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网络博客
这两天，“二舅”火了，“网上处处皆二舅”。
仔细看了一遍视频，不由想起几年前因为一个考取了北大的中学生的一篇抒情文章而写下的文章：《对苦难的病态歌颂是为了掩盖苦难生产的根源》。现在看来，这篇对苦难病态歌颂的批评文章，还真没有过时。
人们都知道，苦难，永远是心灵鸡汤中的提味佐料。没了这个佐料，就好像一个平庸的厨师没了味精，不会做菜一样。对苦难的歌颂，永远是成功学、励志文的“梗”。没了这个“梗”，就好比郭德纲上台忘了“包袱”，没法说相声一样。
开中国苦难歌颂典范的是孟子，其在《孟子 .告子下》的一段话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箴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正确性，孟子还举了几个例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可能是孟子举的这几个例子太生僻，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司马迁举的例子就广为人知了，估计每个中学生作文都会用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用诗歌讴歌苦难，则有“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老百姓更直截了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哲学家也来凑热闹，北宋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过：“富贵福祥,将厚吾之主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后世简化成“艰难困苦，玉成于汝”。
苦难与挫折，是人生路上的常客，其实质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神秘的大自然和复杂的社会面前的无力感。正因为它是人生的常客，强调苦难对人的成长、成功的作用，有化解矛盾、消除戾气，保持人的内心平和和社会和谐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意义。出于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的角度出发，一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而且有必要引导人们对困难有正确的认识。
但一旦过了头，一味地讴歌苦难，美化苦难，并把苦难视为个人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仿佛不吃点苦头就干不成任何事情，则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种病态。
在我看来，贫穷、苦难，不仅不是成功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且恰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贫穷、苦难，阻碍甚至毁灭了一个人的成功。贫穷、苦难固然可以成为前进的动力，但更多时候是阻力。君不见，许多农村孩子，因为家贫不能读书，十几岁就开始干农活，劳动至死一辈子也没过上好日子。
用贫穷、苦难给人带来的历练来证明贫穷、苦难存在的合理与必须，进而得出贫穷、苦难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条件，就颠倒了逻辑上的因果关系。
就拿司马迁举的几个例子来说。难道左丘明不失明，就写不出《国语》吗？我看未必。而且，失明，对于一个写书人，会做成多大的不方便啊。如果左丘明不失明，我觉得他写的书会更多。何况，古往今来失明的人何其多，左丘明却只有一个。
试问一下司马迁本人，你是愿意接受宫刑，后忍辱负重著《史记》流芳百世；还是甘心当一名普通文官，顺遂地度过一生？估计包括司马迁在内，所有的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前者。同样，古往今来受宫刑者何其多，也只出了一个司马迁。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贫穷、苦难会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从而导致人的心理扭曲，产生反社会人格。比如希特勒童年时身体孱弱，家境贫寒，常常遭受同学虐待，促使他后来产生强烈的报复思想。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罪犯，也是因为贫穷而走上犯罪道路的。
贫穷、苦难，只是命运降临后个体被动无奈地接受，绝不是个人的主动选择。
对困难的病态歌颂，宗教是最具代表性的。
所有宗教都宣扬，苦难是上帝、佛陀等对人的考验，吃苦是修行的最有效方式，是在“消业”。通过自觉制造肉体的痛快并与之抗拒，才能更快地达到灵魂上的纯净。印度的苦修人，在自己身上穿钉子，赤足走烧红的铁板，就是为了加快自己修行的速度。
有人对《西游记》设九九八十一难不理解，说为什么不让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到西天把经拿回来。殊不知，就是要通过苦难的磨练，从而实现心灵的升华。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走来，与妖魔鬼怪做斗争，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修行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成仙得道了。
更重要的是，大肆宣扬苦难对人的正面意义，并把它设定为人生成功的基础和前提，其背后隐藏的目的有可能是防止人们去关注、追究苦难生产的根源进而消灭之。佛教进入中土后，一开始受到中土的激烈反对，“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就是明证。后来，统治者慢慢发现，佛教宣扬的今生如果能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就能得到幸福的说法，对麻痹老百姓的反抗意志，巩固统治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佛教也就从抵制变为欢迎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大兴土木，广建寺院，以致有“江南四百八十寺”之诗句和“天下名山僧占多”的俗语。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如果大量讴歌贫穷、苦难，一定伴随着对富有、富人的抨击。
对贫穷、苦难的病态歌颂，应该扔到太平洋里了。
作者： 逆行斋主
反正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一直在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控诉，包括官方（残疾证）和民间普众（邻村医生，但，也许医生告知了风险呢？那个时代---相信是五十年代，官方医疗资源不足，也可以认为这也是官方问题， 而问责医生则可能会造成另一个家庭的悲剧，甚至因为该医生的下岗致使更多可以医治的病人病情恶化... ...），这类牌没有人能打得最好，但二舅打得不错，闹一闹躺着吃救济也算成功？那姥姥靠谁？ 其他几个孩子好像不存在似的。
作者就是在平静描述，看官从中看到什么，谁也管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