，交代歷史，洗滌思想。父親因為中共司法部長史良的關說，幾經波折，才逃脫了勞改的命運，被分配到重慶市二十九中學任教；母親也因爲重慶市副市長羅士高的介紹，到重慶市文化局工作。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期間，父母親擔驚受怕，謹小慎微，常常是杯弓蛇影，有如驚弓之鳥，他們奴才般屈辱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九五六年後，國內階級矛盾有所緩和，蘇共二十大的召開，赫魯曉夫爲中共的獨裁專制敲響了警鐘。周恩來作了解放知識份子的報告，毛澤東也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開展了黨内整風運動。大鳴、大放、大字報開創了言論自由的新氣象，萬馬齊喑的中國變得生氣蓬勃，春回大地，人們充滿了希望。母親作爲長期未獲重用的高級知識份子，一下子被調到了重慶市圖書館任外文部主任，號稱最大民主黨派的“民盟”邀請她入盟，動員她大鳴大放，素來謹慎小心的她終於墮入羅網，講了幾句不關緊要的應付鳴放大會的場面話，被劃成了右派分子。父親也因爲“反動黨團骨幹”的罪名，在五八年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在重病中被開除公職，送原籍監督改造，六二年由於所謂号称“三年自然災害”的人爲浩劫，活活餓死在成都，由此倒免受了許多活罪，這也是一種幸運。
父親的死給了母親沈重的打擊，而她自身的遭遇更是痛不欲生。在戴上右派帽子不久，五八年鎮反運動再追加她一項“歷史反革命”罪名，成爲雙料賤民，大會批，小會鬥，直至送到南桐縣監督勞動。
那是一個偏僻的農村，右派分子們集中住在老百姓家裏，有幹部專人看管，白天修水庫，晚上批判思想，母親有一千多度的近視眼，而上下班勞動要走十里以外的田坎小徑，為了按時到工地，她常常是比別人早起，天不亮就開始邊走邊爬，常常滾進水田，下班後再跌跌撞撞，滿身污泥回到住房。沒有熱水洗澡，也沒有時間休息，吞幾口冷飯菜，再低頭彎腰接受同伴們的相互揭發和批鬥。辛酸痛苦，悲涼淒慘，人间炼狱，莫過於甚。
也算是天無絕人之路吧，在一次勞動中，母親不慎從堤坎上跌倒下幾公尺高未完工的水庫中，曾在抗日戰爭中負傷的右手再一次被摔斷，鮮血順著鋤把流淌滿地。就這樣因禍得福，在她的童年友人，時任重慶市中共市委監委書記廖蘇華的關照下，被調回重慶市圖書館監督勞動，任務是打掃衛生和養豬、打豬草。手傷稍好后的她，對打掃衛生尚能應付，但在山坡上打豬草常常是連滾帶爬，摔破眼鏡，遍體鱗傷。在那苦難的歲月裏，童年的我心靈飽受催殘，常常對著蒼天哀唱“白毛女”的歌：“星星出來太陽落，你在黃家受折磨……”，由此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又播下了仇恨的種子。
我出生在這樣的黑五類再加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家庭中，可想而知會有怎樣的遭遇。馬克思曾說過：“從一個人出生開始，他的家庭和社會關係的總和就決定了他今后的命運。”在我高中畢業那一年，儘管高考成績總平均在九十分以上，這在全國都是少有的，但還是因爲政審不合格，收到的是不錄取通知書。後來幾番輾轉周折，才送我進四川外語學院中學師資培訓班俄語科學習，經過大半年短訓，成爲中學教師。
不料好景不長，厄運的眼睛始終盯著我，直到機會來臨。用毛澤東的話說：階級敵人始終是要尋找機會表現他們自己的，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自己的戰略方針告訴敵人，敵人還是會進攻的。其實我哪有什麽“進攻”，但偶尔渲泄心中的不滿，做做白日夢，發發奇想總可以吧？不行！共產黨不但要征服你的身體，還要控制你的思想。終於在我二十歲那一年，就以現行反革命罪入獄，判決書開宗明義就寫到：“該犯父親是歷史反革命，母親爲右派分子，故該犯對我有刻骨階級仇恨，時刻圖報不共戴天之仇。”具體犯罪內容竟是“偷聽敵臺廣播”、“書寫反動日記，詩詞”和“企圖叛國投敵”。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多在宜賓山區的勞改農場服苦役，母親也因躲避武鬥常常流離失所。那時常常聽說“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身體非常健康，要活一百二，三十歲，我算算自己的年齡，真是不寒而慄，恐怖極了。好在天道有常，這個在中國乃至在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終於和常人一樣，再怎樣兇狠邪惡殘忍，還是戰勝不了死神。我百分之一百的深信：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這一天，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在歡欣鼓舞，暗中慶祝這個暴君的滅亡。
時代變了，我母親畢竟是有見識的知識份子，她立刻上書胡耀邦，廖承志，甚至年少時在重慶二女師見過的鄧小平，那時她們叫他小老鄧，還有她過去在北大和日本的同學中，一切在中共營壘中有權勢的人。終於在一九七九年，我們母子雙雙都獲得平反，她享有了離休幹部的待遇，我也回到重慶的中學裏恢復教職。
在這命運的轉折關頭，海外親戚向我伸出了援手。我母親的九妹長年居住瑞士日內瓦，她的丈夫是臺灣中華民國外交部中南美洲司的司長，故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侄子桂宗堯先生，以及母親另外一位姐姐的兩個在美國女兒的關係，八零年我以自費留學的身份到了美國，開始了我历經夢想，幻滅，並爲之付出過慘痛代價的嶄新生涯。
物競天演，滄海桑田，世道在變，人心在變，中國在變。我母親在二00一年過世前，曾來信忠告我：“一個偉大時代的降临，總是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犧牲爲代價的。你要看到中國百年來的變遷，二十年來的進步和發展。你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的基礎不應该緊緊抱住過去的仇恨不放，而是去增磚添瓦，開創祖國美好的未來……。”母親不愧是雖在苦難中成長，但卻被共產黨薰陶了幾十年的知識份子，我能理解她的言不由衷。作為不孝之子，我想：我會三思再思，好好探索她的這一番道理……。
二0一0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