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探讨
文/飞鸿
政治体制大致分为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两种，经济体制大致分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不同的经济体制相结合可以产生4种不同的国家政体模式。
政治体制的问题在中国是禁区，是不可以讨论的。经济体制在毛时代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就是好”，资本主义则是无比邪恶。由于毛时代洗脑和闭关锁国的缘故，普遍的中国人都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到了邓时代，邓小平一时无法纠正人们已经形成的普遍观念，采取了“打左灯向右转”的办法“挂羊头卖狗肉”，一方面提倡“四个坚持”（其中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化，逐步向资本主义过渡。
皇权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私有化，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权力继承转移上，王朝时讲究家庭继承，即所谓“神器私相授受”。近百年来帝制被抛弃否定后专制国家的权力继承蜕变为独裁者个人指定或少数人暗室“议定”。国家权力私有化的最大弊端是其不受制约性，这样极易导致滥用权力，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是民主和平与发展，但专制体制仍有一定的市场，受到一些人的维护。受惠于专制制度而为其辩护是私欲，受害于专制制度而为其辩护是愚昧。
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公有化，即国家权力的产生和实施由公民参与和监督。其优点是权力受到制约不至于被滥用，其缺点是有时会导致权力实施时的低效率，如争论不休议而不决和众口难调。民主化过程其实就是国家权力公有化过程，如果没有强权人物的参与，国家权力的公有化很难得以实现，但强权人物往往又很难出于公心和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跨出这划时代的一步，因为国家权力公有化必定会有损强权人物的个人和家族利益。这就是民主化的悖论所在。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主要是基于社会经济层面，而专制独裁与民主法治则是基于政治体制方面。专制独裁的思想是历史上帝王皇权思想遗留下来的产物，其特点是个人专断独裁，权力不受制约，普通百姓只有服从顺应的份，无参政议政及选举国家领导之权。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主要涉及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支配及财产所有的问题。经济层面的两种体制与政治层面的两种体制相互组合就会产生以下四种形态：
1. 民主型的资本主义。民主法治与资本主义结合可称之为民主型的资本主义。这是西方主要国家所实行的制度，其特点是政治权力的产生受民主选举所制约，政治权力的实施受法治制约；经济上则奉行市场经济并倡导自由竞争及财产私有化。目前世界上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这种制度。
2. 专制型的资本主义。专制独裁与资本主义结合可称之为专制型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以前中国政治教科书所称的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象以前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民主转型前的南韩，台湾，现在的新加坡和一些南美国家及阿拉伯国家等等。其特点是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但由于政治权力不受制约，市场的经济竞争也就不公平，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3. 专制型的社会主义。专制独裁与社会主义结合可称之为专制型的社会主义。象前苏联，东欧国家及毛时代中国以及现在的北韩，古巴等。由于政治上权力不受制约，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缺乏社会发展的积极性和经济活力，结果搞了几十年就通通垮掉了，只剩下北韩和古巴在苟延残喘。由于其专制独裁性，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道路和财产公有也是假的。集权在手的人往往利用权力假公济私，公产私用。
4. 民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和社会主义结合可称之为民主型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所走的路。其发展的近百年的道路有可借鉴的意义。其特点是管理上领导人由严格的民主选举产生，管理过程实行民主监督，经济上实行财产共有，生活生产集体化。遗憾的是这种尝试只是局限于以色列集体农庄，没有推广到国家范围去实行。1972年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试图在智利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但被美国CIA支持的右翼将军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所推翻并杀害。皮诺切特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及恐怖统治，滥杀无辜，前些年以80多岁高龄被从欧洲引渡回智利受到审判，算是恶有恶报。
民主体制发源于双希文明（古希腊城邦制度和古希伯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由于原罪不能享有绝对权力的思想），成熟于西方现代文明。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从集权王朝向民主过渡的英国模式及由殖民地建立民主体制的美国模式。前者经历了“光荣革命”，后者经历了“独立战争”。前者有强权人物克伦威尔，后者有强权人物华盛顿。但这些人物都有很高的政治智慧和眼光并站在历史高度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建立了能够长治久安的民主体制。专制集权体制来源于皇权独裁思想，并非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当初的本意。国家权力私有化的专制体制由于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是无法保证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真正实现的。有权即可谋私，何来公平公正和走向共同富裕？
马克思从没主张过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要用专制独裁的方式治理国家，如果他有此主张，当年一定会被东方国家领导人大加引用大加宣传以求名正言顺。事实上，很多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都常在口头上主张民主，并冠以社会主义民主以争取民心。而实际情况则是：专制只做不说，民主只说不做。例如，北韩自称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一块名不符实的招牌而已。
法国大革命在推翻王朝和国家权力公有化的过程中，因为缺乏强权人物控制局面以保证民主化进程，结果导致局面失控，形成暴民统治。国家领导人成了走马灯上上下下，导致很多人被砍头，国家动荡百年以上。乱世思治人心思定，强权人物拿破仑趁机上台收拾局面，最终又恢复帝制。中国在辛亥革命清朝倒台以后也有些类似，强权人物袁世凯无意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从而丧失了象华盛顿那样流芳千古的良机。袁世凯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很快身败名裂，同样因为缺乏强权人物控制局面而导致中国军阀割据天下大乱，蒋介石顺势而起削平军阀但却仍然专制独裁掌权，历史螺旋式地回到原点。然后共产党则以反内战反独裁分田地为号召把蒋介石推翻并把他赶到了台湾。但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接班成为强权人物后却顺应历史潮流成功地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转型，使台湾由专制型的资本主义转变成民主型资本主义。
国家权力的公有化即民主化过程，既取决于多数国民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取决于强权人物对历史大潮的顺应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高瞻远瞩和勇于承担的勇气，两方面因素互相促进缺一不可。这需要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把握历史机遇。如果上层只顾既得利益，下层只顾自身温饱，国家体制的良性转型将会遥遥无期。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终将被历史大潮所淘汰。
人性中本身有善有恶，善念导致善行，恶念导致恶行，善恶往往一念之间。宗教劝人为善，法律阻人行恶，这就是宗教和法制的意义。人的本性也有自私贪婪的一面，有内在的本能地去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资本主义主张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市场竞争去谋求财富。但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否决定社会的稳定情况，所以市场竞争需要法律的监督和约束，不能进行不公平的恶性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识而出现原始积累时恶性竞争导致阶级矛盾突出社会出现不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出来。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可以激发人们努力的潜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缺乏竞争活力，社会主义无私为公的提法不符合人性有私心的客观现实，是一种虚幻的自欺欺人构想。提出“大公无私”思想的人自己本身就做不到“大公无私”，何以期望众多他人做到？适当的私心是公平竞争的前提，过度的私心也有对社会和他人潜在的危险。所以健全的法治社会是保证良性和相对公平竞争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主义成分）也是保护社会弱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发展成熟的社会都有一定合理比例的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
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人对于权力的追求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来实现。民主选举的公平与否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公平性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选民及候选人的公民意识，即对自身选举权的认识和运用及对选举结果的认同；二是选举制度的设计要合理并为全体国民所认同；三是法律对民主选举的保护和监督。这样才能保证成熟的法治社会的建立。而专制制度下的权力是通过暴力革命来获取，并且用暴力专政来维护，缺乏民意上的公平性，即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专制制度的权力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而且当社会不公走到临界点时会导致新的暴力革命产生，即所谓治世-乱世的死循环，因为靠强权维持的稳定不是长治久安的稳定，一旦发生内部或外部权力斗争和权力转移，这种稳定就会被打破。
由于人本身的不完美性或不完善性，所以民主制度下的选举竞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竞争都不是绝对公平和完善的，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提高，趋向于相对的公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合理性。
我们应该更注重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所谓良政或庸政）。新加坡政府现在被公认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政府，但曾几何时，李光耀以前也没少被西方媒体抹黑，比如没有充分言论自由，没有政党轮替等。
讨论民主与否，自由与否，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已经落入主流媒体的套路。对发展中国家，现在越南的发展势头最好，但越南的体制和中国几乎没有两样。韩国和台湾经济大发展的时候却是独裁体制。
问题是政府是否为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好的体制一定要适合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没有什么体制是普适的。
所谓民主体制有自动纠错的功能看来是非常可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