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新语
追踪记忆, 分享旅途拾零
- 赵复三
“保持信心” 本是个基督教神学中的命题，但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却似乎已变成了一个现实问题: 人能不能对历史的发展进化保持信心? 中国人能不能对“人之初，性本善” ，还保持一点五千年文化古国的信心? 若没有这两个信心，人类的未来还有什么希望，中华民族靠什么来支持它的生命? 在今日中国，许多人都醉心于“发财” ，问这样的问题显得可笑，但历史似乎对人们有一种善心：不要把问题表现得太尖锐，使人受不了; 或也可能是一种历史的恶作剧: 把本来十分尖锐的问题，暗暗掩埋在纷纷扰扰的日常问题之中，使人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早已掉进了大灾难: 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使一些人昏头昏脑，而另一些人则手忙脚乱。历史似乎就是在人们的手忙脚乱、手足无措中安闲地踱它的方步。
近月养病，闲着无事，到书店买几本旧书看着玩玩。一本是1977-1981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回忆录，书名就叫《保持信心》(Keeping Faith, 1982年出版)。卡特只担任了一任总统，就下了台。当时，前苏联已在走向末日，但还未走到最后垮台的戏剧性一步。欧洲的一些观察家说笑话，两大阵营的头头 — 美、苏两国 — 在比赛，看谁支撑不住而先垮台。就在这样的年代里，卡特这个民主党总统只做了一任，就把总统的位子输给了里根。留下的印象是，他的政治手段并不十分高明。而在此后的将近三十年里，他却又在美国公众生活里，颇为活跃，给人们一个印象，他是个“正人君子” ，搞政治则并不在行。卡特的总统任内，有一件事，与中国人有切身关系，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访美; 卡特在《回忆录》 中，认为这是他任内的一大外交成就。 《回忆录》中有一章专论中国，其中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卡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布热津斯基刚从中国回来，他被中国人搞昏了头。我告诉他，他被中国人诱上勾了。” (1983年1月该书英文版，原文第196页) 正好，昨天纽约中文《世界日报》头一版刊载，中美战略会谈结束，中国副总理王岐山举着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名送给他的一个篮球，满面笑容; 旁边是奥巴马，高举两手，手指似乎正在变戏法，两人都满脸笑容的合照。布热津斯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高级顾问，而卡特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回去之后，警告布热津斯基: “不要上中国人的当。” 究竟何所指呢? 是否指邓小平所说的一切? 或是指邓小平讲的中国在毛以后，将会进行政治改革? 这是值得人们玩味的一点。
手边还有一本小书，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奈伊(Joseph S. Nye)在2001年纽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被炸以后写的《美国权势的内在矛盾》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指出: 自十九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的的趋势“越来越快、越便宜、越深入。美国虽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国家，但美国独霸的局面能维持多久?” 作者认为，它取决于: (1)美国能否长期维持它的高生产力? (2)美国社会能否维持不致腐朽? (3）美国能否维持它的军事力量，而又不致走上军事化道路? （4）美国是否会走上国家至上的孤立主义道路?”(见该书170-171页) 其中显然有很多未知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作者认为，美国社会能否维持不致腐朽，这是美国未来命运之所寄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本书是曾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学者型政客派崔克·布坎南在2002年写的《西方的死亡》(《The Deathofthe West》纽约，2002年出版): 布坎南现在似乎又在政坛上活跃起来，所以他的学术思想值得一提。他认为，西方从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资产阶级文化，现在正在被一种“享乐主义文化”所取代。这是一种 “文化悲观主义”，它造成社会的“异化” ; 虽然社会物质条件上是富裕了，所散布的却是社会前途“没有希望” ，目前在美国中学里泛滥的“暴力主义” ，正是这样一种思潮，其实是在为革命准备思想土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定命论”，现在，新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一种“文化” 上的“极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定命论改造成一种 “文化定命论”，等等 。
第四本引起注意的书是现正行时的 《世界已成康庄大道》 (The World is Flat，纽约，2007年)一书。作者是美国 《纽约时报》的国际问题评论员汤玛斯·傅理德曼 (Thomas L. Friedman )。他这本书讨论半个世纪以来，哪些事件改变了世界的现实。书中第二章用150页论述“世界被踏平的历程” ，其中第一件事就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那天晚间我正赶到柏林墙下，听世界闻名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托坡维奇的兴高采烈的演出)。第六件事是: “197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引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还随后宣布说‘致富光荣’ 。” (英文版原书115页）。如果我们听谁说 : “中国人给世界铺平了道路 ! ” 中国人不免高兴; 可是人家说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 两大阵营对峙半个世纪多，结果旧社会战胜了新型社会体制，世界技术科学的发展、随着电讯和世界交通工具的发展，世界进入信息社会; 它与经济、社会，不容分割。世界一体化的大势如此，全球大势是“一体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势，不是中国所能左右，中国人只能在这个大势里找出路、做文章，但听起来，总有点不是滋味。
第五本书是2007年美国出版的另一本书: 《事情越变越不象话了》 (It's Getting Ugly Out There，纽约，2007年); 作者是美国电视里全球新闻广播 (CNN)的评论员贾克·卡佛提(Jack Cafferty)。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正是美园金融界大骗子梅铎夫(Madoff )案件暴露的时光。梅铎夫在美国金融界驰骋几十年，生活豪华，还广行慈善，谁知揭露出来竟根本就是一个大骗子。而卡佛提的书则指出: 招摇撞骗早已是尽人皆知，“民主党人知道而不敢说: 共和党人从来就不讲道德。老百姓若再不把权力夺回到自己手里，就将滑下深渊，丧失自由，并且断送我们后代的将来。“ (《序言》第3页)书的末后还说，2008年，事情还会更糟糕。“这莫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事情既已如此，我们只能在战斗中找出路。 我们过去的经验是: 只要我们定志去做，有志者，事竟成。如果我们竟然失败，那就只有各自逃命了。你怎样想呢?” 这个有二百万固定听众的电视评论员，在他所写的书最后，留下的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美国一位评论家说，三十年前，是美国资本主义救了中国，免于崩溃; 三十年后的今天，则是中国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
读这几本书，从心底生出的一点感慨: 在西方，并没有什么“政治挂帅”、“政治统帅一切” 的体制，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或联邦政府也没有一个“宣传部” ，制定报刊方针政策; 相反地，从来强调“自由”，以此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标志。二百多年来，从欧洲和世界各地移民到北美的人们，经历了千辛万苦，独立军总司令华盛顿，是拼了自己的命干革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人民自己的新社会; 一个自由的社会；今天美国知识界关心的是: 美国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能够保障美国大众的切身权利。 二百多年，他们极力要如实地认识当前的世界，自己面临的问题，政府怎样办事，也是大众经常的难题。知识界当然经常处于政府地权力之下，可是知识界要探索的问题却无所不包，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胆子真够大的。而在“继承了五千年文化传统” 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胆子，却似乎衰退到看不见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眼光、胸怀，天生来就不如美国人吗? 还是另有外部的原因呢? 中国革命才半个世纪，可是官僚统治己经腐烂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基层民众起来反抗政府的尖锐程度，越来越明显; 汉族以外的各民族，反抗大汉族主义统治的情绪和行动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崛起” 在经济上是明显的，而在世界范围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摩擦，也不断增加。再闭起眼睛来搞“和谐” ，称王称霸，行不通了! 中国怎么办? 中国人打算怎么办? 中国救了美国资本主义，可是中国能救得了自己吗？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 它就正是我们现今的世界。
— 200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