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k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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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收官之作
（五）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5/05/blog-post.html
——是徐文立傻，或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最近，王希哲提供的中國民主黨黨史資料第2節中，朱虞夫插入了這樣一段所謂黨史——
朱虞夫插入了文件：
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2009年徐文立指出：吕洪来的要害是希望通过“香港模式”招降全体中国反对运动）
https://www.epochtimes.com/gb/9/1/8/n2389149.htm
吕洪来先生，一路请走好，招降的“旗手”不是那么好当的。——徐文立注）
吕洪来說——
一个10年未解的政治谜团
将时间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点北京白广路二条四号徐文立先生的家中，当时在场的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尊、张辉（当时的徐文立办公室主任）王志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文件，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手中，并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
徐文立注：「這是徐文立傻，還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徐文立明明早早就知道浙江朋友舉了首義之旗、1998年6月25日籌建了中國民主黨，之後徐文立還立即在25日當天和秦永敏發動全國29個省市的異議人士共襄義舉創建中國民主黨。
按呂洪來卻編排為：專門替人作嫁衣、一貫不那麼聰明的徐文立居然又會在1998年11月9日京津黨部建黨會議上「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真真見識了什麼叫「利令智昏的徐文立」了啊！哈哈！這是徐文立傻，還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2025徐文立2025.4.14日注）
呂洪來再說：「然后，徐文立要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及负责人选，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式签名。当时与会的朋友都表态赞同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意见，并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当即就向海外媒体正式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正式成立的消息。」
徐文立注：「浙江老實人陳樹慶在：真相與和解(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1月28日 轉載)中說『我在文章中所说“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的创党活动受挫”不实，由此给徐文立先生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当然，通过前述两篇文章和本文的澄清，相信流传的那个非常难听的“故事”就从此可以很快消失，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然而陳樹慶先生太天真，人心叵測啊！「非常难听的“故事”」非但沒有可以很快消失，反而流傳至今！如我的近日「收官之作（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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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按：现在总有人包括吕洪来自己，搬出吕洪来的一些似是而非说词。老王找出这篇2009年文章，辩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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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吕洪来“摘桃子”论与徐文立“北京一大”等的几点说明
王希哲
谢谢先生肯定老王。但认为老王还“不够公正 ”。先生这里唯一提出老王“不够公正 ”的例证是：（对徐文立）“为何吕洪来不可以批评？
老王敬答：
凡是错误的，老王一律赞成批评，不管他是谁，不会“双重标准”。请先生把老王不许吕洪来对徐文立批评的文字根据，拿出来看看，好吗？
老王过去从未对吕洪来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吕不好的印象开始，绝不是他什么批评徐文立，而是他先让他妹妹在澳大利亚旅游离队（记得是旅游），滞留澳大利亚，要希哲为她提供政治庇护证明，后又让他弟弟滞留澳大利亚，又要希哲为他提供政治庇护证明，最后是自己跑到泰国，号称自己是京津党部什么重要角色（他责骂徐文立搞京津党部时是怎么说的？），然后，还是要希哲、方圆等（有没有要文立，记不清）为他提供证明。
希哲最烦这个。十几年一直不断地有人（包括彭明）姐姐、妹妹、大姑妈、小姨子的，拉家带口跑到泰国或什么地方，就声称自己国内是民运或民主党重要角色，要你不断的，没完没了的为他一家子提供庇护证明和经济帮助，人事帮助。那些“庇护证明”还都得往严重里说，实际成了伪证，但你又没有办法，稍有怠慢，照顾不周，钱没给够，他就翻脸骂你，甚至马上投到你的对手势力那边帮着他们造谣你，污蔑你。还例如严正学，你为他在海外写了证明，说他是民主党，他回国到了警察哪里，又可以说不是，要你再写他不是民主党的证明。
后来老王干脆在联总立下规矩，民主党不是收容站，救济所，福利会。国内一切确因政治组织活动而面临直接迫害威胁的，逃亡海外，联总应该负责帮助一切，凡是国内故意在政治上虚晃一枪，甚至虚晃一枪都没有就跑到海外，甚至拉家带口跑到海外，声称自己国内如何如何，要求庇护的，请他们自己作为一般非法移民自行处理一切，海外组织也可以适当帮助，但没有义务。
吕洪来先妹妹后弟弟再自己一家来海外，也带着这样的特色。他到了泰国，才说他当年在京津党部如何重要，为什么1998-99年在北京天津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看重要？他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那时负责协调国内民主党组党全盘的老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他说过？
徐文立那时的片面“一大全代会”错误，吕洪来批评了吗？是怎么批评的？吕洪来主张什么？能不能现在拿出来（历史文件）给大家看看？那时海外谁听说过吕洪来在组党活动中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吕洪来跑到了泰国，才高调说的。
于是与徐文立等发生了争执。这些争论都是他们当时的“内幕”。我们不关心内幕，因为外人不好说相信谁不相信谁，我们只关心1998-99年，吕洪来和他的弟弟妹妹在北京天津究竟为民主党组党和建设做了那些人们能够看到的事情！
还有“摘桃子”。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党不说1998年，直到十一年后今天，国内也没有什么“桃子”。
唯一的“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也许王军涛不是？
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浙江特权”，“纽约特权”。
有人问，“为什么1998年11月前，徐文立不号召组党呢？”这是因为1997年末，希哲在王军涛、刘晓竹等的支持下，联络北京徐文立、任畹町们，请他们牵头，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把全国1979-1989被打散的民运力量重新聚拢起来，组织起来，公开的方针是“广交友，不结社”，私下的目标是，配合中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签署向突破组织独立工会发展，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请看那时希哲在海外世界日报登了多少支持国内工人运动和组织独立工会如大同煤矿工会的广告）。但炳章激进，闯关号召组党，6月浙江应召发难组党，实际打断了更符合当时实际条件的首先突破独立工会的运作进程（非要说“左倾路线造成损失”，遭到大逮捕，浙江“组党”这就是首先的左倾路线）。所以，波士顿紧急会议前，希哲还一再向浙江建议是不是可向官方提出，以释放王有才为交换条件，与官方各退一步，同意不组党，“退党为社”？但浙江和炳章坚持组党不退。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才作出了策动全国各省市组党响应浙江的决议，但利用的，是1979-80全国民主墙北京徐文立秦永敏等早已打下的民主运动基础。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心里会怎么想？人家总要有个转的过程，不会海外一变马上听令吧？徐文立后来还是跟上了。我估计，徐文立是这样想：“既然你们海外（希哲等）转变了方针，从准备独立工会到支持浙江策动全国组党了，那么，也还是由我北京来牵头领导吧！”
于是，那个北京片面的“一大筹备会”就出来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责任在海外，首先是希哲，与北京沟通不够，而不是什么徐文立要“摘桃子”。
敬答
200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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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洪來讚美中共「香港模式」就是投共，少來再裝！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2/04/wangyoucai-httpww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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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0/07/blog-post_71.html
徐文立协助领导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游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马德升、
右杨靖（美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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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
——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风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住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发出来的负责任的反对党虽然依然弱小，但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气风发。因为，中国民主党人明白，中国民主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立足国内；二，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三，侧重服务于农工商大众和中产阶级。
她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查建国先生，以“我，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骄傲，入狱九年，将于6月28日光荣出狱。
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有关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断送了党的事业？还是因此而让中国民主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反对党？”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明辨。
特别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参与建党的承诺、之后公开污蔑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吕洪来，去年以来，异常的活跃，他不断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无知，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诋毁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以达到他为他的主子，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党的客观事实的险恶用心。为此，我有必要正面回应吕洪来的挑衅。同时，也请朋友们看清吕洪来对中共政权的小骂大帮忙的真实面目。
吕洪来于2008年5月18日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在网上多处发文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引自王有才网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吕洪来这种谬论早已有之，即是所谓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论”的变种。
一，姑且不论：
1）1978－1981年，徐文立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主墙运动；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编《四五论坛》；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发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二十条”；
4）1978－1980年，徐文立组织和领导营救任畹町、魏京生、刘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讨论会和民意测验，组织和领导公布魏京生法庭审判的记录；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协助领导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大游行；
6）1980年春节期间，徐文立事先、事后与闻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刘二安有关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武汉会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组织召开有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参与的讨论建立反对党的北京甘家口会议；
8）1980年之后，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等人继续主编民办刊物《学习通讯》；
9）1980－1981年，徐文立为恢复齐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为郭罗基先生鸣不平，在香港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剥权。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假释出狱。
二，姑且不论：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之前、之后以“广交友，不结社”和“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联络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为正式建立反对党做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不断敦促中共政府加入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卢四清发表《告工人同胞书》；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独立工会公开发表谈话；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创立“空中民主墙”；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问题发表六点呼吁；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人权观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国政治转型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公开发表谈话；
7）1998年初，秦永敏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准政党的联盟，公推徐文立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当晚，徐文立和秦永敏决定，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响应浙江同仁们的义举，共同创建中国民主党；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经过长期筹划，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号判决，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案” 第一轮判决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流放美国。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徐文立，是如吕洪来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吗？！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吗？！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大是大非在于，中国共产党果真如吕洪来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颂、或企盼的那么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吗？
请看：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明白无误地、血淋淋地宣称：
“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摘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572页。）
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组织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那里、中国共产党头头那里，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拖延、敷衍，模棱两可”！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与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政权，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结束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只有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不怕牺牲的勇气去冲击党禁，才有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还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他们的勇气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国民主党1998年虽被镇压，她的中坚力量甚至付出了岁月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顽强地存在了，中国民主党不论在国内、海外，都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消灭不了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中共政权所最不愿意看到和惧怕的事实。
所以，他们要“枪打出头鸟”、“擒敌先擒王”；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环境，策划和制造出了“四至五个假民主党”，几乎一律都冠以“中国民主党”的称谓；有一个即便不冠“中国民主党”的称谓，在他们申请“假政治庇护”时，也填写“中国民主党”的称谓。这些，中共政权在海外策划和制造的 “四、五个假民主党”，表面上也会争风吃醋，内里却成犄角之势，相互配合；即便一个败露了，还有另外的补上。他们一方面败坏中国民主党的声誉；另一方面，伺机取而代之。其中，最为嚣张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所谓主席王军就扬言：说不定哪一天，是我们把徐文立开除出中国民主党。（宋书元甚至在一次「圆桌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也搞民主党，就是要「搞死徐文立！」——徐文立注）
这就是吕洪来集中火力攻击我徐文立的全部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是关于建党历史的负责任的研究和总结。
所以，我们说，吕洪来之流并非不知道、并非不懂中共头目——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
吕洪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然，有些朋友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或不了解历史的真情，没看透这一点，也跟着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则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吕洪来声讨我徐文立的文章中对中共政府的含情脉脉，恰恰暴露了他与中共政权的微妙关系；同时，他也是为了掩盖他在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的关键时刻，一段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
原本，念及吕洪来1998年还是一个中青年人，也念及1979年他在天津民主墙期间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不准备把他这个丑行公之于众。但是，吕洪来目前的信口雌黄，挑拨离间，让一些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真情的同仁产生了种种误解，已经危及到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健康地进步和发展，那只好将吕洪来的这段丑行，公之于众了。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之前，我和查建国成功地避开了北京市公安局日夜的监视，三次去了天津，完成了天津的组党部署。考虑到吕洪来早年参加过1979年天津的民主墙运动，只要他同意，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天津部分将由他出面组织，并把党的刊物、即《笔谈》也暂放天津，也由吕洪来主办；所以，我和查建国赴天津时，两次特别约见了吕洪来；吕洪来当时表示全力以赴、不怕牺牲，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成立，同意天津部分由他公开出面组织。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帮助他安排一个谋生的行当；我们不但立即做出了妥当的安排、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妥当地安排了党的刊物的编辑、印刷、出版的事宜。为了他的安全，明确无误地约好了一旦确定召开建党会议，如何秘密通知他与会的特殊方法。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那一天的清晨，我们用和吕洪来事先约定好的特殊方法，用公用电话秘密地通知了他立即赴京与会。
然而，他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从天津赶来，迟到了，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可是，就在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的期间，日夜守候在我家门口的警察们已经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异动，因为当天中午，陆陆续续地有几十个生面孔进了我家所在的大院，于是，警察采取了封门的措施，凡是生面孔再进这个大院，就带走盘查，吕洪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警察带走的。
未成想，第二天，即1998年11月10日，吕洪来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公开宣布民主党组党运动破坏了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否认他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实，并嘲讽建党会议上与会者选举他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副主席的选举结果。之后，我立即与吕洪来通了电话，电话中得知，这已是吕洪来自己的本意，我便写了一篇严词斥责他的文章。之后不久，我就被逮捕了。
严重的是在我被捕之后，我夫人记述道：
“11月30日，文立被捕，警察抄家，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没多一会儿，吕洪来就来了电话。我说，现在，院子里还有很多警察，我的电话也被监听。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第二天，吕洪来又来电话，问有什么进一步消息，问我听广播了吗？吕洪来说，XXX他们发了声明，不只四个人，还有XXX，还有XX的不少人，是啊，我们就是不呼吁营救徐文立、秦永敏。当然，你放心，现在会依法办事的，比20年前强多了，20年前什么没说，劳教我三年，现在一定是依法治国的，就是81年全国大搜捕，也只是有限度地打击了几个为首的，你看这次，多数民主党人并没有被抓。
吕洪来还说：我说什么来着，完了吧，踏实了吧，整个没戏了吧，我当初就不同意组党，老徐不听，怎么样，出事了吧，……。
我答道：‘吕洪来，你明明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现在是故意在这里向公安局讨好卖乖吧。你是不是以为说一百遍，公安局就相信你这套话了？文立现在人在里面，你这么讲不太合适吧，而且你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是搞政治的。”
吕洪来说：‘你还不是搞政治的啊。’
显然，吕洪来甚至想把我也往监狱里推。
我答道：‘吕洪来，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就能讨好公安局了？当初，我亲眼看见，你拍着胸脯对徐文立说：没问题，我坚决同意组党，太棒了。你还说：到时，我随叫随到。为了万无一失，你还告诉了你亲戚的电话，按照你给的电话，通知了你……，你现在凭什么在电话里如此诋毁徐文立，自己害怕了没关系，但是不能这样公开无耻！’
吕洪来说：‘我就是不知道，说到哪儿，我也不知道。现在，全国救援，我也在搞，你要这样，我可不管了。’
我答道：‘你爱管不管，你真无耻！’
——贺信彤记于1998年12月初”
吕洪来既然是这样一个公开的背叛者，那为什么2007年他要在6月4日之前，今年2008年他又要在四川大震灾之后的第5天，不惜以被人讥讽为“炸网”的急迫，迫不及待地配合海外的“假政庇－中国民主党”们及某种势力集中火力三面夹攻我徐文立呢？
一， 那是因为2007年6月4－5日在海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注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2007年6月4－5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为了保存住中国民主党这个1998年诞生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理性、和平、负责任的政治反对党的火种，为了海内外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能在同一个会议平台上发声，表明他们的存在和顽强。为此，经过一年多反复酝酿、讨论了新的党章、《第三共和》的政治纲领、新的领导班子，并经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来自海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党部，以及来自于国内28个省市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书面发言和电话同步发言，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了以南希·普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为首的各国政要和各国朋友们的赞誉和肯定，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杨黄美幸副执行长的赞誉和肯定，受到刘国凯为主席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等兄弟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赞誉和肯定，特别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中国民主党各个党的组织和异议人士以及家属们的赞誉和肯定。这次大会庄严而肃穆，在会场的大厅举办了“六四血案图片展”。大会不设主席台，但在主席台的位置上崇敬地摆放了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等几十位系狱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照片。大会决定，向七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家属颁发了每人500美元的奖金，两位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250美元的奖金，授予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39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称号和奖牌。
正式会议之前，在徐文立家中以打地铺、吃大锅饭的方式，本着先立规则，后开会的原则，召开了三天的预备会议和之后的二天正式会议，使得整个会议紧张而有序。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除了进行有序的民主选举之外，全体与会的党员代表，本着坦率、礼貌、有序的原则，进行了自由发言。新任的领导班子诚恳、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正式会议期间，完全向海内外媒体开放，仅仅中国官方的媒体就先后派了他们驻美国的三位首席记者与会。据说，这是过去海外民运会议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分别专访了会议的组织者徐文立，《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参加了大会的记者招待会和鸡尾酒会，会下自由地采访了很多与会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却利用这次机会，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置徐文立于失去工作、同时瘫痪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工作的死地，手段之阴险和狠毒，可见一斑。所幸，这种阴谋，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度，它难以得逞。
与此相反，美国媒体以《新中国的希望“Hope for a new China” 》，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高度地评价了这次会议，表达了他们的肯定。
中共当局和某种势力却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能让中国民主党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
二， 那是因为中共当局发现，中国民主党在海外保住了火种，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与中国民运的其他组织，开始结束以往海外民运四分五裂的状况，一些健康的中国海外民运力量建立起了“中国海外民运协调会”，并于今年初成功地联合组团赴台湾观选和参观访问，并有进一步联合共事的大好趋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主党大批领导人相继出狱，现在，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也日趋公开和活跃，各地中国民主党组织，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经成功地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失败，而且日益壮大成为了真正的、负责任的反对党了，自然他们要用“中国民主党建党失败论”，同时，用败坏目前做实事的头面人物的手法，从所谓内部把中国民主党搞乱、搞臭。
可是，这是徒劳的。
2006年12月5日与中国民主党组织素味平生的北京著名的时政评论员王光泽先生，在他的《梦想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文中预言：1998年在中国大陆创建的中国民主党历经17年的努力，2015年终于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又用了5年的成长，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党，2020年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自然我们只能把王光泽先生的话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来憧憬，但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及近年来冒牌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纷至踏来、当年反对1998年组党运动的一些人现在却对中国民主党趋之若骛，当年先积极赞同、后又公然背叛者、沉寂近十年的吕洪来突然“现身”，大肆攻击组党，种种趋向至少表明：1998年创立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将成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政党是有可能的。
那是因为，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
1.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而不是海外。但，1998年初，王炳章先生秘密闯关成功，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功彪青史。之后，王希哲、傅申奇诸公配合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建立所付出的心力，和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组织的努力，功彪青史。
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3.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4.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5.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会议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领导、廖燃先生协助下让中国民主党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为一个集体成功地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
2002年12月24日，我被流放美国之后的第二天，受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四主席之一王希哲先生的郑重委托，经过二年的筹备和网上会议，经过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民主党各党部和党员所参与的“三读二议一决”，于2004年12月3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以及2007年的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区的党员公开和半公开地存在和活动，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主党已经是中共政权消灭不了，不得不面对的政党实体。至少说明，所谓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是失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民主党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会有挫折；但，以失败论来消磨中国民主党人的意志的别有用心，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民主党海内外的架构已在，组织尚存，时机一到，何愁千军万马！
甚为好笑的是，最近吕洪来又玩了一把、以排斥和孤立我徐文立为隐蔽目的的签名运动，特别请了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来领衔签名营救秦永敏。
谁营救秦永敏，都没有错，都应感谢。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1998年的时候，正是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在海外为了私人的政治目标，置大局于不顾，公开反对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组党运动，并特别强调决不帮助徐文立、秦永敏，以及徐文立的朋友，决不营救入狱的徐文立、秦永敏；对此，他们至今没有公开承认错误和致歉；这次，在吕洪来操盘下，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包括因某种原因暂已隐身的那一位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营救秦永敏的领衔主演，你说搞笑不搞笑？
那是因为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本能地相信歹人。所以，我奉劝这二位老朋友，同时也奉劝中共当局，吕洪来这等厮，不用也罢。
附件1－5：
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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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王希哲先生反复指出：“我坚持认为，在国内高压，事实无法合程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幼芽的民主党只有两条路：一条消极主义，事实让民主党自然消亡，一条，部分中坚骨干分子站出来先拉起山头（如查建国），成为中流砥柱不畏牺牲坚持到明天。”
——摘自《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王希哲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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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有关陆光武事件
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徐文立
（2006年1月17日）
……
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的历史。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
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
有关建立当今“中国民主党”的努力，应该追溯到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与会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两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国内人士。当时，他们准备成立的政治反对党，就称为“中国民主党”。与闻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参加的“甘家口会议”就是为了建立政治反对党，虽然它的名称不叫“中国民主党”。我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联络全国异议人士、主办《四五论坛》和《学习通讯》、营救“民主墙”三位著名异议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中共三十周年大庆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企图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在香港著文为齐白石、郭罗基鸣不平……，而成为“民主墙”时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剥权。
然而，对“甘家口会议”事先并不知情的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为重，被判刑14年。事后，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却宽容我防奸不力的严重错误，从未对我有过半句的抱怨和责备，更令我自责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释，第一次出狱。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再到“广交友，缓结社”为掩护，为建立政治反对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社”，就是“党”；“缓结”，就是一定要“结”。这是极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读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读不懂，但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狱之后的日子，几乎天天处于中共警察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与他们捉迷藏，尽力摆脱他们的监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记者艾伯乐采访之后发表的纪要，以及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电话对谈，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都是为了提出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纲领：“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参考。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派”实质上就是“党”；这个“派”与“党”，只是一寸之遥。可能，有时我在政治上某种提法上的改变，使得有些朋友觉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对中国大陆红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活动，在一些带有实质性的政治行动出台之前，都一定会放些烟雾弹，一定会“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变，难免使得一些观察不细的朋友会觉有些突然，包括原来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王炳章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然而，对此故作文章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从1978年12月16日撰写《四五论坛》的发刊词：“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王希哲、孙维邦、秦永敏诸同仁在广州、青岛、武汉等地建立《四五论坛》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与秦永敏等全国同仁们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并与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党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案”被判刑最重的一个，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剥权。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最怕有组织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对力量。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汉秦永敏等各地朋友们有那样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系列没有组织的组织：1997年12月20日促动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不间断的“空中民主墙”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国人权观察》和各地《中国人权观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当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长时间电话，一方面觉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过急了一点。同时商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以现在的结果看，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民主党”在有些人、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都已经趋之若骛了。
1998年7月10－16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压起来，我和浙江朋友、武汉秦永敏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们首次请律师朋友介入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和“法律后援团”，以“7·10案”大营救，全国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对派人士联署的抗议，使营救活动达到了高潮，王有才等人先后被释放。
与此同时，我考虑到北京毕竟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民主党创建之后，顺理成章的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应该在北京召开。而且，以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十几年来已有的全国性的人脉关系，在我并不知道浙江一些年轻朋友也已经在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为了避开中共政府有可能对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阻挠，就只在北京等地小规模酝酿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并以突然的方式对外公布了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此时浙江的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秦永敏代表我再三同他们协商，未果。之后，一些人在某个开始不愿参与组党的人的怂恿下，也以突然的方式宣布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及名单，特别并未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和同意，擅自作主将我列入筹委会名单。此时，我确有过一次不冷静地与浙江某人的电话通话，确说过几句过头话，至今我依然认为那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现在检讨起来，在1998年下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为险恶，沟通不足，造成一些误会，加之一些人的挑唆，使得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夭折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即便没有这些内部的误会，中共政府也一定不会让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大陆成功召开。
在我们一再协商、退让和妥协都不能够取得统一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也实际上拒绝了透过“注册的方式”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努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湖北、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组党人士只好纷纷以“党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党部。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创举，同时也是一大遗憾。
由于现在并不是总结中国民主党创建历史的恰当时机，我就回顾到这里；我又即将为学生开课，所以没有时间再回应任何问题，请谅解。
至于今后，我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刘宾雁先生纪念追思会上表明心迹：
“宾雁生前又说过，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气息浓郁的家庭，他最后以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身离开了我们。做一个无党无派、懂得感恩和卑谦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至于今后，我也已一再对一些朋友表示过我的全部政治抱负：
“我本人的政治报负，在于和同仁们在中国建立一个造福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在当代就是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为此，我个人将不谋求任何公职。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个人都不准备参加任何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但这完全不妨碍我认为选举和选举制度对于宪政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也完全不妨碍我支持同仁们参加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特此声明。（2005年3月30日草拟）”
http://boxun.com/hero/2006/xuwl/2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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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尊敬的嫂夫人：
想不到，第一次给你提笔写信，竟是在这样的时候--文立兄被判重刑，再次入狱，举世震惊，国际哗然。我因为搬家，电话还没移过来，联系很不方便。但几天来，通过《美国之音》，整个审判的过程还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长夜难眠的等待，又是受不尽的白眼和傲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与十八年前不同，文立此番大智大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举，以及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已通过你的转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很多人那里。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资讯、信息高度垄断的国度，官方报刊能一反以往的沉默，公开报道徐文立和他的“罪行”，这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说。
起先听了审秦永敏、王有才的报道，不知为什么不见提文立，当时还以为是当局想试试外界反映而故意安排的，后来听了你转述的情况，才知道是文立在预审中就抱定了拒不承认的态度。这在我所知道的以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中，还是第一次。仅此便足以看出，文立所抱定的决心，正如你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通过这次审判，文立的真诚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罕见的人格、情操，正在而且已经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审判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不是徐文立，不是秦永敏、王有才，而是那套虚假的审判原则和法律制度。同时，审判还以试金石般的可靠检验，测出了当局签署和遵守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及其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的态度。事实上，文立等人是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打一场漂亮的政治战。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这次审判究竟对谁有利，这恐怕是审判者事前未曾想到的。与许多朋友很看重国际舆论、两方政要的反映不同，我更看重的是这次审判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震撼--这恐怕才是文立这次付出所得到的真正收获。它将超越那些表面的反响和评论，而长久地回荡在同志和朋友，以及那些陌生的普通人心中！
说起来，我与文立也就是一面之缘。萍水相逢，谁也不可能对谁有更深的了解和接触。但就是在那些短暂的接触中，文立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这些品质和才干，在我们未见面之前，已在朋友中流传），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之后，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四年的阻隔，他重获自由，也居然没有忘记我这个普通的朋友。之后，在我们又恢复联系后，尽管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他所选定的事业，但他从未要求过我参与什么，从不提要我就什么表态或签名之类，他这种处处为朋友着想，不让朋友为难，表现出他的包容和大度。对此，我只能表示惭愧和感激。虽然我从未在信中说过，但真正相知的朋友是往往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从心中掂得出他的一片苦心。我为有他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尊敬的嫂子，我知道你付出得太多、太多。你所承受的艰辛与磨难、痛苦和悲愁，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十二年的铁窗阻隔，十二年的孤苦等待，好不容易夫妻团聚，却只有短短的五年，如今又被迫分离，被迫等待。你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作为女人，谁愿意自己的丈夫在刺丝中滚，在险滩上爬？但作为徐文立的妻子，我想，嫂子，你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我常想起文立在给希哲的《春寒》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一切曾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和亲属树一座丰碑。”应该在这座碑上永远镌刻下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恰恰是最不引人注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因为天各一方，山路遥遥，不能为嫂子分担什么，心里十分惭愧和抱歉。我想如有机会见到文立，请转告一声：我们都很记挂他，也很爱戴他。此外，我们还想邀请你到我们这里度春节，希望你能来！放松一下，调理调理。
愿嫂子多多保重。我相信，13年的刑期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文立重获自由的日子不会太远！
捎去我们对你、对文立的祝福！祈愿文立能够在狱中养好身体，迎接新的搏击！
就此打住。有空我会常来信。祝嫂子在新的一年里不会失望，开颜快乐！
（贵州）Y.G.
1998.12.25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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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6月10日消息】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007年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贵宾共50余人。联合总部（海外）新闻发言人表示，历经坎坷的中国民主党人迎来了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年礼，标志着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党人，正迈开大步，走向中国的第三共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茜·普洛茜女士给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徐文立先生
并致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代表与贵宾们：
谨祝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贵党将以领导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争而广受赞扬。先驱人士公开反抗当前的专制政权，以争取全体民众应享之不可剥夺的自由，这样的行动往往能加快社会迈向自由的步伐。
你们可以确信，我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将一如既往地把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对待。我们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经济上、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务必继续努力，争取中国的变革。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再次感谢贵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引导与献身。请接受我对贵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最美好的祝愿。
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茜·普洛茜
2007年6月4日
发来贺电贺信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中国诗人黄翔、北京王光泽、秦永敏的前妻李金芳女士、山西党部、黑龙江筹委会、香港党部、荷兰党部、韩国党部袁文瑞、（日本）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会长牧野圣修、日本党部、法国党部刘伟民及全体同仁、陶文红和汪洋石等澳洲党部同仁、日本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赵南、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中国民联日本分部、中国社会民主党日本党部、韩国武振荣、香港司徒华、何俊仁、陈立民、国内徐高金、贺伟华、刘世遵、任畹町、廖双元、陈西、任诠、秦庆民、吕耿松、盐石、佐夫、相书、李运生、赵汗青、郑民生等等。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的Lincoln Chafee、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代表、美国其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以及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支援中国网络总裁John Kusumi等等。
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开幕式，他们之中有美国NBC、英国卫报、美国帕崴登斯市各个报社、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中国大陆文汇报等等。事后，有十几家美国主流媒体以不同形式广泛报导了这次大会。
“一大”会场布置得隆重、庄严。会场正前方是纪念“六四惨案”18周年图片展，只身挡坦克的“时代英雄”置放在醒目的中央。会议不设主席台，前台陈列着中国民主党“狱中群英”的照片和中国民主长征基金会会长谢中之先生专程从波士顿送来的花篮，会场里播放着18年前天安门广场响起过的激动人心的乐章。
9时正，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秘书长汪岷先生宣布大会开始，在会议中部就坐的“一大”正式代表有：徐文立、王希哲、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胡尧、郑在勤、江弘锦、叶国忠、黄奔、万宝、鹿邑、楚天舒、陈晓、刘正、韦民、王尧、叶国忠、方能达、唐元隽、金秀红等。
与会者首先向“六四死难者”志哀，全场默哀一分钟，之后由副秘书长黄华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席袁红冰先生作了“审判中共暴政‘‘六四’人类罪”的演讲。
大会特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致敬意。
再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致开幕词。
徐文立先生的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热烈地欢迎各位来宾。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我的同事、目前担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切菲先生；我也要特别介绍来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杨黄美幸女士；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朋友们。
我们开会的这个城市被称为Providence市，英文Providence是‘天道’的意思。Providence市是罗德岛州的首府，当年罗德岛州的开创者罗杰·威廉姆斯先生由于不满麻省排斥异己的宗教政策，只身徒步来到这里，从此之后仅仅几百年，自由的阳光令罗德岛州繁荣昌盛。
我们的会场设在‘希望俱乐部’，‘希望俱乐部’这个名称对中国民主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让我们感到希望无限。
天道·自由·希望将引领我们的会议。
‘希望俱乐部’的经理和员工为我们大会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方便，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大会秘书组的成员们，你们辛苦了。大家是否注意到在讲台的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人，他正在负责为发言者做发言时间到时的提示。
正好我讲话的时限到了，谢谢大家！”
接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颁发奖牌和奖金、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的妻子颁发特别鼓励奖的决定：
一，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兹奖励，这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祝正明、刘贤斌、高洪明、朱虞夫、刘世遵、毛庆祥、何德普、陈西、陈忠和、杨涛、吴义龙、叶有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李作、欧阳懿、萧诗昌、吕新华、陶加新、王泽臣、王文江、姜力钧、佟适冬、李大伟、岳天祥、郭新民、郭承明、俞峰、王金波、张佑菊、李志友、刘金、张健、孔佑平、宁先华、赵梓云（林飞）、廉彤（潜龙）、许万平、姜福祯；
二，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50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毛庆祥、刘贤斌、孔佑平、李大伟；
三，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25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胡明君、王森；
四，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女士500美元特别鼓励奖，以兹奖励。
中国民主党的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贾建英女士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国内43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及对9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她本人颁发奖金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6月4日会议请黄奔先生预先顺利地接通了贾建英北京家中的电话，贾建英女士激动地表示：“我在这里为他（们）高兴。 4月27号，我去看他（何德普），也简单地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给他看了看，他的表情真得非常非常高兴，他不能表示什么，他当时点了点头，很高兴地笑了。”（ 贾建英的书面答谢词附后）
贾建英电话答谢后，徐文立先生宣读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正式代表们表决，除一人弃权，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附《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二OO七年六月四日）
我们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我们尊重1946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我们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美国罗得岛州天道（Providence）市
· 注：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公民 · ）
徐文立先生指出：从今日始，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与会代表、来宾们在休息时，纷纷在《中国第三共和宣言》的立轴上签名。
在6月4日上午的会议上，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Mr. Lincoln Chafee作了精彩的演讲，表示对中国民主运动和年轻的中国民主党的热情支持。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Mr.Sidney Gunst、Mr. Noah Sachs、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国内民主党人任畹町由徐文立、廖双元由郑钦华、刘世遵由胡尧、陈西由楚天舒、任诠由江弘锦、吕耿松由黄华代为演讲、海外中国诗人黄翔由鹿邑、学者武振荣由秦晋、国内学者贺伟华由郑钦华、徐金高由黄奔代为演讲，海内外英豪们汇聚在希望俱乐部大厅的麦克风前那一刻，蔚为壮观和令人感动。
6月4日下午，会议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副秘书长黄华先生主持。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走向第三共和”的演讲。（全文另发）
顾问王希哲先生论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几个问题” （全文另发）
一、中国民主党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二、怎样理解“第三共和”问题；
三、中国民主党怎样介入国内维权和把它推向新阶段的问题
四、中国民主党的文宣和外交问题
秘书长汪岷先生呼吁：“联合起来，抓住历史的契机”。
他说：“我今天在这个会上，向大家，向全世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呼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在奥运之前，用一年的时间把分散，各自为政的民运力量凝聚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反对运动，或者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在那场未来将来的暴风雨中，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全文另发）
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秦晋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看清路向，把握时机”；《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先生也都作了演讲，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 及Mr.John Kusumi等都先后发表了演讲。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徐文立先生特别助理郑在勤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章程，徐文立先生宣布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董事会名单。
徐文立先生宣布特聘卢盛鑫律师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注中国中心”和“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6月4日晚，会议主持人郑在勤先生请“一大”党章修改小组胡尧先生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代表们极为认真地审议、批准了预备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党章附件》。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始终通过网络直播，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断接到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特别是国内的民主党人，给与大会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会议全程由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徐文立先生的秘书蔡若梅小姐任双语翻译。
中国民主党“一大”6月5日继续举行，会议选举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的领导成员。
6月5日的会议由秘书长汪岷主持。
首先由选举工作小组负责人胡尧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规则和程序”。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郑在勤、万宝和各党部负责人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成员。
之后，由徐文立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秦晋、胡尧、郑在勤、万宝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执委会，特聘王希哲先生为顾问、任命黄华为副秘书长。
上午10：00－12：00，由汪岷秘书长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新的领导班子及顾问王希哲先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向海内外直播。记者招待会的详情将另发。
之后，汪岷秘书长代表“一大”筹备组，向大会作了“一大”财务的初步报告。
下午，由与会的友党代表周延风、来宾倪国兴，代表方能达、唐元隽、鹿邑、刘正、楚天舒、黄奔、金秀红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特别肯定了会议“先立规矩，再开会”的原则，因而大会形成了紧张、热烈、而有序的会风。他们并坦率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对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大会在热烈和团结的气氛中落下了帏幕。大家恋恋不舍地聚积在典雅、古朴的俱乐部内和门前合影留念。
附：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答谢词
（2007年6月4日）
得知我获得中国民主党颁发给我特殊鼓励奖，这是继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颁发给我第三届家人奖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我很感动，也很内疚，我对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先生说：我不行，比起前辈那些姐妹们来，我不算什么。
记得有个律师曾对我说：“你丈夫被判八年，你要一直坚守，不容易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你会在此期间受到很多干扰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做民运家属真不容易。”
我说：“没什么，我前面已有很多榜样，有的姐妹为丈夫苦守十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些人都惊叹：“啊，十多年！”
是的，我们很多姐妹在丈夫深陷牢狱中时，一个人独自撑起一个家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她们忘记了危险，身穿状衣在大街上绝食抗议；她们为了打听丈夫被关押的地点，到处打听、走访；她们站在监狱的大墙外高声喊着丈夫的名字；她们一个人走在探监的路上泪流满面。她们遭受过数不尽的冷落和拒绝，她们经历过无数的冷暖和悲伤。由于常年的牵挂和焦虑，由于过度的困苦和贫穷，她们每个人过早的生出了白发；过多的长出了皱纹。但是，妻子们没有后退，在她们每个人的脸上展现的是无畏和坚强，她们在坚守着家庭、丈夫、孩子。她们坚信：丈夫是好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几年来，我收到了很多民主党朋友的问候、鼓励和帮助，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是我不认识、没见过面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固定收入，靠打工生活。国内大部分朋友因为受迫害，没有任何收入，一方面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工作，一方面还要经常地帮助我们这些家属，很让我们感动。
记得有个民主党员来看我，要拿出钱帮助我，我坚持不收，他扔下钱就跑。我追上去一再拒绝，他郑重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党员，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事，我应该这样做，你不要拒绝，也不要感谢”。
就是这些一个个象金子般珍贵的人，他们前赴后继，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爱得刻骨铭心！
这次大会，在你们最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我们筹资发放奖励，惦念着我们这些家属，我很荣幸，也好感动！
我会告诉狱中的亲人，让他们放心，朋友们想着他们、惦记着他们、支持着他们！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对我们家属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