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的代价

　　读过路遥“平凡的世界”的朋友们一定都知道铜川国营煤矿的情况。这次铜川煤矿的事故十分惨烈，同时先后又有多起煤矿事故，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中国煤炭工业的注意。如果我是记者的话，绝对不会把调查停止于究竟死多少人, 引发受难者家属多大规模的抗议表面而是探讨中国煤矿的体制，找出事故频传的根源。 　　 　　中国煤矿业目前分几个等级，既有体制内大型现代化国有煤矿，也有县属村属甚至私有小型煤矿。从报导上来看这次出现事故的煤矿最多属于县级，其它则大多属私有煤矿。 　　 　　煤矿开采的安全和技术都十分重要，互相依赖性甚强，一般大型国有煤矿设备技术全面，既使如此如果工人操作技术水平不高的话也容易发生瓦斯爆炸，漏顶，爆破炸通地下河流等安全事故。一般大型煤矿的附加安全措施是必须要在每个采煤作业组配备一定数量的技术经验足够的老工人，有经验的县级煤矿也基本照搬这个办法，最容易出事的是私营煤矿，既缺少资金设备又唯利是图很容易留下安全隐患。前一个时期网上流传并被盛赞的一个称为“新的最可爱的人”的煤矿工人从洞里背煤出来的照片看上去就是在私营煤矿拍摄的，那个工人甚至连头盔这种基本的保护装置都没有，身后那个煤洞更属于早该封死的高危矿井。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冒这种明明知道的高风险呢？我想整个大环境还是与中国社会盛行的致富风有关。一般产煤区都比较偏远贫困，这些地区的致富手段和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东南沿海一带随着打工人口增加工资不断降低，部分人留在家乡附近既打工又照顾农田不失为一种选择。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目前中国的干部体制，如果贫困地区的干部也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指标，甚至升迁也同其任内这些“政绩”挂勾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严把小型煤矿的安全关，如果再从私营矿主那里收取贿赂的话，就根本不可能采取有利措施杜绝安全隐患，关封安全措施设备达不到要求的私营煤矿。这就回到旧有的问题，中国究竟在用什么代价致富？ 　　 　　城市经济改革以建立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开始，是以拨钱减税为推动力的。那时基本是整个中国在养广东养深圳，尤其以上海和辽宁这些工业基础好，经济发展平稳地区的付出为重。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革步骤还远远落后于东北。后来则形成以辽宁为首的东北国营企业消化整个华南华东地区的改革成本，而其经济技术实力基本上是以五十年代初的设备厂房为基础的，几十年来只有付出，没有投入。这期间煤矿工业也经历了几起几伏的波动，既使大型国有煤矿的设备也急需更新，而且其设备换代是直接同工人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期间整个国民经济是在有条不紊地发展，或者各地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鼓励以私有经济为标志的改革的话，那么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和煤矿就会有喘息时间，利用上缴利税的优惠更新设备。可惜随著记者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过早披露，他们完全失去了机会。以大型国有企业(包括煤矿业)为主的省份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与广东等南方以轻小工业的省份完全不同。首先是私营企业根本无法合法取得大型企业的固有资产，主要是设备；而且产品销路又恰好是针对这些企业的。如果你一定要催生这些私有企业的话，可以想像他们的设备，技术骨干，甚至资金是怎样从大型企业外流的。而且又一轮的下岗潮又直接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秩序混乱，人心浮动，社会失去安定。 　　 　　那么当代中国走向富裕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经过这些弯路呢，富裕的过程中能否避免人们价值观念的错位把富裕的成本降低呢？这就要看如何对待中国社会自从封建王朝至今的吏制，沿袭至今的文人以官为本以钱为本的传统。这些问题比较容易看到容易指出，但是要真正解决构筑起长久稳定的社会体制则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这期间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尤其是思想知识界直接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取向的有关人员，包括文化出版界，记者，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人的要求至关重要。中国社会总不能是在官本位的时候整个社会人人不择手段地捞官，钱本位时又人人不择手段地捞钱。客观地说中国人目前对钱的梦寐，海内外没有大的差别，只不过有人得手有人不得手，而且这股风气正在影响居住海外几代的华人，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 　　 　　如果中国走向富裕的代价必然是国将不国，民族优良传统尽失，社会渣滓浮现的话，那么将来更正的代价极可能是物极必反的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