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后雨前的博客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秋渔荫密树，夜博然明灯。
六朝古都北京建城3000多年、建都860余年，浓郁独特的文化和辉煌厚重的历史，蕴藏在一座座古典或西洋建筑中。对于笔者来说，偌大的京城中最令人心动的，非宏伟的古观象台莫属，这是一个中西交汇、古今相通的地方。从童年时代起，笔者无数次与这座神秘的天台擦肩而过，而直到年过花甲才第一次窥见真容。在一个温暖的晚秋午后，登上高高的观象台顶，巨大的青铜仪器和汉白玉基座在秋阳和轻霾中散发着冷光，不由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从古观象台启程，一路寻访京杭大运河遗迹、南北东西四大天主堂、辅仁大学旧址、......，在这一处处或知名或小众的地方，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发现和惊喜。正如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所言："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古观象台是东长安街南侧建国门内一座砖砌高台建筑，分为城堡式高台和四合院两部分，天象台东侧原本与明清北京城墙相连。古观象台建于明正统七年 (1442)，是明清两代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天文台。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比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还早230多年，也是保存天文仪器最早、保持连续观测时间最长的一处天文台，是唯一保持中国古代天文学全貌的地方。至元16年 (1279)，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数学家王恂与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合作，在元大都东南角楼处建立了太史院和司天台，成为古观象台最早的源头。
明朝年间司天台改建成观星台，复制了古代浑仪、简仪、圭表、浑象等仪器。清朝改名为观象台，康熙和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督造设计了八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1900年"庚子之乱"后，德法两国瓜分了这八件仪器及浑仪和简仪，后几经周折，分别于1902年和1920-1921年间归还中国。右上图的石碑立于光绪31年 (1905)，记载了因庚子构变而制折半天体仪和小地平经纬仪，以使古观象台的天文观测得以延续的重要史实。
中国古代已形成完整的天文占卜理论体系，包括"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在内的"论天三家"，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郭守敬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天文学家，他主持编订的《授时历》应用弧矢割圆术处理黄经和赤经、赤纬之间的换算，并用招差术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度数，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比现行公历《格里历》早了300年。明清年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东西方文明开始发生碰撞。
紫薇殿 (左下图) 是古观象台西侧四合院中的主殿，明清时皇家天文台的议事和办公场所，现在是中国古代天文成就陈列馆，四合院内还有晷景堂、漏壶房、东西值房等建筑。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紫微星是小熊星座的主星 —— 北极星，被认为是"帝星"，右下图是院内的星晷。在这一方天地中，绿树掩映、鸟语花香，丝毫感受不到周边闹市的熙攘。前后院共有八位中外著名天文学家的胸像，上方三图分别为郭守敬以及明清年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其余五人为：东汉张衡、南北朝祖冲之、唐朝一行、北宋沈括、明朝徐光启。
在古观象台的前后院中，存放着多个古代天文仪器的复制品，它们不仅是实用的天文观测工具，还是举世无双的历史文物珍品。浑仪 (左上图) 是由多个环环相套的圆环组成，用于推定星球在天空中的位置，得名于张衡的《浑仪注》："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据称原始浑仪源自上古尧舜时代，可谓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标志。现在看到的浑仪传承于宋代天文学家苏颂的版本，由外层"六合仪"、中层"三辰仪"、内层"四游仪"构成。
为编订《授时历》，郭守敬制造了众多天文仪器。他只保留了浑仪的两组最主要的圆环系统，并把其中一组分离出来，大大简化了浑仪，从而制造了简仪 (右上图)，用以修订历法，使得测量精度提高了九倍，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同类装置早了300多年。左下图的正方案是用天文等高方法测量方位，也可用来测量角度，右下图的玲珑仪是演示天象之用。院子里还有根据日月运行测定时间的日晷和月晷，以及根据日影长度变化测定季节和推算历法的圭表等物。
观象台上陈列着清代的八件大型观象仪原件，除了中国传统的造型、花饰、工艺外，均采用欧洲天文学度量制和仪器结构，但都是肉眼观测，没有安装当时欧洲已经广泛使用的望远镜系统。由于17世纪前的天文仪器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这些造型美观、雕刻精湛的清代仪器即成为欧洲古典天文仪器最完整的遗存，其中六件是南怀仁于康熙8-12年 (1669-1673) 督造。德国传教士纪理安于康熙52-54年 (1713-1715) 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是唯一不带任何中国风格纹饰的仪器。
乾隆9-19年 (1744-1754)，由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戴进贤及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林监制，仿造古代浑仪并采用新刻度铸造了最后一件大型天文仪器——由乾隆帝亲自命名的"玑衡抚辰仪"，成为古观象台的绝唱。玑衡抚辰仪典出《尚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玉衡指天文仪器，七政指五大行星。上图为地平经纬仪、地平经仪、黄道经纬仪、象限仪、玑衡抚辰仪，左下图为赤道经纬仪、纪限仪，右下图为天体仪。古观象台虽然闻名于世，但不可思议的是游人寥寥，据说不少"老北京"都没去过呢。
除了在天文历法、仪器制作方面的成就外，郭守敬更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水利学家。至元28年 (1291)，郭守敬任都水监，主持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通惠河。由于通州地势比大都城低洼数米，郭守敬在通惠河上修建了24个船闸，使南来的船只得以逐级逆水上行。全部工程耗时一年半完成，实现了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才有了今日的北京城，古永定河的积水潭成为繁华喧闹的大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西北小岛上的汇通祠始建于元代，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制高点，郭守敬曾长期在此主持全国水利工程建设。
乾隆帝在汇通祠重修时留下诗句："烟中遥见庙垣红，瞬息灵祠抵汇通"。1970年代初修建地铁二号线时汇通祠被拆除，1988年复建后成为"郭守敬纪念馆"。左下图是馆中陈列的元代画作《卢沟运筏图》，描绘当年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上的繁忙景象。从今日昆明湖到积水潭的河段旧称"高粱河"，笔者30多年前在帝都居住时，上班的公交车总要路过高粱桥站，与积水潭也有很深的渊源。而郭守敬纪念馆落成之日，正是笔者去国之时，因此竟失之交臂。
积水潭如今专指西海，但史上曾包括前海、后海、西海、什刹海，以及因修地铁被填平的太平湖等大片水域，其新鲜充足的水源吸引元朝建都于此，十里烟波、风景如画、商船聚泊、千帆竞发。元代诗人宋本诗曰："酒家亭畔唤渔船，万顷玻璃万顷天。便欲过溪东渡去，笙歌直到鼓楼前。" 沿着通惠河行走，寻找大运河北端的重要遗址，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左上图是通惠河上游的头闸广渠闸，也是大运河上第一闸，现存基础、闸墙、闸门及望水兽仍保持桥闸一体的历史风貌，这里还是元代至清代帝后们出京游玩的转船处。
右上图是帝都中轴线上的单孔汉白玉石拱桥万宁桥，其西侧是通惠河进入积水潭的最后闸口澄清上闸遗址。澄清上闸是积水潭下游的出口控制闸，此地也是当年的送客之处，元代诗人杨载诗曰："此去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左下图是万宁桥不远处的一座百年老建筑，其前身是民国初年的为宝书局，取《大学》书中"惟善以为宝"之意。上一次邂逅京杭大运河，还是几年前在姑苏的七里山塘。
从14世纪开始，历经文艺复兴运动、基督教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走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耶稣会于1534年在巴黎成立，其主要特点是兴学办教育，以及到南美和亚洲传教。耶稣会创始人之一、西班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首先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耶稣会于1847-1853年间在上海董家渡建造的中国第一座主教座堂就被命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堂。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明朝万历年间来华，他运用四书五经宣讲基督教教义，主张天儒合—、合儒超儒，被士大夫尊称为"西泰儒士"。利玛窦将God译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上帝"，将孔子和孟子分别译成Confucius和Mencius。利玛窦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传教方式和策略，被后世称为"利玛窦规矩"。后来曾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汤若望、南怀仁、纪理安、戴进贤、刘松林等人，均为耶稣会会士，图片分别是宣武门天主堂大门口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和利玛窦的雕像。
明代著名科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一生修身事天、补儒易佛，被誉为"中国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中文，创造了包括"几何"在内的许多中文数学概念。梁启超曾评价该译本"字字精美如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19世纪中期，晩清数学家李善兰与伦敦传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又译出了后七卷。二人还将19世纪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宵耳的著作《天文学纲要》译成中文，中译本名为《谈天》，首次将近代天文学系统地引入中国。
李善兰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最后一人，又是研究西方数学的第一人。李善兰数学译著中的许多符号均使用汉字标识，如用"天、地、人、元"表示未知元x、y、z、w，用"甲、乙、丙、丁"表示常数a、b、c、d，微积分符号分别是"彳"和"禾"，他创立的许多数学名词如"微积分"等沿用至今。左上图是古观象台紫微殿正厅内乾隆帝御批的牌匾"观象授时"，右下图是牌匾下方的天文图和石刻碑文。右上图是古观象台庭院内的徐光启胸像，左下图是紫薇殿天文陈列馆中赫宵耳与李善兰的照片。
北京天主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元大都时期，自利玛窦进京之后，兴建了南北东西四座主要的天主教堂，并增添了一些皇家元素，细部处理又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宣武门天主堂又称"圣母无原罪堂"，俗称南堂，是明万历33年 (1605) 由利玛窦始建，清顺治七年 (1703) 在汤若望主持下翻建，"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顺治帝亲笔《御制天主堂碑记》(左下图)。现在的教堂是1904年重修的三层巴洛克式建筑，具有精美的砖雕和砖砌方柱。南堂不仅是北京城内最早的天主堂，更是最早传播西方文化的地方，利玛窦在南堂开办教会图书馆，展示天文仪器和地球仪等。
后来汤若望还主持修建了天文台、藏书楼和仪器室。汤若望，字道末，典出《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他在华47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汤若望参与了徐光启主持的测量绘制大幅星图的工作，形成了现代中国星象的基础。二人负责的钦天监经过十多年辛勤工作，完成了46种137卷《崇祯历书》，对中国传统历法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虽然哥白尼已创立了"日心说"，但《崇祯历书》仍遵循第谷的宇宙体系。
西什库天主堂，本名"救世主堂"，俗名北堂，是北京最大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曾长期作为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康熙42年 (1703) 开堂，道光七年 (1827) 被清廷籍没拆除，于同治三年 (1868) 复建。后因旧址离皇家禁地太近，1888年迁至西什库现址重建。教堂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新哥特式建筑，顶端共由11座尖塔构成，高约31米的钟楼曾是北京内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正立面有三个尖拱券入口，拱门之间有《四福音书》的四位圣徒作者雕像，为北京各天主教堂中仅见，大门主跨正中为圆形玫瑰花窗。
北堂建在汉白玉台基之上，环以汉白玉石栏，柱顶的石狮子与基督教圣像和谐共处。教堂前方两侧是对称的四角攒尖黄色琉璃瓦重檐歇山顶方碑亭，各有大碑一座，分别刻有1887年迁堂圣旨条款及"迁建天主堂碑记"。1887年已是光绪13年，所以圣旨应是小皇帝光绪颁发的。但维基和百度上都说碑文是乾隆御笔，应该是以讹传讹，没乾隆帝啥事。右下图是供奉圣母玛利亚的教堂山，北京的所有天主教堂都有教堂山/台/亭，在成都平安桥天主堂也看到，但在欧洲从未见过。
基督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一段非常坎坷的历史，17-18世纪的"礼仪之争"，最终引发了清朝的百年禁教。在这段历史中，北堂的变迁颇具代表性，与康熙、道光、同治、光绪、慈禧均有密切联系。庚子之乱中北堂成为义和团围攻的焦点，也是唯一幸存的北京天主教堂。主堂平面呈十字架形，内有正祭台、配台和唱经楼，堂内36根明柱，四周是80扇镶彩花窗，有"中国的巴黎圣母院"之称。
北堂西面彩窗玻璃画讲述早期教会的建立及圣保罗将福音传至罗马的经过，东面彩窗描述中国教会的建立及福音传入中国的历程，圣所上方彩窗主要讲述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游廊上方彩窗则以"基督再来"为核心。左上图是康熙帝御笔"万有真原"，右下图的Cavaillecoll牌法国产管风琴具有16.6米长低音管，是全北京最大最好的管风琴。经过两年的修缮，2018年北堂重开，虽然焕然一新，但据说之前圣堂的的气氛和韵味已经没有了。修缮后包括碑文在内的一些文物，都是重新雕刻的，缺少了沧桑感。比较起来， 更喜欢朴素庄重、原汁原味的南堂。
王府井天主堂，正名"圣若瑟堂"，俗名东堂，是耶稣会士在北京城区继南堂之后兴建的第二座天主教堂。顺治22年 (1655) 顺治帝赐给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一所宅院，二人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最初是传统中式建筑，康熙元年 (1662) 改为西洋风格。在此后的两百多年中，东堂曾三次被毁，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用庚款重建了东堂，恢复了之前的形制和规模。现在的东堂是一座三层罗马式建筑，正立面结合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建有三座穹顶结构的钟楼。
东堂细部融入许多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柱头是变形的爱奥尔尼柱式。1933年，耶稣会在东堂南侧创办北平私立惠我小学。左下图是大圣若瑟怀抱圣子的教堂亭，右下图大门上有横额"惠我东方"及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文宏勋冠古今"。去看东堂时已经夜幕降临，所以没能进去，灯火下十分恢宏。东堂比邻帝都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知能否在滚滚红尘中遗世独立。
西直门天主堂，全称"加尔默罗圣母圣依堂"，俗称西堂。它在北京四大天主堂中历史最短、规模最小，唯一不是由耶稣会士建立的。康熙44年 (1705) 意大利味增爵会传教士德理格随罗马教宗特使多罗枢机主教使道中国，被康熙帝任命为专门教授皇子西学的教师，雍正元年 (1723) 德理格置地建立了西堂。西堂创建之初即直属罗马教廷，而直到1773年教宗宣布解散耶稣会，南、北、东堂才成为教廷的直属教堂。现在的西堂是1912年重建的哥特式单塔建筑，南为祭台、北为钟楼。
西堂的尖塔钟楼在文革中被拆除后复建，东、西堂曾分别改为小学和工厂，在维尔纽斯和明斯克也曾见到类似经历的教堂。欧洲教堂的正立面多为西面，据说是为了保证祭坛朝西，而神职人员在进行仪式时面朝东方 (以前神职人员背对教众)。东方是"正义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是耶稣在时间的尽头 (审判之日) 将会照耀的地方。但基督教进入中国后也本土化了，教堂大多坐北朝南，如南堂和北堂。但东堂和西堂大概是由于临街而建，却是一个朝西、一个朝北。
西堂院墙上张贴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知识的墙报，其中有笔者母校复旦创始人、耶稣会神学博士马相伯老先生的照片。1903年马相伯毁家兴学，在上海徐家汇老天文台创办了震旦学院，这是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私立学校。两年后因办学宗旨与法国耶稣会发生冲突，马相伯率师生另办复旦公学。1925年马相伯、英敛之受天主教会之托，又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取《论语. 颜渊》篇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辅仁大学旧址位于定阜街原涛贝勒府，教学大楼于1930年建成，比利时传教士格里森设计的传统复兴式风格，结合了西方修道院和中国宫殿的建筑手法。
辅仁大学正门为汉白玉拱门、绿琉璃瓦歇山式屋顶、四角加歇山式角楼、汉白玉须弥座，院墙上蹲坐的石狮形态各异。与协和医院建筑群、燕京大学建筑群并称旧京三大中西合璧建筑。有人说："其雕栏画栋之清丽细致正如南北朝诗中的宫廷派，其松柏之优雅静谧好比唐诗中的田园诗，其亭廊之曲折委婉又有几分似宋词中的小令，其野花小草无意拈来还有些许元曲的俏皮妩媚。"据说后花园更美，但是混不进去。辅仁旧址完全是无意间的发现，和文中其他地方一样，都是闹中取静之处，本来打算去隔街的恭王府，但乌泱泱的游客令人止步。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众多明淸年间来华的西方传敎士，在中国度过余生之后，长眠于北京西郊阜成门外安静肃穆的滕公栅栏墓园。栅栏墓园坐北朝南，明神宗万历皇帝钦赐，成为古都第一处接纳来华传教士灵魂的土地，如今共保留墓碑63通。2020年5月11日是利玛窦逝世410周年忌辰，最大的一块汉白玉墓碑上书"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中下图)，碑文用拉丁文和中文并列书写："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
利玛窦之墓"下方而上圆，方若台圯，圜若断木"，墓碑四周点缀着西洋装饰的橄榄玫瑰枝，顶部是中国盘龙缠绕着十字架及耶稣会的标志——大写的HIS，如利公一生那般中西合壁。两旁分别为汤、南二位神父之墓 (左下、右下图)，康熙帝亲自为二人撰写祭文。从天人合一的古观象台到入土为安的栅栏墓地，一切都仿佛与天地融汇贯通。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的学者，架起了近代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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