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务实小民
昨夜，多伦多冷月无声，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开通一个，权当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中国普通家庭长期以来面临低工资问题，工资与GDP名义增长不挂钩。
另外政府对落实到家庭的民生支出很少，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过低，
这也导致中国人普遍感觉：国家富裕了，GDP大幅增长了，但是自己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当然也就不敢消费。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有明显东亚模式的特征，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
主要是通过发展外循环，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来带动内循环，快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追赶。特别是通过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方式，把两个循环相互融合与交叉起来，通过外循环参与全球的生产链，不断提升内循环的能力，推动了本土的供应链发展，也在总体上持续升级了制造能力、装备水平和研发能力。
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之后，外循环更得到加强，用腾飞来描述也不过分。
与此同时，国家在推行这个双循环战略的过程中，因为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老板/打工人几方的实际收入分配中，中央财政和老板（包括外资）分配较多。而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逐渐演变为推行经济追赶战略的主体，地方政府为驱动经济增长，进行了大规模公共资本支出，抬高房价，依靠土地批租获得融资来源，这种模式在2008年之后因为推行扩内需政策变得更加突出。
但是2010年之后，这个模式的效力开始显著衰减。中国希望实现经济模式的转型，但过去十几年，政府一直在新旧两个经济模式中纠结和摇摆。
回望过去几十年，政府是有钱了，老板们（包括外资）大部分也赚钱了，但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有限。而且有限的收入增长被政府”成功运作“的高房价收割回去了，普通工薪阶层的自由可支配收入更是低得可怜。（要么参与了炒房，分享了一些财产性收入增长，才勉强富一点。）
模式转型是东亚经济成功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韩国的汉江奇迹很成功，但到80年代也基本告一段落，80年代中期，很多韩国大企业里的工人发起罢工，原因在于工资太低。为解决劳资纠纷问题，韩国开始引入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与GDP名义增长率建立关联。这是韩国告别追赶模式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新模式需要重视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政策，确保消费增长跟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中国也需要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更加重视家庭劳动收入，工资增长。另一方面，未来政府开支中用于家庭的比例必须要大幅度提升。
我们过去的经济研究探讨，过多地讨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卡脖子工程，弯道超车，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没有多少官员/经济学家讨论家庭，很少有人讨论工资问题。即便讨论企业的技术进步，也没有研究企业的技术进步如何与劳动共享回报的问题。
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关于工资决定机制的有效的政策框架，劳资之间的协商谈判机制也形同虚设。中国需要有合理的工资形成机制，以便更好地与GDP增长同步，惟其如此，才能有真正的内需提升，内循环构建，高质量发展。
美国人均GDP6.5万，比中国大陆高5倍，美国最低工资13美元，比中国大陆差不多高5倍。
美国人按照GDP人均收入应该在6.5万，现实中有50%以上的美国人的收入（不仅仅是工资）在两万多，不足以达到纳税的标准。
一般来讲，按照富国论的观点，工资等收入是否合理，其中一个指标是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