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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国民性的沉痛反思

(2022-07-15 16:04:08) 下一个

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获得真正的“人”的地位、“人”的资格,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之间循环。

而现在,鲁迅又要把问题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当人处在被奴役状态时,面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奴隶制度,形象点说,就是面对窒息人的“铁屋子”,应该作怎样的选择? 现在鲁迅告诉我们:人可以有三种态度,三种选择。

首先是奴才的选择。鲁迅告诉我们,奴才他并非没有怨言,但只限于诉苦,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现状,他只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所以只要聪明人一表现同情,他马上就满足了,舒坦了,感到安慰了。事实上他不仅习惯于被奴役,甚至于离不开被奴役的状态,他能够在被奴役状态中寻找出美来。

鲁迅说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就在这里:奴隶受到压迫,他要反抗,即使失败了他仍然是奴隶,但他绝不会安于其位;而奴才,恰恰是安心做奴隶的,他从被奴役中寻出美来,并且竭力从中获取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奴才和主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都离不开奴隶制度。

聪明人其实也是奴才,但他有特殊的地方—— 鲁迅说他是“ 特殊知识阶级”。他处在主人、傻子和奴才三者之间,从表面上看,他谁也不得罪:他对奴才表示同情,奴才自然感激他;对傻子他也不正面攻击,赶傻子时他并不在场;对主人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巴结,但他骨子里是和主人紧密相连,有着共同的利益,都离不开奴隶制度。

他的特殊作用,是抚慰奴隶的不平,让他们都成为安于其位的奴才,反抗的火种熄灭了,天下就太平了。聪明人从根本上是维护铁屋子的统治秩序的,但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露痕迹,他是不动声色地维护奴隶制度。

只有傻子不同于奴才,也不同于聪明人,他是奴隶制度的天敌,他是要彻底捣毁铁屋子,创造“第三个时代”,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被奴役状态的。傻子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不仅叫,而且动手砸,不仅说,而且要行。

这就是鲁迅所赞扬的“中国的精神界的战士”的特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这是行动的、反抗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所寄以希望的“中国的脊梁”。但鲁迅把他们命名为“傻子”,则是深刻地揭示了这些中国的脊梁在中国真实的处境:他们是被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视为“傻子”的。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称呼,叫“疯子”,《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药》里的夏瑜不是都被人们看作是疯子吗? 而动手赶走傻子、疯子的,不是主人,不是聪明人,而恰恰是奴才,这个事实是最让鲁迅感到痛心的。

这是鲁迅和我们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傻子很少,命运也不济;而奴才和聪明人却所在多有,并有繁衍的趋势。由此发现的,是在长期的专制体制的奴役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于是鲁迅把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奴性的各种形态的揭示和分析,以及造成这样的奴性的原因的追问。

这构成了鲁迅思想的重要方面,或许也是最能触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的部分。面对鲁迅犀利的剖析,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自我反省的。

聪明人的特殊功能

我们在前面说过,聪明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奴才,不过他有知识,比没有文化的愚民高一层,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殊知识阶级” 鲁迅要讨论的是,这样的特殊知识阶级,在中国的奴隶体制中,起到什么作用?

鲁迅有两个很形象的概括。一个是在《春末闲谈》里提出的。鲁迅说,在春末的晚上,经常看到一种叫细腰蜂的虫子,它抓住小青虫,却不立刻吃,因为小青虫要反抗挣扎,吃起来就很不舒服。怎么办呢? 细腰蜂用根毒针,猛蜇一口,小青虫就麻木不动了,但是还活着,处在不死不活的状态。细腰蜂就可以不慌不忙地一口一口地把它吃了。既能吃掉小青虫,又不会遭到反抗,而且还是活的,这有多好! 这里的奥妙,就在于细腰蜂的毒针里,含有麻醉药。

鲁迅就由此联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说,这些细腰蜂式的知识分子,解决了历来统治者的一个矛盾。统治者都要别人做他的奴隶,为他效劳。但是奴才一做事情,他就有思想,有思想就会反抗。所以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最好有这样一群奴才,既能干活,又没有思想,或者说这些人有运动神经,而没有感觉神经,这是最理想的奴才。

统治者最苦恼的就是找不到这样理想的奴才,但有些知识分子就可以做到,他们能对人进行精神的麻醉。他们的最大功能,就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合道德性。听了他们的说教,奴隶就能从专制体制中看出美来,变成奴才,既忠心耿耿地为专制体制服务,又毫无怨言。

这样,鲁迅说的“吃人肉的筵宴”就可以永远排列下去,这些自称“聪明人”的特殊知识阶级自然也可以从中分得一杯肉羹。而专制体制也绝不能离开他们:他们的“麻醉剂”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还有一篇《一点比喻》,是从北京的“老街景”说起的。鲁迅那个时代,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羊在街上走,现在见不到了。羊有两种,一种是山羊,是所谓带头羊,昂首阔步走在前面,背后一大队低眉顺眼的跟着走的胡羊。

鲁迅注意到带头羊有一个特点,它的脖子上挂一个小铃铛。看着看着,鲁迅就产生了一个幻觉:山羊的小铃铛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徽章。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他们是中国专制体制的“带头羊”。

他们要把中国的胡羊们带到哪里去? 带到主人要求他们去的地方,最后就是屠宰场。主人用不着出场,只要和特殊知识阶级的带头羊达成默契就行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又一个非常深刻的概括。实际上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中国的统治者每要做一件大事,必要由一部分知识分子出来造舆论,起带头作用,然后就会有许多受其蛊惑、愚弄的民众跟着走。因此鲁迅认为,要批判国民性,首先要反省知识分子;要批判奴才,首先要反省聪明人。所以鲁迅在审视中国人的奴性的时候,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指向聪明人。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的奴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帮闲”,二是“ 帮忙”,三是“ 帮凶”。这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内心里是瞧不起这些聪明人的,他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想到知识分子。

一就是刚掌权的时候,或者是处在所谓“太平盛世”的时候,就需要知识分子为他歌功颂德,歌唱太平盛世,圣君圣朝;有时候正因为矛盾重重,也需要知识分子唱赞歌,粉饰太平。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起到“帮闲”的作用。也真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在“莺歌燕舞”,他们是永远的“帮闲”,现在也到处可见。

统治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也会想到聪明人。就是遇到危机了,统治者也没有办法了,于是就礼贤下士,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了。而中国的诸葛亮们就得意忘形了,皇帝看中了,赶紧献策,殊不知自己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也还有一些聪明人,他们的作用是把专制体制下的吃人的宴席的血迹涂抹干净,或篡改历史,或参与“强迫遗忘”,那就成了“帮凶”了。帮闲,帮忙,帮凶,要害就在“帮”上,完全处在依附的地位,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这就是“奴性”。

鲁迅在审视中国人的奴性的时候,首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

而且,这样的奴性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说传统的帮闲、帮忙、帮凶,主要是帮官,依附于官僚体制;但随着传统专制体制和现代资本的结合,形成现代专制体制,这些与时俱进的聪明人,特殊知识阶级,也摩登化了:继续充当官的帮闲、帮忙、帮凶外,还自觉地充当商的帮闲、帮忙、帮凶,大众的帮闲、帮忙和帮凶。

这就出现了一批时尚知识分子,一切赶时髦,赶商业的时髦,大众趣味的时髦,流行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年连续出现的暴力文学、隐私文学,以及各式各样的黄色文学,就是为了满足市场上或所谓大众心理上的窥视、意淫需要所产生的。

看起来,这些时尚文人占据了文学市场以至新闻媒体的主导地位,煞是风光,但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骨子里还是依附人格,或依附于官,或依附于商,或依附于大众,恰恰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不过是奴才。

应该说,在迎合市场和大众上,聪明人是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的。他们极其敏感,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适应各种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形象,而且做得非常漂亮,在这方面聪明人确实有才能。于是鲁迅有了一个新概括,叫作“才子加流氓”。“才子”好理解,为什么又是“流氓”呢?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这些现代聪明人就是这样,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信仰,没有内心深处始终坚守如一的信念的,他们从不执著一样东西,没有原则,因此就可以根据需要,变换着用“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只要他的主人(官,商,大众,等等) 的意志变了,他也变了,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前后矛盾,自打嘴巴,连脸都不会红,这不是流氓又是什么?

不过是文化流氓,有知识,有才气的流氓——如果没有才华,谁也瞧不起,也发挥不了他的特殊作用。要为官、商、大众所看重,就必须要有才华,所以鲁迅说才子加流氓,这是聪明人的一个本质的特征。

当然,没有才气,单凭勇气( 即不要脸面) 为主子卖力的“勇敢分子”也是有的;鲁迅说,那就不是帮闲,帮忙,帮凶,而是“扯淡”了。这大概就是聪明人这样的特殊奴才及其主子的末路了。

追问奴性形成的原因

鲁迅的思想是彻底的,他还要进一步追问:奴才的奴性是怎么造成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又是怎么造成的? 这个问题很复杂,这里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是经济上的原因。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有三句话,把问题说透了。一句话是:钱是要紧的,就是不能没有钱,因为鲁迅说过,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前提是必须要有钱。没有钱,生存、温饱、发展都谈不上。第二句话是:自由不是钱所能买到的。就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有了钱,就有了自由。

第三句话是:自由又是可以为钱所卖掉的。这里所讨论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的现实。

那么,现在,知识分子不缺钱了——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一些知识分子又成了自由职业者,也就有了比过去多的自由。但依然还是有人放弃自由,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还是因为“钱”。现在,不用“不给饭吃”的方法控制你了,但仍然可以用钱来收买,或者叫收编,在经济上给你优待,“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只要你听话,就要钱给钱,要地位给地位,一路开绿灯;越听话,给你的待遇,经济的待遇、政治的待遇越高。不听话,就没有这样的待遇。逼着知识分子作出选择:或者做聪明人,或者继续当傻子,人常常有“趋利避害”的倾向,因此,聪明人多,傻子少,也是不难理解的。

《论照相之类》插图,图片( 照片)里画( 照) 的是同一个“ 我”,不过分裂成“ 二我”:一个傲然坐着的主人,一个卑劣可怜地跪着,“ 既为主,又为奴”。

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经济、政治的作用,变成经济、政治决定论。因为还有另一方面的事实: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压力,还是在经济、政治的诱惑下,总有一些知识分子甘当傻子。可见,“聪明人多,傻子少”,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于是,我们就注意到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以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独到的观察与分析。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总体来说,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生存比较艰难,这就形成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思维“重实际,轻玄想”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个弱点。

因为在中国生存太困难,第一大问题,就是讲生存哲学。用周作人的话来说,人怎么“得体的活着”,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儒家就是充满人生智慧的学说,就是教你怎么活着,所以孔子不讲鬼神,轻玄想,缺少形而上学的思考。

庄子的哲学本来是一种最具有玄想的哲学,但是他的哲学还有另一面,就是他的养生哲学,也是讲在险恶的环境中怎么活下去的问题。而值得深思的是,对以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的,不是庄子的玄想哲学,而是他的养生哲学。

这样就形成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信仰的不足。和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它的弱点,就是彼岸的、形而上的关怀相对不足( 不是没有) ,这是造成许多中国人信仰缺失更内在的文化上的原因。

所以鲁迅说,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没有的,俄国有很多的殉道者,为他的信仰而牺牲,在中国就很少有殉道者,连殉情者也很少,即使有了,就像我们在第八讲里所说的那样,最容易被抹杀和遗忘。中国知识分子重实际,轻玄想,因此容易妥协,处处讲谋略,容易放弃自己的信念。

骨头要硬必须有脊髓,就是信仰,信仰不坚定,脊梁怎么挺得起来,骨头怎么会硬? 没有信仰的支撑,人的行为的驱动力就只剩下利益,单纯为利益,就什么都可以改变,以至出卖,是不会有任何坚守的,这才是在中国,聪明人多而傻子少的更内在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问题的核心,从信仰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加深对鲁迅的思想——他对奴才和聪明人的批判,他对傻子的赞扬和期待的理解。

奴才和聪明人,最根本、最致命的问题,就是没有信仰;而傻子正是有信仰,能够坚守理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后来,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在我看来,这是鲁迅关于“傻子”的思想的一个继续和发展。

真的知识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有信仰,有理想,有坚守;而绝不是鲁迅所说的“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因此,他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他们所要坚守的理想,就是鲁迅一再强调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彻底走出“奴隶时代”。

由此而决定了真的知识阶级的两个特点,一是永远“为平民说话”,“倾向民众”,始终站在被侮辱被奴役的弱者一边。其二是“对社会永不会满意”,因为他坚持彼岸的信仰,对此岸的现实世界,“所看到的就永远是缺点”,永远不满足现状,就持永远的批判态度,于是“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但也因此获得了永远的独立和自由、自主。这也是鲁迅眼里傻子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关于“聪明人和奴才和傻子”的话题,我们就讲到这里。剩下的是每一个人的选择问题:你愿意做聪明人、奴才,还是傻子? 由各人去思考,去回答吧。

 

作者:钱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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