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五龙河
红高粱故乡，魂绕梦牵的地方
一千个父亲，就有一千个故事——题记
远 远 离 去 的 父 亲
转眼间，父亲已经离世47年了。1976年春天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14周岁，那个懵懵懂懂的年龄，对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这不光是因为我年少，更因为他常年工作在外，只有在农忙或节假日时回老家和我们小住一些日子。在我有限的记忆中，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冷峻的，几乎很少看到他的笑脸。
我不曾记得父亲有过开怀大笑的时刻。比较温馨的情景是，他回家小住时同我们姊妹七个同桌吃饭，满蒲萝的地瓜和黢黑的二合面（地瓜面玉米面）饼子外，母亲总是格外烀一个白面饼子，蒸一碗鸡蛋虾酱给父亲吃。母亲私下告诫我，那白面饼子和虾酱是给你爹吃的，你不能乱动。那时候农村吃饭，都会用到炕桌，有人坐窗台，有人坐炕沿，有人席炕而坐。一般而言，父亲不动筷子，我们都不敢先动。待一家人坐定后，父亲会率先拿起筷子，对大家说吃吧，随后大家才纷纷拿起筷子。饭桌上的白面饼子和虾酱太诱人了，馋得我直流口水，嘴里的黑饼子味同嚼蜡。弟弟妹妹也是两眼不离白面饼子和那碗虾酱，直咽口水。这个时候的父亲，会拿起白面饼子，掰下一些分给我和弟弟妹妹，并招呼我们挑虾酱碗里的鸡蛋吃。我接过白面饼子的时候，完全忘了母亲对我的警告，狼吞虎咽时无意瞥了母亲一眼，她正一脸搵怒，拿白眼珠狠狠地瞪我呢！父亲对母亲说，没事，让他们吃些吧，正长身体呢！
过后，母亲对我说，你爹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外边工作挣钱不容易，有好吃的应该先尽着他吃。你老大不小了，得给弟弟妹妹立个榜样。
母亲说归说，但我仍然拒绝不了白面饼子和鸡蛋一类的诱惑。父亲递过来的时候，我依然伸手接着，不同的是，我不再去看母亲愤怒的脸色。
那年头，地瓜和地瓜干子是一年四季主打，一年到头鲜见油腥，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那还敢指望吃白面馒头。在面缸底有限的一点白面，只在逢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有一次，老家过阴历六月十三节，母亲包了一顿韭菜猪肉饺子，我小小年纪竟连吃三大碗，以至于吃坏了肚子，晚上上吐下泻，大病一场。
父亲姊妹四人，父亲为老大，身后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两个弟弟皆从军，大弟弟亦即我二叔部队复员后回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二弟亦即我三叔入伍铁道兵，常年在内蒙一带挖隧道、铺铁轨。姑姑也很早嫁到邻村。我记事的时候，三婶已经嫁进张门，并有了我堂弟堂妹两个孩子。弟兄仨虽然已分家，但上面还有我爷爷奶奶，各家一大群孩子，日子的艰苦可想而知。
父亲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在外面工作挣钱的人，当然也是家里唯一有工资收入的人，但我家兄弟姊妹多，能下地挣工分的只有母亲和大姐二姐。那时候生产队粮食分配全看一家工分多少，劳力多工分就多，分的粮食自然就多。为了能吃到平均粮，父亲把省吃俭用攒下的工资每月悉数寄回家中，除留取一点家用外，几乎全部交到生产队买工分，算是以钱代劳。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会从崂山乡下买些玉米和地瓜干送回家，然后给我姑姑叔叔们分一些度荒，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前。
我姑姑说，你爹就是一头老黄牛，一辈子也没给自己松过套儿。其实，真正击倒父亲的，不光是日子的贫穷和艰辛，而是父亲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所遭受的屈辱。
父亲这段饱受屈辱的历史，是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弄明白的。
父亲出生于1927年2月, 从小聪颖伶俐，尽管家境清贫，爷爷奶奶还是将他在适学年龄时送去了学校。他在校读了几年书现在已无从考据，但他是村里那个年代极少数识字断文的人。他历经抗日、解放两大战争时期，并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加入了地方民兵组织。当时胶东的正规部队装备就很差，地方民兵的装备更很难保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是普遍的配置，真正的军用枪支都算是稀罕物。我们村是高密东北乡重点乡镇所在地，地理位置重要，所以上级就给村民兵组织配备了三四支长枪，其中一支配给了我父亲，这几支枪是国产“汉阳造”还是日本的“三八大盖”已无从知晓，但正是因为父亲手里的这支枪，让他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成为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1947年8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胶东地区，原来由高密逃往外地的被斗争恶霸地主、伪保长、伪军散兵游勇及其土匪，在青岛统一受训后跟随国民党正规军，杀向各自家乡进行反攻倒算，命名为“还乡团”。9月初，还乡团荷枪实弹杀回东北乡，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对没有来得及转移和留下坚持斗争的党员、干部、贫下中农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用枪杀、活埋、刀铡、点天灯、老虎凳、坐飞机、割乳头、割耳朵、投井、投池塘、挖心等酷刑，杀人无数。据高密史志记载，全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3600多名党员干部、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及平民百姓被杀。
在还乡团回乡之前，按照上级“隐藏武器，就地疏散”的指示，父亲把枪支藏在屋梁上，只身投靠亲戚家躲藏，由于还乡团查得紧，又辗转来到了青岛。不久，青岛解放。在同村老乡的帮助下，先是在杂货铺饭馆当学徒，后又入职北海舰队，成为海军后期保障部门的工勤人员。1950年代中期，父亲随部队移驻威海。这期间，按照部队政策，我们全家可以办理随军进城，当时父母只有大哥大姐两个孩子。不成想，父亲回家办理随军手续时，却遭到了我爷爷的强烈反对。我爷爷的理由是，父亲上有老、下有小，土改时分了田地，家里又买了牲口，日子刚要安稳，拖家带口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嘛？父亲一向孝顺，见爷爷不曾松口，只得作罢。
后来我曾经和大姐开玩笑：你看，本来我们可以跟父亲随军做城里人，不曾想天生就是刨土的命，你想端铁饭碗，但铁饭碗不想咱！大姐讥笑我：当年我和大哥随了军，说不定就不会再有你了。我说：不可能，你想，咱娘那么重男轻女，就大哥一个男孩，她会罢休？咱姊妹七人，你排行老二，往后还有我二姐三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咱娘不会甘心。这不，往下就自然有了我，我之后又有了弟弟妹妹。大姐说：人一生下来，就把命刻进骨头里啦！要是当年随军进了城，命运还不知道怎么分岔哩。
在威海短暂工作三四年后，父亲又调回青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伙食科工作。青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于1952年7月17日成立，选址馆陶路22号。直到1956年，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又搬迁到登州路77号。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调回青岛应该是在登州路的海校。整个校园占地大、庭院深，地理位置极佳，苍松翠柏错落有致，海风习习云卷云舒。建筑都是黄墙红瓦，有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礼堂和办公大楼，操场上的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我家里曾经有一张父亲在海校时的集体照，几百人的照片中，父亲坐在第一排一众校领导的旁边，妥妥的C位。很多年以后，我问过母亲：俺爹就一海校普通工作人员，怎么会和校领导坐在头排中间位置？母亲说：你爹是普通工作人员不假，但他是海校唯一的国家二级厨师，上级首长来海校视察，都是你爹掌厨招待。国家二级厨师拿到现在说不算事，但在那个时代来说，凤毛麟角。当时我很不解：既然父亲是国家二级厨师，为什么他回家时没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母亲没好气的说：劈柴能做八仙桌？整天价不是地瓜干子窝窝头，就是白菜帮子萝卜腚，特级厨师又能怎么样！
在我上小学之前，我曾在海校随母亲短暂住过几次，时间都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上学后再没去过，倒是我弟弟妹妹轮番去住。学校领导知道父亲孩子多、负担重，专门嘱咐营房管理部门在我们去的时候给父亲安排大一点的单人宿舍。去那里常住的，还有我爷爷奶奶。有一年刚出正月不久，我爷爷去了，一身棉裤棉袄，头上还戴着一个瓜皮帽，浑身上下都是油灰，袖口和胸前都有点锃亮了。一个穿着破旧的农村老人，时不时地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也算是当时一景。父亲找出些自己的衣服，想让爷爷换上，但爷爷执拗不肯，并不无嘲讽道：难不成你爹也得穿呢子大衣黑皮鞋？
爷爷的嘲讽父亲当然知道个中缘由。有一年父亲回家过春节，穿了一件翻新呢子大衣和一双新买的黑皮鞋。这在当时农村算是很扎眼的穿戴了，但爷爷见了不高兴，拉下脸对父亲说：好家伙，咱青岛客这么厉害哇，呢子大衣黑皮鞋，很阔嘛！父亲被老爷子呛得一句话也没说，回青岛就把呢子大衣黑皮鞋卖了，自此与高档一点的服饰彻底绝缘，直到去世时，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纺的棉花线，大姐一针一针织成的。
日子就像河底的流沙，相互挟裹，悄无声息，平淡而乏味。
1967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命运跟父亲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当时，全国上下一片疯狂，各地各级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抢班夺权，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械斗和枪战。一时间，清理阶级队伍、揪走资派、抓特务、挖反革命分子等，成为一些人满足私欲、大肆施暴的借口。本来，海校作为军事单位，形势还算相对平稳。作为海校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父亲本不会卷入文革是非混乱之中的，但不成想，老家村里发生的文革争斗，让父亲卷进了万劫不复的漩涡。
据村里长辈回忆，文革开始不久，村里的造反组织就盯上了复员回乡担任村支书的二叔，必欲除之而后快。怎奈二叔根红苗正，为人正直，不贪不占，很难找到赶他下台的借口。百般密谋之后，有人提出了“隔山打牛”搞我父亲的方案。于是，一封检举我父亲携枪投敌的匿名信悄悄地寄到了父亲单位。毫无思想准备的父亲很快就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二级厨师，一下子跌落成携枪投敌的反革命嫌疑人，落差之大，卒不及防。父亲在失去自由的的日子里，写了多少抗辩书，找了多少人告诉，内心有多么煎熬，没人知道。
据我奶奶说，当年还乡团回村后，没来得及躲避的民兵队长被砍头，妇女主任遭活埋，一同被害的多达六七人。还乡团头目多次到家里搜寻父亲隐藏的枪支，爷爷奶奶一口咬定不知情。第四次大概去了五六个人，扬言挖地三尺、把房子扒了也要找到枪支。结果还真把房子扒了，起获了藏在屋梁上面的枪支。为此，小脚奶奶被还乡团大巴掌扇得眼冒金星，嘴角流血。当时民兵队的其他枪支也全被起获，整个过程没什么秘密可言，上级组织是完全清楚的。
那封匿名检举信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什么情节，我至今不得而知。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原本组织上清楚的事也变得复杂起来。父亲被隔离审查不久，单位是便派了三名军人来我们村调查，当时海军穿的是灰军服。接着，远在内蒙服役的三叔也受到了牵连，他所在部队也派来了三名身着绿军装的军人。一时间，我家来了这么多军人，四邻八舍议论纷纷。为了做实父亲携枪投敌的情节，村里造反派撺掇公社造反组织，私设公堂，将村里当年与还乡团有来往的一个“四类分子”抓了起来，严刑拷打几天几夜，逼他举证父亲所谓的叛敌情节。皮开肉绽之后，这位同乡不堪羞辱，趁看守不备，破窗而出，毅然投井自尽。
消息传到奶奶这里，奶奶跺脚连呼：剩下孤家寡母咋过哇！伤天害理呐！伤天害理呐！摸黑时分，奶奶吩咐二叔，把家里缸底仅有的几瓢白面搲出来，给被害者家里送去。二叔说：咱家就这点白面了，送出去，咱吃啥？奶奶没好气地说：喝西北风！
深受牵连的三叔，不相信自己的哥哥会是叛敌分子，为了彻底弄个明白，他请假打票赶往青岛。在父亲有卫兵把守的隔离点，父亲示意三叔不要出声，自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道：请相信哥哥，哥哥没投敌，哥哥是清白的！
审查持续了几年我是不记得了，最后的结局是，二叔被赶下了台，父亲被贬到东郊吴家村青岛电缆厂劳动，三叔转业去了邯郸。母亲说，自从父亲被隔离审查以后，他脸上的笑模样就很难见到了。
1972年，是父亲短暂的一个高光时刻。这年春天，父亲利用半个多月的休假时间，回家邀请会瓦工木工手艺的姑父和两个舅舅，外加母亲和大姐，亲手盖起了四间宽敞明亮的玻璃门窗瓦房，这在全村基本都是纸糊窗户、土墙草顶的情况下，自然引人注目，前来参观的四邻八舍络绎不绝。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父亲脸上久违的笑意。
据父亲的工友介绍，父亲在厂里是出了名的节俭。一份仅五分钱的菜都舍不得吃，几乎顿顿都是免费的咸菜和豆腐乳，一年四季除了工作服就是工作服，极少看到父亲逛商店买衣服。每月定量的饭票，他能省则省，省下粮票寄回家里，以备断炊之需。
在家庭负担和精神折磨的双重打击下，本该年富力强的父亲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到四十岁就罹患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头晕头痛等疾病。母亲不止一次劝他住院治疗，他都是苦笑而过，全然没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当回事。
1976年清明节前夕，父亲和往年一样，把几麻袋玉米运回村里，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回到这个让他爱恨交加的地方。几天后，他病情突然加重，在一家人的催促下，不得已住进了高密人民医院，很快又转到哥哥就读的昌潍医学院附属医院。除了哥哥，我母亲、二叔、大姐在那里轮流照护。那年的阴历四月二十一日，父亲被下了病危通知，我和年仅10岁的弟弟乘车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进病房前，二叔嘱咐我们：见了你爹，谁也不许哭！那时候，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铁青的脸色和身上穿的打了补丁的棉线毛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弟弟没哭，倒是他满眼啜着泪花，用他的大手摩挲着我俩的小手。父亲啊，那个时候的我，竟然不知道死神离你如此之近。
三天之后，阴历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夕阳如血，晚霞似火，正在胡同口和奶奶玩耍的堂妹（她当时四五岁的样子），突然对奶奶大喊：奶奶快看，伯伯回来了！骑着高头大马、披着红斗篷回来了！奶奶大惊失色，急忙捂住堂妹的嘴道：别胡说，别胡说！堂妹涨红着脸说：是真的，是真的呀！
约摸十几分钟后，哥哥捧着父亲的骨灰盒从村西头回来了，骨灰盒上盖着一块红包袱。白发人送黑发人，爷爷奶奶的悲怆之情可想而知。年过八旬的爷爷盯着父亲的骨灰盒看了半天，痛声说：儿呐儿呐，你不是说给我们养老送终的吗？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啊！
父亲葬礼之后，母亲和家里的长辈们去青岛整理父亲的遗物，在父亲生前使用的一个简易木箱里，空荡荡的只有三样东西，一样是父亲穿了很久的一件海军上衣，一样是一条没用过的海军腰带，第三样压在箱底，是组织上做出的历史清白的审查结论。
父亲啊，你果真是骑着高头大马、身披红色斗篷离去的吗？要不，怎会47年犹如白驹过隙？怎会这么快就要消失在岁月的烟霞里？如果您健在，现在您早就是四世同堂了。让人唏嘘的是，在您孙辈们眼里，爷爷或姥爷只是一个概念和称谓，只是家谱或墓碑上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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