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子君
中年男人，无意识的来到英国，想用自己生活在英国的眼睛审视正在面对的生活。或许有点片面，但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欢迎评论。
1975年，我17岁，那一年我中学毕业。
我的生月是4月份，当时是7岁才可以上小学。64年那年快开学的前夕，我不到7岁，必须等到65年才能入学，可是我渴望上学。非常神奇的是，那年我所在驻地的小学恰好要搞一个“试验班”，就是招收6岁的孩子入学，据说如果成功，以后都要变成6岁入学。很快这个事情从传说变成现实，我们那一片地区和我一样6岁的孩子们被招收入学了。平时学校每年级只招收4个班，分甲乙丙丁班，而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戊班，两年以后的文革时候，又变成了五班。但是这个试验班只有我们这个学校招生，也就只办了这一届，学校为我们配备了优秀的老师，丁老师，她曾经被选为劳模到北京开会，见过毛主席。就这样，中学毕业时，我也就是17岁。所以到了上中学和下乡插队的时候，我就比中学的同学和插友们都要小了一岁。
那个年代，中学毕业就意味着上山下乡，意味着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时值1975年，大多数人对此都已经有了充足的心里准备，因为除了政策原因可以留城分配和少量的参军名额以外，这是中学毕业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就西安而言，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也有其特别的一面。68年后，当时的老三届被一锅烩的发配到陕西的许多地方，比较偏远，有些还很艰苦。我所住的大院里就有两个大姐那年下乡，许多情景都有耳闻。但是在69年和70年的中学毕业生，则被征召开赴三线建设。当时陕西正在建设通往陕南地区的安康铁路，当时很多军工企业被迁往陕南各地。这两届学生就去修铁路了，据说非常艰苦，有一些学生献出了生命。但是两年后工程结束，这批学生则全部被直接分配了工作，很多都在大型的国防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这样就到了72届毕业生，是在74年毕业，这一年的上山下乡的安排则全部都在西安城市附近的县市，有些甚至就在西安的郊区。而到了我们73届毕业生，也就是75年毕业的这一届，则又被分配到距离西安比较远一点的县市了。
就我而言，此时的心里则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光明的未来。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从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已经持续了7年了，当时的报纸广播时时都在宣传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很多的知青典型被学习和传颂着，像在黑龙江的上海知青金训华、在内蒙的北京知青张勇，以及一些老知青典型邢燕子、候隽那时候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就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则是在陕北延安地区的北京知青孙立哲，到农村后成为当地的赤脚医生，为当地农民寻医问药，针灸治病，甚至为难产的孕妇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接生，抢救产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当时的舆论每天也都在描绘着农村的美好未来，一方面告诉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方面当时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四个现代化的美景也在鼓舞着我们，当时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到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报纸上每天都在描绘的未来景象。所以我对于下乡的态度是积极的、踊跃的、自愿的，我觉得就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炼一颗红心”，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下乡时，国家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安置方式，就是集体安置。这样的安置方式也就是从75年开始实施的。此前知青插队全部是安置在村子里面，三五个知青搭伙生活。时间久了以后，就发生了不少事情，一个是福建的李庆霖因为儿子在农村插队生活极度困苦的事情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件；另外就是在农村、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受到迫害和蹂躏的事情，当时中央发了文件，抓了一批人、还杀了一批人。后来就出现了湖南的株洲经验，就是集体安置知青的做法，我就是这个经验的受益着。
这样知青安置就从原先的以学校为单位，现在变成了以父母单位为单位来建立知青安置点。就是说，以前下乡的插友都是中学同学，而现在则意味着插友的父母们都是同一个单位或者同一个系统的。国家规定，所有的单位都要涉足知青工作，单位或者系统都成立了知青安置办公室，同时还要派出专人与知青同吃同住，参与知青管理。当然他们是每半年一轮换的。
75年7月份的某天，在中学开完毕业典礼后，我们被指令到各自父母所在的系统去报到。正式的下乡工作由系统单位组织，系统召集我们这些各个学校汇集而来的单位子弟开会学习，同时安排我们到所属企业劳动，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我们挣点钱，为下乡做点物质准备。
正式的下乡日期是原先预定是9月份，不幸的是，那一年的秋季西安地区阴雨连绵，从9月份间歇的一直下到了10月份，期间几次通知的出发日期都被迫改期。一直到10月下旬后，天气才逐渐变好，后来我们的出发日期就确定为11月1日。
那时每年知青下乡都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政府会安排大规模的欢送活动。出发那天，我们首先带着行李来到单位所在地，单位准备了两辆车，一辆卡车装行李，一辆租来的公交车乘人，还有送行的家长。我们然后集中到市中心的新城广场，在那里以及沿街道两旁，到处都是欢送的队伍和人群，红旗飘飘，锣鼓震天，沿街的高音喇叭里不断播送着当时的革命歌曲和口号。我们就这样被热热闹闹的送走了。
集体安置知青后，国家开始有了一些投入。当时我们30名知青被集体安置在一个大队的科研站，说是科研站，其实就是所在公社大队，用国家拨给的安置知青下乡的经费建立起来的一个专门安置知青的据点。单独划出30多亩土地，派几个农民领导带领我们经营这片土地。
我们下乡的地方离省城大概有两百多里路，当时的卡车，当时的公路，开车需要4个小时。但是现在的高速公路，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下乡所在大队离县城25里，离临近的一个重镇，通火车的，15里路。当时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后来每次回城和返回知青点都是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往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安置我们知青的地方，大队科研站。我们所在大队由五个自然村落组成，有名称，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同时也分别叫做一队、二队等等依此类推。科研站位于五个生产队的中心。一片土墙围起来的一个院落，有几间房屋。大门正对面三间房，中间是科研站办公室，两边大房子，一边是一大间，我们12个男知青，打地铺。另一边，一个小间，安排了几个女知青，有炕。院落左边，有几间房子，一个大房间，安置大约也是大约10个女知青，大通炕。还有一间，科研站管理用房，住着两个农民，安排了几个知青与农民同住一个炕上。院落右边是两间房子，作为食堂使用。
前来送行的家长们看到这种情况，有些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那一天，大队科研站召开了欢迎大会，还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吃完饭，由于是租来的车辆，所以前来送行的家长和单位领导就乘车返回了，热闹的场面一下寂静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了青春岁月里的知青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