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格外想念炳章——徐文立贺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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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武、大姐、宁琴琴、妹妹并全家人：
中秋节格外想念炳章，以下内容是我和贺信彤苦磨17年的回忆录《狱中狱与狱外狱》即将出版的简体版的、有关我们和炳章的友谊及炳章的超人的思想和作为的节选，敬此遥祝炳章健康快乐！并祝你们所有家人、还有远在台湾的宁琴琴及孩子们好！！！此书，正体版本2021年已经在台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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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选
所谓“灯下黑”，就在这肃杀气氛中，狱中手记成稿于“严打”期间的1984年12月7日。
狱中手记1985年秘密、顺利地、人不知鬼不觉地带出了监狱。
郑钦华1985年不能继续留在中国大陆，被迫流亡美国，按我们事先约定，去找海外民运第一人——王炳章会合；当王炳章听说彤处有我的《狱中手记》书稿，兴奋得不得了，因为郑钦华已经暴露身分不便带出我的《狱中手记》书稿；王炳章是位有办法和有智慧的政治家，他立即安排一位上海老“民联”借回国探亲，专赴北京一趟，对了暗号：一，来客说：“我是王炳章派来的、‘阿咪’（郑钦华一般人不知的小名）让我取一本书；二，请彤女士穿那件你和‘阿咪’约定的衣服和书稿照一张像，我会带给‘阿咪’看”。彤一看暗号全对，就把书稿交付了来者。来者善解人意地说道：“我知道这书稿，在您看来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我一定不负使命，带到，出版！您放心！”彤和孩子也怕误事，没敢出门，就立即送走了来客。
来客一走，孩子说：“我们都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就把爸爸最珍贵的书稿交出去了！”心中也空落落的彤和女儿急急追了出去，来者已经不见踪影了。好在智慧、细心的彤早已复印了好几份。保存至今。
狱中手记1985年12月在美国《中国之春》出版。这是1986年1月份的——
深谢王炳章写下了这样热情洋溢、寓意深远、并能为狱中战友的我设身处地、周全考虑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献：
中国之春十二月号 总30期
创刊三周年 纪念专辑特大号
狱中申辩
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领袖徐文立手稿 偷运出狱请听他的自白
接过徐文立的火炬——初读“我的申辩”有感
（中国民联）王炳章
徐文立狱中手记的原稿，突破固若金汤的北京第一监狱，逃过中国海关过筛般的严密搜查，越过重洋，转到了纽约中国民联总部。我手捧天蓝色塑胶封面、内有徐文立十一万字亲笔纪录的笔记本，真觉得它有千斤重！徐文立的狱中手稿《我的申辩》，脱稿于去年十二月七日，始终找不到合适机会转运出来。当中国民联总部从国内的关系得知这份珍贵的文献时，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从转运计划开始实施起，我就日夜记挂着执行任务人员的安危。在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打滚出来的我们，深深知道，有关人员一不小心，其后果将是什么。两个多月过去了，当我在长途电话中听到“东西已安全转出”的报告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经过民运战士机智而果敢的行动，徐文立向世人公布其案情真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一页一页翻阅着徐文立的狱中手稿，当读到他追忆西单民主墙的描述时，我仿佛又被带回到那热火朝天的年代。一九七九年初，西单民主墙运动达到高潮，我正在北京语言学院紧张地集训，准备出国。我一有空，便到西单民主墙看大字报，参加讨论。徐文立描述的某些场面，如孙维邦建议书引起围观，《四五论坛》与《探索》的笔战和人们争相购买民刊等，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七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去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美加组办理出国手续后，黄昏去西单民主墙看新的大字报。我和一位从南京出差来北京的干部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在一张大字报的某条“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批语旁作了一条评语，大意是“不要害怕批评，正确的不怕批评，怕批评的党不会正确”。我刚写完，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事先约好见面的一位老朋友。他在年初就曾约我一同去找《北京之春》和《今天》的人谈谈，由于两人都忙，一直没抽出时间。我问他：“今天我有空，你有时间吗？我们可以找找他们。”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你还没听见风声吗？中央要全面扫荡了，现在我们还是谨慎点好，等等再说吧！你出国有准确消息了吗？”我告诉他，我刚去过教育部，手续已办好，九、十月份大概可以出国。他沈思了半晌道：“既然你肯定可以出去，就应该更谨慎一些，你看那边蹓跶的人，我怀疑是便衣。靠邓小平，我看是不行了，他已下决心抓人，不只是魏京生。你有机会出国，要珍惜这个机会，眼下能获得这个机会的人不多。说不定需要时，你们可以像周恩来、邓小平当年在法国一样，把火从外面点起来，起码声援一下国内。我看你从今天起，不要再来这个地方了。”我们在西单一家小饭馆分手后，我到了一位高干的家，他是我一位党干部的亲戚的老上级。从他那里，我证实了中央决心扫荡自由化运动的消息，而且要像五七年反右一样，等“蛇”统统出了洞，再一网打尽。这位高干说，从压制群众民主这一点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没什么两样。他（我一位党干部的亲戚的老上级——徐注）是很同情民办刊物的。
现在，我们在海外创办的中国民联，能将徐文立的手稿转移出国，《中国之春》能有机会刊登他的狱中手稿，向全世界宣布民运人士的清白无辜，呼吁海内外同胞关注大陆的人权。我自慰地想，就凭这一点，我的留学也就算值得了。
据《我的申辩》记载，徐文立等人原来有一个构想，即创立《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下设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四个分会，将民主运动组织化，并将大陆民主运动的海内外运作配合起来。徐文立的这一愿望，今日逐渐变为现实。中国民联目前所展现的组织架构和昭示奋斗目标，正是被北京当局扼死胎中的《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的精神再现。不同的是，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把一些宗旨和原则说得更为明确（而不必那么隐讳、甚或打著红旗反红旗——徐注）。
有些读者在读完徐文立的《我的申辩》后，可能觉得并不“过瘾”因为文中不少处流露“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意思，文中还有很多处应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党的专制，等等。对此，我愿意表示一点看法。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发展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认识水准去要求几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们在进入青年阶段后，回顾一下童年的所作所为，会感到幼稚。但是，没有童年的幼稚，也就没有青年阶段的发展，更没有壮年阶段的成熟。民主运动也是一样。对于付出重大代价的民运先锋们，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他们。我敢预言，人们在数年后再回过头来阅读今天的《中国之春》，也会发现很多东西是幼稚可笑的。
另外，我愿提醒大家，徐文立的狱中申辩，是在铁窗之内，也就是说，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老虎嘴中写的。徐文立必须防备，万一他的手稿被中共当局发现，他将会不会因这一手稿而“罪”加一等。特别是在一九八三年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徐文立的手稿一旦被查出，实有杀身危险。在这种处境下，他必须在“申辩”的遣词造句上，加十二分的小心。他的用意是，即使手稿被中共查获，也让当局哑口无言，甚至能博得有良知的共产党员的同情。正因为他足智多谋地采取了“帮助共产党”“与当局合作”的姿态，他才博得一些监狱人员的同情，使十一万言的《我的申辩》得以完成，并转移出狱。我们身处自由土地的人们必须设身处地为囚在单身牢房的民运人士著想，才能透过表面的罩纱，窥见《申辩》的深刻内涵。
有不少人出于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痛恨，一提起共产党就咬牙切齿。岂不知，共产党是公开声明“不怕骂”的，它所惧怕的，正是像徐文立《我的申辩》这样令共产党员读后都感到心碎的檄文。
我一口气读完了徐文立的申辩书和他满怀深情的几封家信。不由得想起了方志敏当年将其著作《可爱的中国》转移出狱的故事。在大陆长大的年青人，在小学就会听老师讲述方志敏的事迹。方志敏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国共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合作破裂后，被国民党逮捕，始终不屈，甚至拒绝了蒋介石招降的优厚条件，最后死于国民党的枪下。方在狱中曾手书《可爱的中国“，抒发他的抱负，由同情方的狱卒协助，其手稿先转到上海鲁迅手中，后移至中央苏区。
正像共产党后来把方志敏的狱中著作当成教科书一样，中国民主运动也必将把徐文立和刘青的狱中手稿，作为珍贵史料激励为民主而奋斗的后来人。
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卅多年将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方志敏等某些先驱者为理想而捐躯的英勇事迹仍然是十分感人的。我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难道可以说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想情操不崇高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革命的结果与早期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呢？我独自思考的答案是：早期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富国强民的抱负是无可置疑的，但他们一开始就种下了绝对化和一元化的祸根。这祸根就是：认为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绝对真理；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马列主义的化身，才能救中国。这种偏见，共产党至今没有消除。他们从革命一开始就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认为自己是“圣人”，共产党是“太阳”。他们根本不懂得“反对派”和“制衡”的观念。他们创建了一套等级授权制，来保护自己的“圣人”地位。结果，“圣人”一旦出现错误和偏差，便无法纠正，直至在错误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
共产党人这种唯我独尊、排斥他人的特质，年轻一代由理性的民运战士从一开始搞民运起，就十分警惕。徐文立在其《我的申辩》中指出：“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教训，我认为都是社会对执政党缺少有效的群众监督，因而重大的决策上的错误不可能及时发现和消灭在萌芽状态，以致给无产阶级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类问题仍未解决。既然资产阶级可以用两党制或多党制来调整内部的阶级关系，以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更自觉地应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打开这个大门的钥匙，就是突破一党制，在社会主义试行两党制和多党制。”崇尚多元，相信制衡，承认自己会犯错误并需要他人的批评和监督，肯定政治反对派的价值，是新一代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的根本区别。
徐文立，以及XXX等民运先锋们，还在铁牢之中。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和女儿徐瑾，还要等他十几年之久。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抓了徐文立，还有后来人。正是在XXX等人的激励下，中国之春才揭竿而起。如果中共当局用不人道的办法对中国民联和中国之春加以残酷镇压，我坚信，将激发更多的人投入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来。
我抚摸着从北京第一监狱传出来的，凝聚着徐文立心血的笔记本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我感到，我们接过来的，不仅仅是这个小小的笔记本，而是狱中民运战士的理想，是他们手中的民运火炬。放心吧，徐文立，放心吧，尚在狱中的战士们，我们将把火炬举得更高，直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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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徐文立全文发表王炳章文章既是对炳章的感激、尊重，更是请世人不要忘记、更不要再苛责乃至诬蔑在中共黑牢中至今没有改判、无期徒刑、重病在身的王炳章先生（而且，苛责乃至诬蔑最甚者，恰恰是彤受王炳章委托曾经给他送过钱的人！）也是为什么我出国后不断联系、看望他的亲属并在党内任职期间发奖章和慰问金给他的太太及儿女，又在我原任布朗大学教授期间，几乎每年通过国际社会和申请诺贝尔和平奖来营救王炳章。至今不能如愿，只有心痛！
（当年，炳章看到是这（下面）《手记》的誊抄稿，难免疑惑；他找来采访、并见过我笔迹的记者马修斯【美国人】和鄭欽华确认后，才举行记者招待会隆重发表；
炳章的工作态度就是这样的认真、严谨、仔细！）
正如预料，《狱中手记》在美国发表，是我政治生涯真正的转捩点，对于黑暗的隧道，开启了可以看见一缕、相互映照的再也挡不住的光亮，大大地让世人认清了中共政权，认识了中国本土生发的、不屈不饶的民主运动和我本人，以致美国和西方首脑、政要、国际人权组织开始总是把我列为首位要求中共政府释放的政治犯，美国议员、国际媒体也相继要求来狱中探望和采访我。
格外让一监震动的是，美国司法部的首脑公开提出要参观一监、特别要求会见我；倘若中方同意，美方愿意承诺邀请一监10名干警访问美国，之后陆续接受一监所有干警自费访问美国，并参观二所美国监狱和中方提出的想见的人。一监的干警好生兴奋，口耳相传。最后就是卡在了不能见我的问题上。
1993年美国政府决计用“最惠国待遇”（关税从40%降为8%以下；在此，我们暂不讨论此举的利弊）和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作为交换条件以获得中国一些重要政治犯的出狱。1993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决议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总统惟有在6月3、或4日最后期限，否决两院决议案（一般来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基本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参、众两院基本上不可能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推翻总统的否决案），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在5月26日假释我，美国总统才可能在6月3、或4日对美国民众和国会有所交代。5月26日，我的假释格外隆重，一早，各国驻京记者几十架“大炮”式摄像机和镜头对准一监南大门。中国官方不得不临时破例，改在干警出入的东门假释我，官方三台转播车（一台军方总参的）在记录我出狱的全过程。
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喜出望外的笑和泪交织在一起，官方动用二辆车，载人和我的狱中书籍，特别包括我《狱中手记》最原始的草稿一并退还给了我。回到家中，在一监等待我而落空的各国驻京几十名记者，提前云集在我家所在的家属大院里，采访我从中午约11点一直到傍晚，每一位记者都希望的是独家新闻，后来闻讯而来甚至堵在家门口；我没有怠慢任何一位采访者。最后，老朋友法国《世界日报》德隆先生赶来被迎到家中，还引起一些亚裔记者不满；可是一旦他们知道德隆是我们家庭十几年的老朋友，他们也就释然了。官方9月14日假释了X，在我们前后还释放了一些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