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王雪冰。和他的女人们的爱情故事

来源：反腐纪实文学《追问》、九间打虎录

导 读

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王雪冰，辽宁沈阳人，1976年大学毕业，原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朱镕基十分赏识的金融干才。1988年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1993年任香港光大银行（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93年任中国银行行长；199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2000年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994年在美国被授予年度国际“黄金交易杰出领导人”大奖，是亚洲地区的第一位获奖者。2002年1月因“纽约分行”事件被审查，以受贿115万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2014年，减刑2年的王雪冰刑满释放并出狱。

　　不是所有高级领导干部，都有他那样一副风雅的派头。跟他谈话的过程，应该说是顺利的，甚至是愉快的。他知识面很宽，学养非同一般，而且率性，能言善辩。说话的时候，经常伴以一个手势，一瞥不经意的倨傲，一丝满不在乎的笑；当然，也能捕捉到失落和神伤。

　　他也是友好的，礼貌的。如果你不知道坐在眼前的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几个北方大市，作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许仅凭言谈风度，很短的时间内你有可能会对他肃然起敬。

　　可当得知，他本人也因收受贿赂、渎职等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系列情况后，你怎么也无法把一个真实的他，与眼前这个风度犹存的老男人，联系在一起。你更无法去羡慕他，尊敬他，甚至无法去赏识他那些本来应该受到赏识的出众经济才干和艺术才华。

　　如今，他服刑结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1、王雪冰自称：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

　　

　　应该说，我是个天生浪漫的人。

　　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时候是好东西，需要放纵；有时候是坏东西，需要抑制。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学，一个人爱好文学不是后天的，后天只不过根据天性做了一次选择，所以我说你的天性适合从事文学艺术，你内心一定像我一样，充满着许多浪漫的特质，不是吗？当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艺门类，即使我当初学习功课，比如说学习建筑吧，我后来可能就是建筑艺术大师，至少也是一个唱着歌、写着诗的高级泥瓦匠。所以，我从事的专业不是文学，不是美术音乐舞蹈之类，是金融，是跟钱打交道的学科，但这个一样没有妨碍我一直做一个相当有情调的人。当然，你可以写文章时，像那些小记者一样，说我是个浪荡的人，放荡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个浪荡仔，一个放荡鬼，进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说是正部级，就是谋取一个乡镇长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荡，试试看，能不能当上，当上了能不能顺利干几年？不容易。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岁的人了，坐了十几年牢，时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许多气质消化掉了，但我自认为内心没有变。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么人，用不着矫情。我就是这样的，有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但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

　　我这份天性，这份做派，是是非非当然会多。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从事教学研究，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面向国际的专业方面的人才，他们是两个极有情趣的知识分子。在朝阳区老公寓楼的一个小套里，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我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我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给我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母亲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读书的我，突然打开音乐，说，宝贝，你起来，妈妈跟你跳一支舞。她带我走了几步，我跟不上节奏。我就说，妈妈，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马上就会的，都不用你带。爸爸正在厨房炒菜，赶紧洗了手，进卧室换上西装，才跟我妈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那份优雅，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你看，在家里跟妈妈跳一支舞的父亲，放下锅铲，一定要换上西装才登场。那也不是什么舞场，是不到十个平方的小客厅。但他们跳得认真，投入，热情似火。他们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是释放的一道电。我从内心敬重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变过，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的这番心声。

　　第一次，我观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后，我跳起来，跟我的妈妈跳了人生第一支华尔兹。“这是华尔兹，欧洲中世纪在诸多宫廷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贵舞种。”母亲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细语道。我闻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为这样的家庭气息而陶醉。

　　我很快从文学天地，进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进入音乐的世界。我高中的时候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至少读过每个作家的一两部。我喜欢听交响乐，听歌剧，当我的同学陶醉在民歌里的时候，我简直没法忍受，我听到那种不传统、不现代，不质朴又不高雅的曲调，浑身就起鸡皮疙瘩。我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但是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舞伴，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青春的那个70年代，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读友，一个交响乐和歌剧的知音。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才是我真正孤独的开始。所以，别人看我孤独，说我孤傲，讨厌我不合群，看对了，说中了，讨厌得也没错啊。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融入他们？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被判刑过，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普希金、拜伦、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出《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老家伙，道不同而不相与谋，本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永远、绝对永远混不到一起去。

　　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家伙，我也不欣赏他们。他们打游戏，手机上穷聊，读胡编乱造的网络小说，那些山寨电视节目，一点经典的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一分钟都专注不起来。

　　我认为他们这一代很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不长大脑，从未深度思考过，接触的不过是一些电子碎片，一种垃圾信息产物。我不希望年轻人永远是这样。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19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了为数极少的，具备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2、三十四五岁官居正厅级，疯狂追求充满魔力的女人郝宁

　　

　　郝宁（化名）是他的前妻，他们育有两个子女

　　从少年时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奋斗与成功的亢奋中。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在我身边”，这句歌词我很喜欢，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某一刻突然降临，毫无预见；某一刻又款款而来，如同冥冥。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位居央企中层，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我风华正茂，英气勃发，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同时，我渴望的高雅爱情、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文艺范儿。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对音乐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不工作，不操心未来，只沉湎于“音乐响起来，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个朋友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围绕音乐的派对。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也都不固定。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围绕他，时不时聚会一下，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

　　这个圈子很有意思，不断有新人加进来，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后来我知道，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乐，大家的爱情，大家的纠纷，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单什么的，真是个好人啊。那哥们儿去世很早，核心没了，这个圈子也就没了，真的很可惜。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能免俗，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恐怕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

　　有时候我甚至想，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所以，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这一类话题时，我会提及这个人。他们会竖起耳朵听。有一次，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写个小说吧，我们来做个电影吧，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这哥们儿对我来说，意义更不同寻常，因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通过音乐派对，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

　　应该说，郝宁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场，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欢。郝宁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并没有上场。我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她，注意到这个抽烟的沉静女孩。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是，我感觉到一束光从她坐的角落闪现出来，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种异样的目光。后来我走过去，自我介绍，邀请她跳一曲。她就笑眯眯地站起来，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跳舞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华尔兹，她更喜欢波士顿慢华尔兹，激情隐逸在舒缓、优雅之中，有一种持久的张力。她说她和朋友们把《蓝色多瑙河》舞曲，进行改编，搞出了快、中、慢三个节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节奏，各取所需啊。

　　这支曲子完成之后，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自录的光皮盒带，告诉我，她其实是拿老上海的歌曲当舞曲的。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专门在香港翻录了两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带着卡带和小型录放机，随时欣赏。她告诉我，她还特意去拜访过白虹，如今，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光华四射的巨星，黯然隐居在北京的老苏州胡同里。

　　她把卡带放进收录机，播放白虹的《春之舞曲》，然后独自上场，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大家看呆了，那种感觉，那种效果，你可以想象，它的独到，她的独特。

　　那天晚上，她还和几个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苏联歌曲《列宁山》，她拉的手风琴。她演奏的时候，十分投入，闭着眼睛，微微地昂着头，一缕黑发在额头上荡来荡去。从舞场下来，我提出送她回家，她说好啊。走到门外，才发现有一辆京G牌照的奔驰车在那里等她。我马上明白，她是高干子女。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只好上了她的车。车上，我跟她开玩笑说，本来想追求你的，一看这车，就没有勇气了。

　　她抿着嘴矜持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演奏《列宁山》吗？我说，当然是因为喜欢苏联歌曲啊。她说，这个回答可有些平庸哦。演奏这个，是因为我们今晚应该有一个共同话题，比如，列宁。然后，她就不再说下去了。

　　我很着急，我说，可是可是，关列宁什么事啊，我关列宁什么事啊。

　　她还是不吭声，抿嘴笑笑。

　　临下车时，她说，大卫杜夫香水与列宁有渊源，列宁曾多年使用，现在这个香水又开始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亲近社会主义的西方香水品牌。

　　我目瞪口呆，因为，我的确使用大卫杜夫品牌的香水。而这款香水进入中国，与我在美国时认识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关系。他问我何时中国男人会用香水，我说，现在，马上，您可以进入中国，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像我这样洒香水的男人会越来越多。我没有想到，郝宁竟然如此有心，如此用心。她聪明的“发现”与精致的“设计”，让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许多“机缘巧合”。

　　郝宁身材苗条而脸蛋浑圆，嘴角线条清晰，具有东方女性典型的美。她彻底征服了我。我开始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可是，她漫不经心，跟我若即若离。她真的是那种很聪慧很矜持的女人，毕竟是大家闺秀，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感情进展，我都无法控制。我只能单向拼命释放我的爱慕。

　　从认识她的第一个夜晚，我似乎就感觉到她对我的好感和用心，似乎感觉爱情已经咫尺之遥，可就是那么一点距离，我用了整整两年挺进，何其艰难啊。我在两年里，调动了全部的艺术细胞，向她看齐，试图与她并肩。事实上，郝宁的聪明超出我的预料，她在经济和艺术两个领域，都称得上是专家。她通读过大量经济学著作，对投融资行业了如指掌；她会作曲，写诗，会熟练操作四五种乐器。她更是一位生活家，对食物、时尚、奢侈品品牌等如数家珍的生活家。她是那么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我两年里给她写了将近两百封情书，简直无法想象那种近乎疯狂的动力，为她源源不断地喷薄着。每一次约会，我都要带着一封情书去。回来后，我会陷入一种新的抒发欲望，再次拿起笔来。

　　我的前妻，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女人，魔力，这个词不同魅力，你是文学家，一定会体会到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差异。

　　3、他的明星情人让他放纵和疯狂：

　　大概在1992年，郝宁与一名中国台湾籍美国商人在旧金山注册成立一家投资管理公司，我亲自给这个公司批了一笔2300万美元的贷款。事后不久，这家公司涉及香港洗黑钱500亿港元一案，受到香港廉政公署侦查。而该笔贷款迄今仍未偿还，成为呆账。这是我惹的最大的一个祸，也是后来我的人生天平上最大的罪行砝码，这个砝码不是安娜或者其他哪个女人给我的，是我自己的老婆给加上的。

　　回国任总部董事长三年后的春节，郝宁回国与我团聚时问我，如果她回国创业我支持不支持，支持的话，她就回来。我说，当然支持。郝宁就在开春后回国，与她的一位在央视工作的大学同学，合办一家广告公司。因为有美国的先例，对我平素的风月之事，郝宁一旦风闻一些，掌握一点鸡毛蒜皮的破证据，便与我摊牌，开始“战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出面帮她在业务上解决一个问题，她就偃旗息鼓。时间长了，见并不危及家庭，而且我在经济上对她大开方便之门，郝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后来郝宁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大，数字也逐渐加大，我对她的要求，就只能用“爱理不理”来处理。我与安娜的风流绯闻在北京传开之后，郝宁再次跟我摊牌，提出要包揽我所在系统的全部广告业务。我就将计就计，提出全国不行，但最大的分支机构广东金融的广告业务可以给她，因为广东公司的总裁是我亲手提拔的亲信，比较听话，懂事。郝宁说，那也行，先这样。就把她的广告公司迁移到广东，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广西以及香港、澳门一带，如鱼得水地展开了金融广告的业务。

　　我比安娜大20多岁，且有家庭，安娜这样的大明星，肯与我维系感情，我一直视为知遇之恩。安娜主动提出婚姻要求，如张爱玲所说的，真是把自己高贵的女人花，降低到尘埃里去了。我觉得她的内心是苦闷的，为了我，她在承受着哪怕是一个常人也不一定承受得了的屈辱。我能报答的，也就是对她好一点，更好一点。

　　自第一次后，安娜再也没有提及过跟我结婚的事。她的隐忍让我更加揪心，她给予我的爱和包容，也让我更加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了安娜，今生何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内心的痛苦纠葛，我终于给远在广东的郝宁打了一个电话，提出离婚。接到电话，郝宁意外地表现得十分平静，只是在电话里说，我这段时间忙，不能回来谈，正好也给你留几天时间，你认真考虑成熟后，我们再见面。

　　我知道郝宁聪明，厉害，但依然预计不足。其实，她一接到电话就悄悄回到北京，收集我和安娜交往的证据。过了将近一个月，掌握的材料相当充分了，她才出现了。

　　一见面，她就大声呵斥我，说我是国家花费巨资培养的无赖。她指着我的鼻子责问我说，你知道国家培养一个省部级领导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吗？告诉你，跟培养一个脱离地球轨道的宇航员，是一样的代价。可是，国家培养了一个什么样的省部级干部，你看看你自己，一个伪君子，一个脱离正常社会轨道，自以为徜徉在道德和法律真空的败类，竟然包养女明星，你以为你是同治皇帝啊，可以出宫嫖妓？笑话，我马上向中央举报你，让党清除你这个昂贵的祸害。这些年我对你的宽容已经达到了极限，你至今还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为了一个戏子就不顾孩子们的感受，不顾我多年对你的恩情，和我离婚。好，那我就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看那个戏子还跟不跟你花前月下。

　　郝宁这个女人，出身名门，高雅起来如天仙，但一旦发飙，如同草根泼妇，十分狰狞，十分可怕。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面临的处境。我和郝宁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层受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利益共同体，一旦离婚，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资源将不复存在。更糟糕的是，倘若她果真跳出来举报我，我如日中天的前景会变成黑暗一片，成为阶下囚不是没有可能。

　　这次的离婚风波以我的失败和妥协告终。我向郝宁赔礼道歉，并答应帮她拓展在整个华南和华东金融系统的广告形象代言业务。在一个月内，我就协调了七家金融机构共计11笔广告代理费300多万元，直接汇入她的广东公司。这才暂时平息了她的暴怒。

　　其实，郝宁这边算是容易解决的，离婚不成，我该如何面对心爱的安娜？本来，我打算把慷慨离婚作为一份大礼送给她的，现在反而惹出麻烦，不得不利用权力，硬着头皮，赤膊上阵，帮妻子拉业务。安娜这边，我没有什么高招了，只能实话实说。我说我和郝宁这些年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夫妻，但现在离婚还不是时候，孩子还小，等孩子上大学了，她一定会撒手，否则她折腾起来，大家都非常难堪。你是明星，凡事都有关注度，要爱惜羽毛，我绝对不能让你进入一个有纠纷的婚姻生活。我们也不能逃避现实，私奔桃花源，我和你没有事业，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安娜听我说完，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微笑着说，爱，就是一种等待的过程，只要你陪着我等待就好。

　　她的话，让我顷刻泪眼婆娑。

　　5、在位时为讨安娜欢心花费数千万，出狱后反思“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不失控”

　　我要对得起这份情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斥资近千万元，为安娜在京郊购买了一套独体别墅，作为两人的爱巢。我甚至卖掉了十几块名表——我有收藏世界名表的雅好，多年来，我收藏到世界上四十多种品牌的七十余块名表——筹集资金，为别墅配备豪华家具和高档电器。

　　我为安娜购置的一套顶级视听设备，就花费20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可以在京郊买一栋小别墅了。为了她方便出行别墅，我又为她购买了一辆价值300多万元的进口兰博基尼跑车。

　　你问我，哪里具备这么强大的经济能力？这个……嗯，这个，我跟你说，我有这个经济承受力。我的工资收入很高，这个，你应该了解的，央企嘛，前些年薪酬就是很高的啊。

　　当然，我不讳言，我作为一个部级领导，一个掌管着数万亿资产的领导，一些琐碎的花销，是不需要个人掏腰包，个人跑腿去操办的。有许多人排着队，为我办，办了还受宠若惊，办了还对我感激涕零。

　　说实话，我们的官员，一旦熬成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不失控啊。一旦失控，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怨不得组织，怨不得体制，怨自己吧。在这方面，我的确是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嗯，非法吧，跟党中央开了一个大玩笑。代价也付了，人生也完了，从巅峰跌到谷底了，宛如一场春梦，醒来发现，却是噩梦啊。

　　我的事发，是我自首的。这在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案例中，并不多见吧。这也是我的坦荡，我的天真。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绝望。我不断被人举报，风声传得越来越大。有人说，中纪委已经掌握了我大量违纪违法事实，就等着中纪委常委会研究，一旦线索确凿，常委会通过后，就会对我采取措施。人在这种信息的包围中，是很难受的。一天，为了试探虚实，我拿起桌子上的红机，接通分管我们这块工作的国务院领导，跟他请示，希望能当面向他汇报工作。结果，领导很客气地说，过几天有空的时候，听秘书通知。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信号，这跟以前领导一接到电话，就滔滔不绝跟我说工作的情况，大相径庭。放下电话后，我在办公室坐了一夜。

　　

　　▲法庭上的王雪冰

　　第二天凌晨，我打了一个电话给远方的郝宁，说了我的担忧。本来想得到她的安慰，并希望她能看在夫妻情分上，通过她老爷子的人脉，给斡旋一下。没想到，她在电话里勃然大怒，说一定是你的奸情败露了，天下女人何其多，你脑子进水，偏偏要去惹一个戏子，能风流几年不出事，已经是前世积德了。劝你赶紧去中央说清楚，生活作风腐败，最多挨个纪律处分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已经懒得争辩，听她喋喋不休的呵斥。我摔了电话，下楼开车去别墅，找到安娜，跟她一起吃早饭，并把我的担忧说了出来。

　　安娜伸出她那只戴着我送的价值百万江诗丹顿的胳膊，用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亲爱的，你大概累了，别感冒了，好好睡一觉，一切都没事了。

　　我哪里睡得着，就陪着她在餐厅里坐着。沉默了片刻，她到客厅打开音乐，说，亲爱的你太紧张了，需要放松神经啊，你不是喜欢华尔兹吗，我来陪你跳一曲慢华尔兹吧。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安娜在这个时候给我的温情，是一份无法取代的慰藉。

　　她拉着我的手，来到客厅。我清楚地记得，她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华尔兹慢三舞曲。我和她缓慢起舞。当时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十分模糊，仅仅记得舞曲放的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曲子，唤起了我心中从未有过的一种酸楚，无法言喻。

　　两个小时后，我决定重新回到办公室上班。

　　京郊的冬天，有些荒凉。落光叶子的杨树，静静地站在旷野中。没有风，没有云，没有蓝色的天空。一切都在烟雾蒙蒙中。我把车子开得飞快，飞快。我仿佛是踩着快步华尔兹的鼓点，在急速地奔跑，甚至跳跃，甚至飞腾。回到单位，一切如同平常，听汇报，开会，看材料。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过了几个月。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安娜，那个风情万种的明星女人，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友谊地久天长》的舞曲中，消失得一干二净，彻彻底底。

　　我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女人，斩乱麻的刀如此锋利快捷，让人反应不过来。

　　她一消失就是几个月没有消息，我也真的病倒了，高烧不止。我一度怀疑，跟安娜的一切，不过是自己的精神幻觉。我记得看过一部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小约翰·福布斯·纳什传奇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进入自己幻觉的世界，扮演着拯救祖国安全的科学特工。我是不是也在重演小约翰的人生？我无法接受安娜突然离开、杳无音信的现实，我几乎怀疑有没有这个中国演员，我有没有看过她主演的那么多作品，我的艳遇与她的浪漫相伴、肌肤之亲，是不是我对偶像明星空想过头，而产生的幻觉生活？

　　可是，几个月后，安娜突然又高调出现了，不是在我的生活里，而是在媒体上。她还是那么光华四射，笑语吟吟。她告诉记者，这两年她一直在国外拍戏，顺便在一个世界著名的电影学院里旁听，她太渴望学习了。她透露，她在国外还收获到一份爱情……

　　交谈结束后，我（注：这里的我是记者）给他递上我临时准备的一张纸条，请他再回答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的人生从巅峰跌入谷底，仅仅是因为这两个女人吗？有没有自身的原因？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两个女人固然不是省油的灯，但女人嘛，在生活中，谁都会避不开的，她们不过是男人犯错误的介质。我不遇到她们，也会遇到别人。世界上美丽、聪明、有风情，又会驾驭男人的女人，岂止她们两个，无处不在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

　　“到底什么问题，我没有完全想透彻。浪漫是没有罪的，如果浪漫有罪，人类就不会几千年歌颂浪漫，布施浪漫。浪漫是每个人向往的权利，所以我追求浪漫也是无罪的。但我为浪漫，违反了党纪国法，这是事实，这也的确是为浪漫付出的惨重代价。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会思考清楚。但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甚至会到下辈子才明白。抱歉。”

　　第二个问题：如果让你重新活一次，你还会选择这样的浪漫、这样的生活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

　　“不过，”他补充说，“我会自己创业，而不是选择在体制里奋斗。”

　　两个问题回答完，我本来的狐疑顿然解开了。其实，以他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毕竟，放纵、违法跟浪漫的界限，虽然有时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但再模糊，对他这个文化层次与社会阅历的人来说，应该不会拿捏不准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放纵了自己。或者说，欲望扭曲了他的浪漫。

　　如此放纵和浪漫，在今天的中国，不仅在体制内要受到惩处，就是在体制外创业，也终究属于不道德，也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