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第二章  苦难的童年

 

叔 叔

进城后，在叔父家落脚，这是我们唯一的亲眷。

叔叔刘寿华是父亲仅有的兄弟，他比父亲小了十多岁。生性活泼好动，

自小就受到祖母和父亲的娇惯。不喜念书，倒爱演戏。十岁那年，因为逃学，父亲逼他下跪。可他非但不跑，反而号啕大哭，边哭边往大门外跑，口里还大声叫喊，要我读书，不如死了算了。吓得祖母拐了一双小脚在后面追，眼看到了一口水塘边。叔叔回头一看父亲和祖母都追了上来，他干脆就往塘里一跳，祖母吓得大喊救人，父亲也吓白了脸。他们都不会水。叔叔却在水里一沉一浮地边浮水边扎猛子，口里哇哇大叫我怎么沉不下去，我怎么就淹不死！弄得祖母呼天抢地后他才从水里爬上来。只一次就把祖母和父亲都镇住了。从此以后他就摆脱了读书的烦恼，上学的事就任其放任自流了。

有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看见一群人围着在看布告，他也凑了上去。一

个乡下人挑了担空箩筐，手里捏了个生萝卜，一边吃一边也往人群中挤。那乡下人不认得字，央求叔叔念给他听，叔叔也就一本正经地大声念，“岳阳县政府，禁止吃萝卜。”乡下人一听，把正在嘴里吃的萝卜抽了出来，叔叔接上一句，“吃了打三百，”乡下人连忙把萝卜往地上一扔，叔叔又补上一句，“丢了要打二百五。”乡下人听到这里，转身就跑，连箩筐也不要了。

叔叔回来后把这事讲给我们听，大家都哈哈大笑，谁也不信真有此事。可那天倒真让他捡了一担空箩筐回来，也不知是怎么来的。

叔叔就这样混到了二十多岁，靠父亲的面子在机关里当了个普通办事员，一辈子不求功名前程，反倒使他的晚年命运比父亲要好。岳阳解放后，他跟着父亲成了新政府里的留用人员。他没有在国民党里当官，谈不上什么历史问题，肃反运动也就没有触及他，父亲判刑以后也没有因之立即打掉他的饭碗。但是他却无法逃脱反右的厄运。一九五七年夏天刚过，他这个历史反革命的亲弟弟理所当然地成了岳阳第一批右派分子，被从县政府里清洗了出来，分配在农场劳动。因为他一辈子玩世不恭，他的那些话实在和右派言论难挂上钩，所以好歹还保留了他的公职，也没有遣送回新墙河的农村老家。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颠沛坎坷，时光流转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他六十岁那年，鬼使神差地他一下子成了共产党的离休干部。（按工龄计算，他是一九四九年归顺的公职人员）居然享受到了特别退休待遇。和父亲在狱中被囚致死，就因为爱读书不读书，兄弟之间真有天壤之别，此是后话了。

叔父共有三子二女，加上祖母和婶婶，也是一大家人了。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去投奔他，原来的八口之家又加上了四个人，困境自是不必说了。且不说每餐要吃，连住都成问题。进城才两天，为了减轻负担，母亲就到一位盐业公司的干部家去当保姆，条件是母亲带二弟三毛同去；主人管母子二人的吃住，工钱当然也就没有了。

叔叔家住河巷子，这地方是城中天岳山的最高处，所以登河巷子要先下一段石级，然后再下一段麻石凿成的阶梯，叔叔的房子就建在这天岳山西面临河的山腰上。按说，也就是这传说中巴蛇骨骸的中部。顺着这麻石阶梯可以一直下到河滩。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河。也不知是为什么，岳阳人把洞庭湖习惯上称为河。每逢春汛秋潮，老人们总是爱说，河里又涨水了，或者说，河水退了。这种叫法至今如是。如今看来，把湖叫成河，可能是取和的意思。利用和的谐音求取和合美好，以求避去洞庭湖涨水时的灾难。这也是一种对上天的祈祷吧。

河里退水时，河滩上多的是河蚌、河蟹、河虾，顺河滩一路走去，随手可拾。河里有张着白色、黄色帆蓬的渔船，还有拖着长长黑烟的洋船。更多的是顺流而来停靠在河滩上的木排。这些木排编扎得很大，就像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足球场、顺着这一个个足球场可以一直走到河中心去；在河中心可以钓到鳜鱼、鲇鱼和死黄皮鱼。

扎排用的竹缆是用破开的竹篾编成的。竹缆经常要更换；换下来的断缆就成了孩子们猎获的对象、捡回家去当柴烧。每天我都要到木排上去捡竹缆，自我来叔叔家后他们家就没有再买过柴烧了。捡竹缆的孩子很多，往往是发现一根竹缆后几个人去抢，争来夺去弄不好手就会被竹篾划破，流血不止。有一回我和一个比我大的孩子争一根竹缆，那个大孩子一用力，我从两个木排之间的间隙掉下水去，当即就看不见人了。那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幸好当场有大人在，我掉进水里后手里还死死抓住竹缆不放，大人们一把抓住了即将沉没的竹缆，把我从木排底下的水里面拖了上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遇险，也是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一个奇迹。凡是从竹排中间落水的，无论大人小孩必死无疑。即使会水的掉了下去，只要稍微偏移一下落水点，就再也无法冒出水面来。成片的木排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盖子盖在湖面上，而木排之间的间隙又那么小，一般最多就一尺来宽，只是这个大木盖上的一条小缝，除开缝隙，谁也别想从盖子底下逃出来，连尸体也无法打捞。我又冷又吓，脸色发青，浑身水淋淋地回到叔叔家里，却因为没有捡回第二天烧的柴，被婶婶罚不许吃晚饭。

尽管叔叔家里生活不宽裕，但是他和婶婶的生活习性却不因此而改变。过去跟着父亲时家境一直较好，穿着打扮也就不同于一般人家，现在虽然家道中落，原来的习性却不是一下子能改过来的。口红、眉笔、旗袍之类还是须臾不能离的。若送有舞会票那是场场必到的。这样每月的生活靠叔婶二人的工资收入本来就很拮据，现在又凭空添了两张吃饭的嘴。没有多久，婶婶就开始抱怨了。叔叔倒是不忍心将两个走投无路的亲侄子赶出家门，但是婶婶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两个月后家中终于爆发了夫妻大战；到第三个月，我们兄妹俩只好含泪走出了叔叔的家门

 

小叫花子

妈妈帮人的那家盐业公司十部，男的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了公职，保姆自然是当不成了。叔叔替我们在塔前街宝塔巷口一家姓宋的杂货店老板家的货房里租了一角，我们母子四人就在这房里住了下来。叔叔从家里拿来了衣被，没有床，好在这货房里存放了几千双草鞋。把草鞋堆码平整辅上被子就成了床。只是被子下的草邦硌人，睡在上面要不停地翻身，小清和三毛自小就胖，肉多，他们倒不择地方，倒头就睡；母亲和我就睡不好了，尤其是妈妈，总是起得早，睡得迟。生活没有来源，妈妈经人介绍，去 211 工厂（今三五一七工厂）基建工地挑土。我带着小清和三毛，每天出去要饭。

城里要饭比乡下要容易些。宋家杂货店对面就是当时城内唯一的一家基督教会医院（今市二医院）。医院每天要倒掉很多病人吃剩的饭菜，一般人家嫌不干净只有挑去喂猪。我们兄妹三人当然顾不了这些，就在那成堆的剩饭剩菜中随自己的口味挑来挑去大口吞食，不但果腹，而且可口。尤其把里面的鱼刺、骨头、肉片和笋子之类捡回来，加些青菜，放在火上煮成一锅，那味道绝不比富户人家酒宴上的大菜来得差。

多年后读曾国藩家书，说到他自己生平最爱吃湘乡人的和菜。这和菜其实也就是把各种菜肴煮成一锅大杂烩，五味俱全，可口宜人。我想，这种吃法应该算成是叫花子的专利；当年曾大帅率领湘勇进军天京时，军营里就是这种伙食，既节约军费又还营养可口；所以至今湖南人还把吃和菜叫做吃曾国藩，这倒让他可以与东坡肉齐名了。只是不知这位夫子小时候是否也和要饭的打过堆。

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走了，天不落黑总也回不了家。中午我还要给妈妈送饭。那地方可真是远啊！从宝塔下的塔前街到岳阳楼对面的 211 工厂总怕有十多里地吧；每次动身时我总是先吃饭，可等到我走得到时肚子又饿了。妈妈接到我送去的饭，总是看也不看几下就吃光；那里挑土的女人家就她一个，她不愿在男人的目光下表露吃相。这些挑土的男人中有不少都是在大革命浪潮冲击下的国民官员旧属和过去的落魄文人。以前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只好不约而同地从事这种最原始的劳作以解决肚皮问题。这种肩挑手挖的强体力劳动都是男子汉的事情，谁也不愿收留一个女人，可能是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破例地让母亲成为他们队伍里的一员。若不是这些人的看顾，母亲可真要和我们一起上街要饭了。

211 工厂是军需工厂。闲杂人员是不能随便进出的。送饭的人只能在大门口等里面的人出来吃饭、有一回讨回的饭不够吃，我只好空肚子去给妈妈送饭。来回走了二十里路以后，只饿得嘴里吐清水。好容易回到家，正好小清和三毛从医院里要回了半钵吃剩下的炒虾，肚子特饿，我一口气就把这半钵虾吃了个精光。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晚上肚子一阵绞痛，引起了一阵狂呕，连胃里的苦水也跟着吃下去的虾一起呕了出来。从此以后，我闻到虾味就要作呕，一辈子再也不吃虾。

有天傍晚，天已经黑了，妈妈还未回来。我们兄妹三人只好自己回到宋老板的草鞋房里去。刚走进门，就看见房中间站了一个高个的白胡子老头。房里没有灯，但那长长的银白色的胡子格外显眼。

谁？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声。没见人回答，我吓得退了回来。退到门口碰到了宋老板，我把这事说给他听。他听了后，半天没做声，但后来还是去拿了一盏洋油灯和我一起再进房去，却没有看见任何人了。真是见了鬼了。我们兄妹三人同时看见的白胡子老头哪去了呢？

妈妈回来后，我把这件事说给她听，妈妈的脸色当时就吓白了。妈对我说，这房里是吊死过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谁也不敢住，只好用来堆杂货。不然宋老板也不会让我们住进去。这吊死人的事千万不能告诉小清和三毛。我听了后，浑身只起鸡皮疙瘩，妈妈，我怕。

怕？那我们能住到哪里去呢？妈妈狠瞪了我一眼，唉！然后又重重地叹了口气。

老天总也不时关照一下穷人。这件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教会医院里进驻了一连解放军。三毛和小清马上就和解放军的炊事班混熟了。北方来的大兵们真好，他们两人一去，大兵们就把正吃着的馒头分给这两个小叫花子。三毛小清自小就胖，那个山东口音的炊事班长特别喜欢胖娃娃。不久，我也和炊事班长搞熟了，见我们兄妹三人每天都去讨吃的，班长就开始问我们家的情况，我马上就把不久前在黑房予里看到吊死鬼的事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

你们难道不怕？班长听了后替我们着急。

妈妈说的，要是怕，我们就只能住到马路上去了。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去。

嗨！班长狠狠地咳了一声，人和鬼怎么能住到一起呢？这样，我来替你们设个法，替你们盖个草房吧。

那当然好。我喜出望外。不过，你们不能再对人说你们的爸爸坐牢去了，知道吗？

当晚我就把这天大的好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听了后却摇摇头，我们哪来的地方盖房呢？

有，三毛和小清抢着说，宝塔边上的厕所旁不是有块空地吗？就是我们挖蚯蚓的地方。

于是妈妈花钱买了些稻草，从解放军那里拿来了十几根竹子，再从宋老板那里讨来了一扇破门，钉好，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只半天时间，就伴着宝塔边的厕所后墙搭起了一间茅棚，我们这几个小叫花子就在这唐朝开元年间修建的慈氏古塔下，开始有了自己的蜗居。

 

我要上学

转眼间我已经快八岁了，妈妈要我上学读书。

不少人听了妈妈的话后都只觉得好笑，饭都吃不上，还想去念书？让他到街上去卖糖果饼干，一天也可以赚一千多元（旧币），也省得你天天去挑土。有好心人劝妈妈。

这上街叫卖糖果饼干的事情倒也不难。刚刚解放，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未来得及开展，那些卖冰糖、麻花、甜酒、烧饼、米豆腐、包面的个体摊贩和挑担到处都是；小贩们成天么喝不绝地在大街上招揽生意。

看着他们赚钱，我心里也痒痒地只想一试。我们没有小贩们的本钱，只好在宋老板家里借了个菜篮子，又央求宋老板在小贩的摊上赊了一些糖果烧饼，这就提篮子上街叫卖开了。这上街卖东西必须么喝，不然就没有人来买。可我从来没有么喝过，况且谁也不像我一样提个菜篮子叫卖，到街上转了个整天，东西一样也没有卖出去，于是我就想了个主意。

正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街上的大喇叭一天到晚都在唱：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第二天我上街时把三毛也带上了，我提个篮子走在前面大声武气地吆喝一声，烧饼油条！三毛就在后面稚声嫩气地喊一句，抗美援桥（朝）！

我再吆喝一声，糖果粒粒！三毛接上一句，打倒美帝！

冰糖麻糖薄荷糖！打败美帝野心狼！

两个男孩子在大街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轮渡流叫喊，也许是这种新颖叫法不同于小贩们的吆喝，居然引起了不少路人的注目，只一个上午，篮子里的东西就卖了个差不多。

这种随口叫来的吆喝，朗朗上口，好听好记，想来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口头作文。上了中学后我才知道，这种作文居然无意中巧合了毛伟人在某次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所谓文艺为国民政治服务的首要标准；而且也还符合国内教材中的所谓文艺起源于劳动之类的正统理论。

尽管我已经能卖糖果赚钱了，但是妈妈的主意依然未变，我必须上学读书。于是我去报考贞信附小。

贞信女中原来是美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解放后政府没收了教会财产，改女子中学为师范学校。大姐原来是教会女中学生，改制后依然还在这里就读。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为方便学生实习，又增设了师范附小。

师范学生住全都免费，我倘能考上师范附小，就能同大姐在一个学校了，我也就可以混在大姐的同学当中吃不要钱的饭了；所以我要读书就只能报考贞信师范附小（后来改名岳阳师范附小）。

附小因为初办，招生学生不多，不容易考上。而且往往是几个年级学生编成一个班，叫作复式班；复式班只招收插班生，大姐到学校一打听，今年学校初小部只有二年二级招收插班生；我在乡下发蒙，因为父亲判刑连一年一级都未读完，这两年沿街要饭，原来认得的几个字也都差不多还给老师了，算术更是一窍不通，这个样子去考附小对我来说还真是个难题。临考前半个月，大姐教我算术，我只好把自己的手指头脚指头都搬了出来，不够时又找小清三毛借了些；算来算去，少不了挨了些大姐的耳光，总算是弄清了一些最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对考试仍然还是全无把握。

也是我的运气来了，正在此时，就在我家茅棚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出了事。这户人家刚从长沙搬来不久，过年时他家门口贴了付对联，写的是：

蒋匪毛匪谁是匪，

亲美亲苏不亲民。

这对联的意思我也多少明白一些，无非是说共产党国民党都不爱老百姓，都不是好人。当然，这对联贴出来只一天就让人给扯了下来，那家人的一个白胡子老头也被抓走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件事居然为我考学校帮了个大忙。

贞信女中虽然已经改成了师范学校，但是原来的老师却大半都留了下来；他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教学方式任教。学生考试不重笔试重面试；小学生更是如此。笔试主要考算术，我把每个题目都做了一遍，也不知做对了多少；接下来，就是面试了。

主考的是一位足登高跟皮鞋、身着素花旗袍、戴了一副金丝眼镜的中年女教师；这和我平日里看惯了的那些干部们所穿的中山装、列宁服、解放鞋全然不一样。她先用国语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后就劈头问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她问，蒋介石好还是毛主席好？

这个问题大姐可从来没有教过我，我一下子给问住了；但我马上想起了前不久那户人家里白胡子老头被抓的事，那老头子不就是因为说了蒋介石毛主席都不是好东西才让人给抓走的吗？想到这里我连忙答应，都好，两个都好！

微言大义，出自童稚之口，也不知我的回答切合了这位教会学校女教师的何种微妙之想，听了我的回答，她竟然满意地点了点头。

发榜时我居然取了个第二名。入学后我才弄清楚，我之所以能考第二名，就是因为那个问题答得好，不少考生不是答不出来，就是胡乱说一个，但都不能符合要求。

妈妈拆了条旧裤给改成个书包，我又上学了。

 

天 灾

公元一九五四年，洪水齐天。

洞庭湖泛滥了。原来的河滩、滩上的木排、排上的小屋，屋边的沙洲。

才几天时间就都不见了，连天上的飞鸟都不知去向，一只都看不到了。空气里散发着浓重的鱼腥味。绛黄的湖水，吐着白色的池沫，低声呼啸着爬过河滩，爬上石砌的台阶，又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爬到了街面上，滚滚黄水，从湖心里、地底下不停地冒了出来，于是，街上搭起了浮桥，商店都关了门，学校也开不成课了。三毛和小清把一只破了的脚盆放在水里，用棉花堵住了漏洞后当成了他们的小船，在大街上划来划去，高兴得都不喊肚子饿了。

大水冲来了各地的难民，难民们个个面黄肌瘦，拖儿带崽，肩挑手提着各种笼子、箱子、铁锅、棉被……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来，街上凡未被水淹没的地方到处都住的是人，连我们茅屋四周都挤来了人。

难民一多，我们兄妹讨饭就成了问题。医院里的剩饭剩菜早已不复存在，解放军也被调去救灾，我们乞讨无门。自我上学之后，就由小清带三毛去要饭。小清是女孩，胆小，又特好哭，好哭的孩子大人是不喜欢的。三毛倒是讨人喜欢，但好玩，经常玩得不晓得肚子饿而忘了去要饭。那些平日里向我们施舍的老主顾们也渐渐地不再理会我们了，加上讨饭的人一多，我们就经常地开始挨饿了。我还问题不大，可以隔三岔五地混在大姐同学中间到学校食堂里饱胀一餐，小清和三毛就惨了，讨不到吃的，眼看人一天天在瘦下去。

实在饿慌了，我们就到李老师家去想法子。李老师是大姐的班主任，他的太太姓沈，和母亲是老乡，也是四川人。因为是师生关系，又有同乡情谊，只有他们家才接纳我们这些小叫花子。李老师有四个儿女，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薪水菲薄，家徒四壁，自己也刚好只够糊口。我们一去，他就只好打发两个儿子大蒙子、小蒙子去学生食堂打饭。说是打饭，其实也就是偷饭，每次都是两弟兄提了个捅去，打一桶饭后，李老师的学生们就把两个孩子裹在中间，然后一拥而出食堂大门，以逃过守在食堂门口总务先生的眼睛。偷来的饭先让我们饱食一顿，然后把吃剩下的用一个书包装上，混过校门口守传达的老头一关，带回来下顿省着吃。这样偷了几回后，终究还是被发现了。虽说是孩子偷吃，但教师带头破坏校规，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这条路也断了。

李老师原来是国民党的校官，五七年时和叔叔一样被划为右派，带上右派帽子后又判了徒刑，后来死在劳改农场，沈太太在丈夫被判刑后，也被开除了公职，于是他们家也一下子和我们一样了，儿女去要饭，母亲去打零工。在当时才一万多人口的岳阳城里，这类情况的家庭总在百数以上。做工和讨饭的命运使这类家庭的子女相聚在一起，很多人自小就相互认识，长大成人后因为父辈们的相同出身促使他们彼此间同呼吸、共命运，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政治打击，这是后话了。

妈妈还在挑土。女人挑土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这钱要交我的学费，还有一家五口的衣物——总不能让女娃娃打光屁股吧，剩下的钱就不够买米了。况且米价又因水灾涨上了天。于是就有好心人来劝妈妈，为了能让孩子活下去，就送一个给别人带养吧，反正兄弟姊妹多，街上的难民不是每天都有人将自己孩子送人的么？妈妈当然不肯，再苦也得熬，熬到哪天算哪天，况且眼看洪水也在慢慢消退，与我们争食的难民见天也在减少，日子有希望回到原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洪水赶紧退走。

但是秋水退尽后，紧接着是六十年一遇的特大冰冻又伴着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寒气渗人地提前来到了。

北风呼啸，寒流袭人，刀割似的冷风似乎不是从天上吹来，倒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吱吱叫的老北风直往人身上钻。我两条腿冻得只打抖，抖不了几下，走路就迈不开步了，两只腿变得又僵又硬。

洞庭湖结冰了，河边起伏的沙滩上都亮起了白晃晃的冰它子，大大小小一个一个就像从地底下伸出来的无数个拳头在向人们示威，又像无数个亮晶晶的大鹅卵石布满了沙滩。夏日里曾经不可一世的洪水，而今不但老老实实地消退了下去，而且还被结结实实地给压回到河床深处去了。河里的冰层越来越厚，半个多月后，终于传出来一个消息，有人大着胆子从河滩上踏着冰层越过湖心走到了河对岸的君山。所有的船都被固定下来了，整个湖差不多给冻成实心的了。

街道上的一切车辆都停了下来。人们外出都必须在脚上套一双防滑用的草鞋，宋老板那黑房子里存放的几千双草鞋，不几天就全都卖光了。孩子们用两块竹片垫在脚下，在稍有斜面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地练习滑

冰。临风而立的宝塔上原来高筑的鸟窝，还有塔顶上的树枝，被冻得吱吱叫，风一吹，冻裂了的树枝带着厚厚的冰棱，像铁棍一般朝着宝塔四周的房屋，结结实实地砸了下来，屋顶上的瓦被砸得粉碎，过路的人一不小心就被打得血流满面。宝塔四周的房屋中，唯一幸免砸不烂的还只有我家的茅草篷。

已经无法再出门去要饭了。

没有棉衣裤，兄妹三人只好成天缩在被子里，我也上不成学了。妈妈挑土来的钱买的一点米，规定我们每天只准吃两餐，我们就干脆省成每天一顿，

挨到后来，连这一顿也维持不住了。一连几天，只能喝一点熬的米汤度命了。实在撑不下去了，那些好心的邻居们在送我们送来一碗热面汤的同进，又来劝说妈妈送个孩子给别人家带，这回连领孩子的人都一起带来了。眼看活不下去了，妈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来人把妹妹小清领走了。

领走小清的是一位姓何的木匠，夫妻二人多年没有生育。他们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件花棉袄，还有一匣五颜六色的饼干。看见小清长得白白胖胖，夫妻二人都很高兴，亲手替她换上了新棉袄，把饼干给了三毛，还从口袋里掏了些糖给我，并对我说他们家里没有女孩子，想接小清到他们家去玩。已经好些天没出门了，听说到他们家去玩，小清高高兴兴地跟着他们去了。临出门时何木匠又塞给我三十万元 ( 旧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就高高兴兴地交给妈妈，我们明天就可以去买米了，还要给三毛买件棉衣，我们有钱了。

三毛马上就从床上跳了下来，那我可以出去玩了吗？妈妈一把从我手

里把钱拿去，顺手啪地甩了我一个耳光，我莫名其妙地被打得眼前金星乱冒，可是看见妈妈脸色寡白，我就不敢再吱声了。

近来妈妈总是无缘无故打人，我知道她心里烦，挨了打也不敢吱声，三毛一看马上就缩回了被窝，连头都蒙了起来。

第二天妈妈上工去后，隔壁严伯伯到我家里，告诉我们小清是到有钱人家里去过好日子去了，那里有吃有穿，要我们不要欠挂她，更不要在妈妈面前提小清的事，还要我们多听妈妈的话，少讨些打。那几天，妈妈总是天不亮就走了，很晚才回来，我们几乎没有和妈妈说话的机会。

可是，七天后的一个晚上，小清又被何木匠夫妻给送回来了。原来小清到了他们家，头天还算好，第二天起就又哭又闹地要回家，木匠夫妻拿好东西给她吃，又带她去买了双新鞋子，可她什么也不要，日夜吵着要回家。闹得夫妻俩白天不能出门，晚上不能睡觉，几天下来，小清的眼睛也肿了，嗓子也哑了，人也瘦了，连何木匠也跟着掉了一身肉。万般无奈，夫妻俩只好送她回来了。

看见被送回来的小清，妈妈眼泪双流，你这不懂事的丫头，何家待你那么好，给你一条生路你不走，你要我怎么办？这一家人怎么活啊……

三毛看见妈妈哭了，就从床上溜了下来，悄悄地摸到妈妈身后，拉着妈妈的手，小声说，妈妈莫哭，我听话，姐姐不去我去。妈妈莫哭了，我去就是。

听了三毛的话，妈妈一下子哭出了声，我和小清出跟着哭了起来，隔壁的严伯伯也跟着直掉泪。严伯伯把三毛拉到自己怀里问，伢崽，你真乖，你说的是真话吗？你真的愿意去？三毛又点了点头，严伯伯就把妈妈劝到他们家里去了。

又过了几天，严伯伯家里来了一位姓王的工人，这回是严伯伯把三毛叫到他家去让那姓王的见了一下面，那老王没说什么就走了。

第二天，那老王夫妻俩来到我们家，是严伯伯带来的。妈妈不在家，他们一进门，三毛就自己从床上爬起来了。我和小清没做一句声，在严伯伯的安排下，三毛就这样默默地跟着他们走了。

三毛走的时候，刚好五岁。我是眼泪汪汪看着三毛走的，没有和他说一句告别的话，连叹气都没有来得及他就走了。

 

少年三毛

三毛一走，妈妈掉了魂。妈妈不洗脸，不梳头，也不和我们说话，在床上一连睡了两天，第三天天刚亮就又去上工了。断黑回来，吃了点饭后还是不理我们。

往日，这是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候了。晚饭吃过后，我在灶上洗碗，小清就把吃饭时特地留下来的一点菜肴和三毛在床头一起开饭馆，小清当老板，三毛是食客，食客拿出糖纸或画片当钱向老板买东西。经常是食客出了钱，东西被老板吃掉了，于是两人又打又闹。只到妈妈下声命令，都来洗脚。这才三双脚伸到一个盆子里面，不是你踩痛了我的脚，就是我怪你踩翻了盆。一直闹到洗完脚上床，妈妈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或是从口袋里摸出一粒糖、半截麻花分给我们，这才真正地安静下来。

现在妈妈阴沉着脸，我和小清谁也不敢作声，两人老老实实地回到床上。见妈妈没有上床，我们也不敢睡。就这样默默地坐着，过了一阵，小清忍不住睡着了，我虽然睡意沉沉，却还是努力撑起眼皮不敢睡着，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正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忽然听见妈妈一声长叹，我的三毛啊！

就像被窝里泼进了一瓢冷水，我一个激灵，睡意全消。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还是睡着了，可是没有睡稳，浑身一战抖，又睁开了眼睛，只见妈妈两手抱着头，伏在椅子上，像是睡过去了。洋油灯里的油也熬得差不多了，灯焰一晃一晃，把妈妈映在墙上的背影拖得老长老长……

兄妹中三毛最小，也是妈妈最疼爱的满崽。按说，满崽最娇，可是因为家里穷，三毛从小就没有谁去娇惯他。看见别人家里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有玻璃弹子、洋画片，还有花炮，他就死缠着要妈妈给买，有时妈妈被闹得来了火，拉到怀里扒开裤子“叭！叭！”几下死巴掌，屁股打得通红，可他还是死死地抱住妈妈的腿不放。妈妈急着要上工，见他打也不怕，只好又回转身来哄他，乖崽，等妈妈回来给你买。明知妈妈回来天已黑净了，铺子早已关了门，三毛也只好改口，那你喜欢我啵？

喜欢，妈妈喜欢你。三毛这才放手，可到第二天，洋画片还是没有，妈妈又要走了，三毛抱住妈妈的腿，又重复昨天的话，你喜欢我啵？

喜欢，妈妈最喜欢你。听了这句话，三毛就心满意足地笑嘻嘻地走开了，这就是三毛自小得到的唯一娇惯。

要过年了，街上来了些玩采莲船，耍龙灯和打三棒鼓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来自湖北，那里的风俗是无论过年，还是嫁闺女之类的大事，都兴走门串户去讨钱。这叫讨年或是讨嫁妆，他们每到一家店铺门口，就开始划采莲船或是舞龙灯，而且边舞边唱，店铺前面也就围满了人看。他们唱的大都是：

恭喜老板大发财，金银元宝滚进来。

老板发财我晓得，脸上带点桃红色。

财有进，喜有添，荷花出水朵朵鲜。

若逢店铺老板正吃饭，没来得及搭理，那就唱得更凶，

你在吃，我在看，心里好比钻子钻。

老板只好拿出一些钱或东西来打发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走，店铺前面围满了人，生意也做不成的。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过年有新衣新鞋，还有花炮、火子枪，三毛更是眼馋得不得了。于是他就成天跟着那些湖北佬在街头上转，有时混在当中讨回来几个炮仗或是张洋画片他就欢喜得不得了。

看见三毛欢天喜地的样子，我就想了个主意。我约了几个邻家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学那些湖北佬的样子，也扎了一条龙；我们没有布，就用一根草绳扎在几根竹棍上面，扎成了一条草龙。几个孩子一阵乱舞，就从宝塔下面舞到了街上。草龙当然没有什么人看，但是我们依然舞得汗流满面，而且专门在那些卖炮仗和洋画片的店子前面转，口里也自编自唱，舞龙灯，讨蜡烛，没得蜡烛讨炮竹。

一个圈圈舞回来，居然也能要回不少鞭炮画片。

三毛小，不能参加舞龙灯，就跟在后面专门收讨老板给的爆竹；两个口袋里塞得满满的。回到宝塔下面后，我说，把各人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平分。三毛讨得最多，一听说要平分，咧嘴就哭，死活不肯往外掏。我来了火，揪着他的耳朵去掏他的口袋，他一急，反口就在我手背上咬了一口。我顺手一巴掌，三毛鼻子当时就出了血，这是我们兄弟之间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架。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令三毛走了，再没有人和我争炮仗了。

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全家人正围着烤火，有人敲门，妈妈开门一看，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灯光下，妈妈没有看出来这人是谁，而且绝时想不到来人会是谁，直到来人自己说，妈妈，我是三毛！

一声妈妈，双泪滴滴！

离群的雁儿终于飞回来了。

三毛大了，妈妈也老了，这期间的风风雨雨留待后文再来细说。

 

一辈子忘不了的那堂课

三毛走了后没有几天，学校来了通知，我要再待在家里不去上课，学校就要除名了。我只好把小清寄放在严伯伯家里，又去上课了。

自从冬天的冰冻开始以来，我已经好些天没有出门了，走到街上，精神不由得陡然一振，虽然是天寒地冻，冷风在耳朵边像子弹一般吱吱地尖叫；也许是人冻得习惯了些，我朝着学校一路小跑，虽说只穿了一条单裤，倒也不觉得冷；可是到了教室里一坐下来，人就受不住了，四十五分钟的一堂课简直就不得完。

我们的班主任姓游，叫游利发，长沙人，和大姐一个学校都是岳阳师范毕业生。科班出身的老师课就讲得逗人听，同学们都喜欢他上课，可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对我们也就要求特别严，逢他的课，纪律也就特别好，我们对他又喜又怕。我在班上算是年龄小的学生，加上个子不高，坐在头一排。在游老师的眼皮底下，我是不敢乱动一下的。

可今天一来，头节课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身上只有一件原来大姐小时候穿过的旧棉袄，又薄又小，下身一条单裤，光脚上套一双破胶鞋，浑身不由自主地直筛糠。开始只是牙齿得得地响，后来连桌椅也跟着我直摇晃。游老师看见我的脸色已经在发青，就停下课来时我讲了一句，你把脚在地上跺一跺。我就开始在地上跺脚。可是我一顿脚，后面的同学枕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一个个也跟着顿起脚来。顿脚的声音越来越大，课堂里像来了一群马。等不到打下课铃，游老师只好提前下了课，这在他还是第一次。

下了课，游老师把我叫到他房里去。他是单身汉，又是外地人，房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他要我把胶鞋脱下来，看见破鞋子里面湿淋淋的，两只光脚冻得又红又肿，他不由得使劲抽了一下鼻子，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对我说，我也穷，没法给你烧火烤，下堂课改为自习，你就不用去上课了，在我的被子里捂一捂吧。我冻得实在没法，也就顾不上老师的面子了，把两只又湿又脏的脚伸进了老师给我摊开的被子里面，捂了好一阵才算发了点热。

中午放学时，游老师对同学们说，刘飞虎同学家里很困难，同学们回家后谁家里有不穿的旧棉袄、旧裤子、旧鞋子，请大家发挥互助友爱的精神，支持他一下。

下午上课等到我来到教室里时，发现我的桌上已经堆满了旧衣物，衣物上面还有十几双大大小小的旧鞋子，有的鞋子里面还塞有旧袜子。同学们今天都不约而同地来得特别早，谁也不愿让我晓得我收了他们的东西，怕我难为情。两个女同学来在我的后面，她们每人手里抱一件花棉袄，怪不好意思地走到我面前说，是我妈妈硬要我拿来的。我接过棉袄，满脸通红地把头深深地埋在花布里。

我已经要过了好几年饭，从来没有感到什么难为情，可是让我接受同学们的施舍，却不知为什么，心里只觉得好像刀子在扎，难受得实在抬不起头来。

上课铃响了，游老师走进了教室，班长喊了声起立，我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把头埋在棉袄里面；我觉得同学们的眼光一齐刷地射到了我身上，我就更不敢动了。游老师看了看我，默默地摆了摆手，同学们一个个慢慢地坐了下去。

整整一堂课我都有没有抬头，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这一堂课。

靠着同学们送来的旧衣旧裤，我才熬过了一九五四的冬天。

回校上课没多久，转眼就是期终考试。我一段时间没到校上课，但待在家里的那段日子里，课本我却没敢丢，回校赶了一段课后，期考我还是保证了门门及格，但是品行鉴定，我却过不了关，差点让学校开除。按照校规，三次迟到作一次旷课处理，旷课三天学校就可以除名。且不说我一连二十多天没到学校上课，就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的迟到次数至少也在百次以上。校务会议上教导主任坚持要将我除名，这时候，游老师挺身而出为我说话了，这个学生的情况我清楚，他每天都要迟到，但他必须每天迟到才行。他家里太困难，困难到每天都得去讨饭回来把弟弟妹妹吃完后才能来上学，所以迟到在百次以上。他又把我在课堂上冻得发抖，班上同学送我旧衣旧鞋的事情在会上说了一遍，末了他说，我坚决反对除名，这样的学生能坚持到每门功课及格就很不容易了。老师们都不再作声，最后还是教导主任转了个弯，校规不能因这个学生的特殊情况加以更改，该生品行鉴定降到三分，记大过一次，但不当众宣布。

当时学校一切都按苏联模式，记分用五分制。绝大多数同学品行鉴定都是五分，犯有严重错误记大过一次品行降到四分。那学期品行鉴定为四分的全校才两个人，三分的当然就只有我一个，两分的倒也有一个，那是干了坏事，被当众开除了。

可是，谁又能想到，我的好班主任，我的好老师，十五年后，“文化革命”期间，这位在校务会议上竭力为我的品行辩护的游老师，又在一次次批斗会上，竟然竭力批判我的反动思想，那时我才是一个二十过头的青年，是我的老师总结了我的所谓反动材料，送我进了监狱。老师，您竟然还不了解您亲自教出来的学生吗？当年为我眼红掉泪的老师到哪里去了？

人世沧桑，物欲横流，这后来要发生的事，是我和老师当时都所始料不及的。

 

继 父

严寒终于过去，新学年开始。走进校园，发现原来学校张贴通告的大黑板上，写了几个醒目的大字，彻底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办公楼上的高音喇叭，原来总是播放我们最爱听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支歌，现在也听不到了。反复播送的是：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

叫一切暗藏的敌人无处藏身，

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敌人，

他们破坏革命，为害人民，

我们要把他们彻底肃清，彻底肃清！

这胡风是谁，我弄不明白，也懒得去搞清楚。老师上课也只简单地向我们讲了一下，大家谁也不去关心这件事情，可是社会上清查暗藏阶级敌人的运动，声势却越来越大，一个多月后，妈妈从 211 工地上垂头丧气的回来，挑土的事搞不成了。原因很简单，妈妈是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暗藏敌人之嫌，不能随便进出军需工厂的大门，这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生活一下子又陷入了绝境。

这期间，居民联防会找妈妈谈话，劝妈妈和父亲离婚，离了婚就不再算反革命家属，生活上有困难，联防小组可以救济一些，对孩子们日后也有好处。更有好心人上门劝妈妈干脆另外找个人，解决生活困境。

和父亲办离婚手续再也简单不过了，只要妈妈在法院送来的离婚证上签个名字，婚约就算解除了。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是不需要反革命分子本人同意的。这场清查暗藏敌人的运动过后，凡在强制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差不多都收到了一份法院寄来的离婚判决书。

解放后政府一直把离婚率的高低看作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之一；人们被告知，家庭离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罪恶。所以在一般情况下，老百姓是很难办成离婚的。这在客观上既维护了社会稳定，也符合中国社会传统的一女不事二夫的儒家伦理观念。但是像母亲这类人的离婚却出奇地容易，新婚姻法不保障这类夫妻的结合，我们这样的家庭是被摒弃在这个社会之外的。

和父亲离婚后，母亲下决心另外再找个人。条件很简单，一是要人老实，二是要是四川同乡。经妈妈的四川老乡介绍，一九五五年秋天，一位姓王的中年人来到我们家中，妈妈要我们称他为伯伯。他就是后来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继父。

继父叫王执金，四川遂宁人；全家几代人替地主当长工，没有读过什么书，在家一直老实巴交地种田。父母去世早，自小无人照看就落了个满脸麻子。一九四五年被国民党抽壮丁给送到了昆明，后来又被转送到东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他所在的部队在天津被解放军打散。从部队溃散下来后自行流落到岳阳。先在一家糖坊老板家靠挑水度日，后来学会了熬糖，因他做事时能吃苦，被老板留了下来，活到四十岁，一直没有成家。在我们家境最困难的时候，伯伯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把他多年的积蓄一个子儿不留地全拿了出来，一共大约三百多元钱。花了三百元钱在城内玉清观买了一间大约二十平方的木结构瓦房，把我们从蜗居了近五年的厕所旁的茅棚中搬了出来。然后买了一张旧床，借了一张旧桌，锅瓢碗盏倒是现成；我们搬进了新家。

我的一生大半年代是在这里度过的。在这里，我们一共生活了三十四年。当初搬进去时，全家连大姐在内只有五口人，到一九八九年离开那里时，五口之家已经演变成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包括祖孙四代，二十五人。

 

玉清观

玉清观位于天岳山下正南方。按地理方位说应是张说当年的岳阳楼旧址。张说的官邸花园搬走后，这里就成了市民们的杂居之地。离这里大约两百的地方就是我们原住地宝塔。

宝塔修建于唐开元年间，叫慈氏塔。岳州城的历史差不多都是伴这古塔演变出来的。小时候，听人讲过关于这慈氏塔的传说、相传有兄弟俩一同在玉清观学道，修行多年之后一天，两弟兄在道观里闲谈时谈到各自的道行功底，互不相让，决定略加比试。弟弟指着桌上的砚台说，我把这砚台里的墨水喝下去就能化成一条乌龙；搅得洞庭湖洪水齐天。哥哥说，你敢兴风作浪，与民为害，我就有办法降伏你，不信你就试试。话刚讲完，弟弟端起桌上的砚台，把砚台中的墨汁一饮而尽，天空中立刻电闪雷鸣，大雨如注，弟弟化成一条黑龙，破窗而出。洞庭湖水陡涨三丈，整个岳州城在风雨中飘摇，猛涨的洪水像是要把岳州这块土地冲到汪洋大海中去；哥哥见此，立刻拿了一张白纸，用剪刀剪了几个纸枷，接二连三向洞庭湖中抛去，纸枷到了水里就变成了铁枷，死死地枷在正在兴风作浪的乌龙身上，乌龙就再也不能乱动了。但是龙头和龙尾依旧在搅个不停，为了防止乌龙复出，哥哥一不做二不休；在龙头上压了一座大塔。龙尾上压了一座小塔。大塔就是慈氏塔。小塔位于岳阳楼以北的七里山，解放后被雷击毁。

铁枷也确有实物，实物在岳阳楼河下，一共五个。深深地埋在河滩的砂土里面，地面上只能看风一个个状似剪刀的形状。日本侵华军到了岳阳后，曾找了一些专家对铁枷进行了一番考察，搞来搞去也未弄清铁枷究是何物。日本人以为是一件神物，想把铁枷弄到日本去；他们把铁枷套上钢缆后，来了几部大拖拉机一齐又拖又拉究竟也没有把铁枷从河滩里拖出来；铁枷与河滩已铸为一体，谁也休想把它弄走。

这铁枷倒也真是有点神，小时候我初见它的时候是在冬天水退后，河边沙滩上有五个刚好露出地面的剪刀形状。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洞庭湖的淤积已使河床抬高了好几米，而铁枷却就像能浮在沙土面上似的，随着沙滩的增高而增高，沙滩上依然是不多不少刚好露出地面的那么一点形状，至今人们还未弄清铁枷产补什么年代，连铁枷的用途也未搞清楚。

这慈氏塔压着孽龙的头，为了祭塔，离塔不远的玉清现就修建了寺庙。

早年间，这里有戏台，旅店，还有妓院，成了市井中心。紧靠玉清观的那条街叫做乾明寺，据说与乾隆爷下江南有关。这位风流天子到了岳州后就宿在这里的妓馆里。

清朝年间，这里的寺庙有两座，一叫玉清观的道教寺院，另一座叫乾明寺，是佛教寺庙，乾明古寺的名称据说就来自这位风流皇帝的御笔。紧靠乾明寺边有一座小丘叫印山，又传说是这位风流皇帝至此地来嫖妓居然将皇帝玉玺丢失在山上了，当地民众为让后人记得这件荒唐事就将小丘改名叫了印山，立此存照，这也是民众对官家的有口皆碑吧。到我们搬来后，这里的寺庙，戏台，妓院早已荡然无存，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小商小贩，或以打工为业的市井之流。

搬来玉清观住下后，生活才算真正的安定下来了，伯伯每月三十多元钱的工资全部交给妈妈。妈妈也就不去挑土了，我也不用去要饭了，小清也可去上学读书了。大姐也从学校毕业参加了工作了，经济虽然还很紧，却和以前提吊胆的日子真有天壤之别了。

一九五六年的工商业改造

时不多久，一九五六年的城市工商业改造运动如同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般铺天盖地地来了。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后的资本家们，深知在新社会里为富的苦处，眼见那些农村里的贫下中农都将已经分到手的土地拱手交还给合作社，城里的有钱人家也就迫不及待地把厂房、店铺，纷纷交给政府，表示自愿走社会主道路的诚意。一夜之间，那些原来黑底金字的老字号招牌都换成了白底红字的公私合营的标记，报纸上接二连三的套红标题都是报道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几天之内或是一个晚上就实行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伟大胜利。

白天是工人、手工业劳动者们敲锣打鼓地在大街上欢呼游行；晚上，城里的资本家和摊贩业主们组成了提灯会，他们每个人手里提了个灯笼，也在大街上列队行走，向政府表示不走黑道奔向光明的决心。

实行公私合营之后。原来的老板们都成了改造的对象。伯伯这样的受苦人一下子吃香起来。

新成立的糖果糕点厂是城里唯一的国营食品企业，厂里成立了工会，伯伯担任了工会组长、和土地改革时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布满了大街小巷、在伯伯的一生中，当工会组长是他最显赫的时候了。

可是这工会组长还未当到三个月，就让人给撤下来了。那是在全厂召开的职工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伯伯作为世代受苦人的代表上台发言，要他向年轻人讲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伯伯上台后张口就说，我受了一辈子的苦，要说也说不完，说远了怕你们年轻人搞不清楚，就讲一九五四年涨大水那一年的事情，饿死了好多人啊……主持会议的人一看伯伯说走了样，马上走过来对他说，王师傅，你向大家讲一讲过去替资本家做长工的事情就可以了。

那好，伯伯马上改口，我就讲在工友糖坊帮资方尚老板的事情。我是

一九四九年到的岳阳，到尚老板那里做工时，工友糖坊连我一共才五个人。我挑水，尚老板自己带几个人熬糖。那时哪来的自来水呢？一担水从河里挑到厂里有三里多路，一天要挑二三十担水，逢到用水多时，尚老板也一起跟着我挑水，从早一直挑到天黑才完。老板后来看我做事肯吃亏，每月给我五块光洋。那时候米才二元钱一石。吃住都是老板的，五元钱还是满可以的了。

我结婚，老板还送了我一个金戒指。我是一个外乡人，四九年到岳阳要不是尚老板收留我，我也不晓得现在流落到那一方去了。我看尚老板这个人还是一个很讲良心的人，要是没得良心他怎么能发家呢？他的工友糖坊不发家，哪来的现在的国营糖果糕点厂呢？

听到伯伯讲到这里，坐在下面的几位原来糖坊的工友们跟着只点头。会议主持人一看不好，就对他讲，老王，莫尽讲这些不相干的事。又怕伯伯下不了台，只好转个弯，你就讲解放前在家乡替地主当长工的事情也行。

一提到四川老家，伯伯更来了精神，我们四川和湖南一样，又出大米又出红苕。我自家穷，只有红苕稀饭吃，只有到地主家去帮工才吃得上白米干饭。越是大户人家吃得越好。我们遂宁最大的地主叫刘扬太，我到他家帮工，桌上的腊肉有耳巴大一块，尽你的肚皮装。

眼看伯伯的话越说越离谱，会议主持人再也顾不得他是今天工会唯一的发言代表了，老王，今天就讲到这里了，下面还有工作要安排。在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伯伯笑嘻嘻地走下了讲台。散会后几位领导一碰头，一致认为伯伯在会上的讲话完全是在放毒。念及他自小受苦没文化，才不去追究什么责任。但工会组长自然是当不成了。好在他这组长原本就是领导指定的，

要撤掉他也是领导一句话就行了。

 

反右派斗争

五六年冬天，妈妈生了一个妹妹，从大姐曼娜的名字，取名叫曼玲。

大姐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岳县阳步仙区的桂林完小教书，她每月二十多元钱的工资除掉伙食费后半数交给妈妈，以贴补家庭开支。大姐比我长七岁，参加工作时才十六七岁，在我们弟兄未成年前，家里的生活来源之一是靠大姐每月给妈妈的那些钱。

大姐认识了一位在县兵役局的少尉军官，姓蒋。大姐带着他来到了玉清观，第一次在我们这样的家里出现了一位肩章大盖帽的解放军军官，不知怎么的，妈妈本能地感到不合适。可是这位年轻军官一见钟情，和大姐过往甚密，这位蒋少尉根本不在乎什么父亲的反革命历史，只要大姐在家，他差不多总是形影不离，尤其是晚上，风雨不误。

就在两人的初恋开始不久，五七年夏天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教师队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首当其冲，学校提前放假，乡下学校的老师也被召集到城里搞运动，集中学习，改造思想。

大姐原来的班主任李老师是当然的右派，因为历史问题严重，又成了右中之右的极右分子。少不了每天都要被批斗。我们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参加了批斗会。小学生搞不清什么右派言论，就专门组织起来在会场里呼口号：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坦白从宽，杭拒从严！

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然后又要我们排成队，一齐来到了李老师的住地。我们的队伍把屋子子团团围了起来，老师领我们一起唱：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当面说好，背面说坏……

李老师家的墙上画了一条蛇，蛇头就是李老师本人。看见李老师的画像，我就想起了他叫两个儿子到食堂给我们偷饭吃的事情，我就不想再跟着唱了。而且生怕李老师会突然看见我也在队伍中。好在他们家的门窗已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不走出门来是不会看见我的。于是我就死死地盯住房门，不知怎么的，我觉得门好像要开了，我就借口撒尿，赶紧从队伍里溜走了。

大姐参加集训班，不许离开住地回家，蒋少尉当然也就不上我家来了。

集训班结束后，大姐回家住，他却依然也没再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俩的事情被兵役局的领导知道了，现役军人是不许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结合的。蒋少尉受到了组织上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这样，大姐的初恋了就随着反右运动结束了。

大姐从城里回到乡下学校，没有多久，又认识了一位当地区政府干部。

这位贫农弟子姓彭叫承森，在家排行第八。大概是家中满崽的缘故，自小没种过什么田，倒是读了些古书。土改时，因为出身贫农，又有些文化，被提拔成干部。由于土改干部中有文化者甚少，他自然成了其中佼佼者。没有多久，他就从乡下调进了城，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原在老家时，他曾结过婚，并有了一个儿子。后来却离异了。

进了城后即与自己的乡下女人离婚，这大概是当时进城的共产党干部的通病。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新婚姻法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村里的封建包办婚姻。这就为那些想要抛弃自己乡下黄脸婆的农村干部们提供了法律依据。他们打着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旗号理直气壮地与乡下的结发老婆办理了离婚手续，然后进城去另觅新欢。

城里的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在受到革命的严酷洗礼后，正在惊慌失措地另庇护所，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些太太小姐们的革命保护神。大姐恰在这时和他相识，这个时候出身不好的子女能和工农干部结合成了令人羡慕的事情。因此，相识不久，大姐就和他登记了。尽管他要比大姐的年龄大十岁。

大姐的新房，是借用县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革命婚礼当然十分简单。结婚那天，妈妈和伯伯都没有去；我去了，吃了几颗糖。

 

老师和校长

满十岁那年，我由初小升入高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小学六年学制和现在不一样。小学四年级念完后只能是初小毕业生，进入五年级必须要像现在小学升初中一样参加升学考试，录取后才能入学成为高小生。那一年岳师附小一共招收三个高小班，被录取的新生中年龄相差颇大，大的到了十六岁，和实习老师差不多大，小的还有比我小一岁的。按年龄分班，大的在八班，中等的在九班，我算小的分在十班。

十班的班主任姓谢，当时才二十来岁。皮肤很白，头发很黑，长了一个圆圆的娃娃脸。第一天上课，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谢炯光，边写边对我们说，这是我的名字，你们可以记住。我坐在头排。马上就脱口念出了声，谢烟光。声音不大，但还是被听见了，谢老师噗地笑出了声，还谢火光呢。全班同学轰的一声大笑，我一下子给闹了个大红脸。

下课后，谢老师叫我到了办公室，告诉我炯字的正确读音，然后对我说，我当着大家的面笑你认错了字，这是老师不对的地方，可是你发言不举手也是不对的，希望我们今后共同来改正错误，说完之后又仔细告诉我炯和烟的区别，还告诉我烟字有另一种繁体字写法。从此以后我养成了对字形和读音的注意，无论是写作文还是打报告，我会尽量注意不要出现错字别字，而且开始对同音异体的字和繁体字产生了兴趣。

谢老师教我们语文，在给我们上作文课时，他不喜欢给出作文题目，而是规定了文章的体裁后让我们自由命题写作文，这就给我们想象上以很大的自由。

有一回谢老师因事没有来上课，由校长代上作文课。校长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春游。同学们大都是写的是不久前学校里组织的那次春游活动，我却想起了今年开春时我随大姐下乡去时的沿途所见。于是我写了去乡下时看到的农村的房舍，路边的水塘，田野上的小河，河上的石桥，田间的小路……末了，我把记一次春游的题目索性按照自己的想法改成为“田间小路走不完”。

这一下引起了一些麻烦。校长吹胡瞪眼地要我把作文重写，说是文和题都不对。谢教师和教导主任却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在八、九、十班上朗诵。后来又被岳阳师范的老师拿去翻印成中师学生的课外阅读文章。

尽管校长大光其火，谢老师还是介绍推荐给学生时代杂志社、直到杂社给刊登出来了，校长这才只好承认了这篇作文。为此，特地硕发了我一份优秀作文奖状。

意想不到的一次小小成功，却对我产生的大大的触动。它不但极大地提高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而且还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死按别人规定的路走，照自己的想法去认真地做，也是能够成功的。我在小学阶段受到的最大教益莫过于此了，这最大的教益应归功于谢老师的自由命题作文。

我还有一个新奇地发现，谢老师总爱穿背带裤，这大都是工厂的女工上班时才穿的工作裤。我好奇地问，您为什么老穿女人用的背带裤？他笑着说，背带裤可以省得系裤带。我又问，您为什么不喜欢系裤带呢？

他说，系了裤带不自由。

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校长姓周，教我们的体育，体育课原本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但是周校长上课却让人索然无味；他老是要我们列队走步或是做体操，还有就是赛跑；

女孩子们倒无所谓，男同学可就忍不住了。有一回上体育课，周校长又叫我们上操，我向他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打篮球，为什么不教我们打球？同学们也随声附和，我们不愿老做操，我们要打球。

周校长看了看我，忽然把两只手向前平伸，然后把手掌一合，对我说，

看见没有？我十分纳闷；要我看什么？看什么？周校长的声音一下子严厉起来，你眼睛没瞎吧，我一只手长，一只手短，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让美国佬给打伤的。同学们围上去一看果然右手要比左手短半个巴掌，于是大家肃然起敬，难怪周校长不能打球，他卫国保家致残了，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第二次上体育课，也许是怕我们中有人反对做操，周校长不要我们再排队列，而是要男女同学围成一圈，对我们说，今天我教大家跳集体舞。所谓集体舞，也就是大家边转圈子边拍手，周校长领着我们唱：

大家来跳舞，大家来跳舞，转一个圆圈，大家来跳舞。

我跟着唱了两遍后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这是一首幼儿歌曲，小时候在家时大姐就教我唱过，我记得的歌词是：

大家来跳舞，大家来跳舞，转一个圆圈，又转回来了。

左边鞠个躬，右边行个礼，转一个圆圈，又转回来了。

于是我向周校长提了出来，歌词的第四句唱错了，应该是转一个圆圈，

又转回来了。而且也不老向一个方向转圈，要先向左转半圈，然后再向右转半圈才算是跳完一周舞。校长听完后竟然勃然大怒，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几回都是你名堂多，回到教室里去，写份检讨下课交来。

我平白无故挨了顿骂，垂头丧气地离开操场，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发呆，

我又没有错，这检讨如何写？我越想越不是味，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那有一首歌四句调里唱三句大家来跳的现话，我没有错，三跳老师。

下了课同学们回到教室，看了我写在黑板上的话，大家哈哈大笑。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喊他周校长，叫他周三跳，当然只敢在背后喊。

时间一长，背后叫周三跳的同学越来越多，让校长知道了。这还了得，

周校长暴跳如雷，一定要重重处分，简直是无法无天！

谢老师把我叫去谈话，你也太没名堂了，怎么不懂得尊重师长呢？怎么能给老师取外号呢？还取得这么难听，什么周三跳。

我倒反而觉得委屈，就把两次上体育课和校长发生顶撞的事情向谢老师讲了一遍。当我说到周校长不能教我们打球是因为两只手不一样长时，谢老师问道，你看清楚了，真的不一样长？我说，我们全班同学都看到了。奇怪，谢老师疑惑的眼光望着门外自管自地说，他倒是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可怎么从没听说他受过伤呢？

听了谢老师的自言自语，我想了一下，突然有些明白了。我站起身来，

平伸两手，然后照周校长的做法，把手掌合拢，两只手臂当然一样长，但是只要我稍微把合拢后的手臂向左或是向右偏移一点，一只手就会比另一只手短半个巴掌。这样简单的事情我们竟然没有看出来，而居然相信了他在战场上受伤致残的话，我感到受了一场莫大的愚弄，马上就要找周校长问个明白。

谢老师一把拉住我，你不要冲动，这件事情看来老师和你都有些责任。

不管怎么说你给老师起外号是不对的。你说周校长愚弄了你们，他也有他的难处。他从朝鲜部队转业回来，安排在我们学校当校长，他文化不高，只好教你们的体育，他自己从来没有打个球，怎么教你们打球呢？他的这些难处又不好对你们说，只好编个法子诓你们一下了。好了今天这事就到此为止，你不能向其他同学讲，不然的话我真要找你算账了。我听了后半天没有做声，

后来我又问，既然他什么课都教不好，为什么还要他当校长呢？谢老师苦笑了一下，这就不是你应该晓得的事情了。

可能是谢老师向周校长说了些什么，也可能是叫周三跳的同学太多，以后，学校再没有提要处分谁的事了。

背后，周三跳的名字我们照喊不误。

 

第一次的性觉醒

学校里成立了文学小组，谢教师是辅导老师。他要我带头参加文学小组，并指定我当第一任组长。

文学小组成立后不久，城里来了一部新电影叫夜半歌声，家里穷，平时从没想到要看电影，也从不去打听什么新片名。可这部电影的海报却一下子吸引了我，那上面写着，恐怖片，十二岁以下儿童不宜。越是不能看，我就越好奇。这部电影是解放前摄制的，大姐和妈妈原来都看过，我也就听说过它的内容。于是，在星期六下午举行文学小组活动时，我向大家讲了这个故事。

一位小姐和一位演话剧的小生相爱，而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也喜欢这位漂亮小姐，要和她结婚，小姐当然不答应，于是这位有钱人家的少爷就迁怒于话剧小生，派人用镪水毁坏了这位小生的面容，弄得他的形态像鬼一样狰狞可怕，小姐知道后精神失常发了疯。这个像鬼样的小生不能再和任何人见面，就在每天半晚唱歌，用自己的歌声去慰抚小姐受伤失常的心灵。凄凉的歌声发自一个恶鬼般的躯体，影片的恐怖也就在此。后来这个鬼样的人利用演出机会，在舞台上杀死了那个害人的少爷，为自己也为小姐报了仇。杀人后，他自己也投河自尽了。

这是一个颇为悲惨的故事。我在开始讲的时候，还只有几个平日里和我相近的男生围在一起听，讲到后来，几个女同学也不由自主地围了上来。在小学阶段，十一二岁孩子们中间，男女生的界限是分得十分严格的。除了上课回答问题，谁要是平日里随便和女同学讲了句话，马上就会被人叫做骚乌龟，弄不好还会有人用纸撕成一个乌龟形状，偷偷地贴在他的背后。被人当作骚乌龟那是最让同学看不起的。但在文学小组里，因为人不多，加上共同的兴趣爱好，男女生之间的界限就不像在班上那样泾渭分明了。不然的话，再好听的故事，女同学也不敢围拢来的，要听至多也只能远远地支着耳朵偷偷听。

故事讲完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大家都更想去看这部恐怖片了。可是电影院不卖票给小学生，怎么办呢？我又出了个主意，我们何不以文学小组的名义去找谢老师帮忙一起买团体票呢？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马上就在人向我交钱，我准备收钱，却有一位姓袁的女生在一边说，有票也不行，守门的不让进，前天我爸爸给我买好了票带我去，结果守门的硬把我堵在门外，连我爸爸也没看成。

女同学叫袁玉，在班上和我一个组。她家离我家不远，我们放学还是一个路队的。听她这么一讲，大家一起丧了气，看来硬是看不成了，只好慢慢地散去。

等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使劲地咳了一声，几个平日里相好的男同学便马上又走了回来。我还有个办法，我小声地说，包你们能看成，只是看你们敢不敢同我去？

什么办法？不敢去的是骚乌龟，你快讲。

我住在玉清观，电影院离我家很近，我们那里的伢子看电影很少买票，

都是爬围墙进去的，你们敢不敢爬围墙？

一听说爬墙，几个伢子就更来了劲，看不要钱的电影，当然敢爬。也有两个个子比我还矮一点的有点不放心，要是爬不上去呢？不要紧，我大包大揽，我在下面帮忙掀屁股，包你上得去。今晚上七点钟，我们到电影院门口碰头，都不要戴红领巾，更不能带学校符号。

吃过晚饭，我到电影院门口时，几个同学早就等在那里了。我一点数，

连我一共六个人。我说了声，跟我来。转身就往电影院的后院走。正要走，忽然听见一个声音，我也要去。我回身一看，竟然是袁玉，也不知她从哪里冒出来的。

你晓得我们去干什么？我问她。

我当然晓得，你们几个想爬围墙看电影，我听到你们商量的事了。

晓得也好，那有带女同学去看电影的？再说你又爬不上去。

那好，我就不去，我明天就去告诉谢老师。

袁玉因为眼睛大长得好看，又会唱歌，当上了文娱委员，是个班干部。

一听说她要告诉谢老师，大家都停了步，有人低声对我说，就带上她，只要她爬得过去，不然都看不成的。

眼看电影快开始了，我只好说，那好，我带你去，爬不上去莫怪我。

这样，六男一女，悄悄地来到了电影院的后院围墙边。这里有一个土台，从土台上登墙并不太难，墙那边又正好是个厕所，从围墙上下去后再从厕所背后出来也不会引人注意。我向大家讲清了翻墙的事项后，五个男同学很快就在我的指挥帮助下翻过去了。只剩下我跟袁玉了。我对她说，来，我帮你上墙。可袁玉却站着没动，我一想，让一个男生帮忙掀屁股上墙，她大概有些不好意思，我也正还不愿意。我见她还没有动的意思，就连忙说，那我就过去了

见我要走，袁玉只好鼓起勇气对我说，我只要你帮忙在墙上拉我一把，

行么？那好，我翻上了墙，然后回过身来弯下腰。伸出手说，来吧！一把拖住伸过来的手；往上使劲一提，她也就跟着上了墙。

等我们翻过墙后；先进去的几个同学都不见人了。电影已经开始了，我带着她摸黑走进电影院，电影院前面几排座位因为离银幕太近。总是空着没有人坐的，我和她一起在第三排位置上坐了下来。电影已经开始几分钟了，银幕上一个浑身裹着黑布的人影在唱歌，这就是电影的主题歌夜半歌声。歌唱得很凄惨，也唱了很久的时间。

我听着听着。忽然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起来。黑暗中我老是觉得眼前有一个白晳的东西在晃来晃去，仔细一想。见鬼！原来那是袁玉伸给我的一只手。我侧过头去一看，袁玉的两只手绞在一起，好好地放在膝盖头上，正在神情紧张地看电影。

老实点！我警告自己。可是眼睛总也不愿离开袁玉的那双手，而且自己手上也产生了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说不出的感觉。我突然有了一种怪异而大胆的想法，既然她已经和我拉过手，我何不再去摸一下她那柔软、娇嫩、白皙的手呢？

我试着向她靠拢了一点，踌躇了半晌，把自己的手偷偷地朝她的膝头一点一点地靠拢去，最后，我一狠心，我的手死力向前一动，我们的手挨到了一起，可是，老天！我非但没有什么柔软娇嫩的感觉，反倒好像自己的手被狠狠地刺了一下似的；全身一个激灵，手飞快地缩了回来，我连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逃到后面的一排座位上去了。后面的电影也不知是如何看完了的。这是我回忆中第一次对异性产生想法，应该说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的性觉醒吧。

谢老师把我们班上平时男女界限分得最严的几个男同学；在编排座位时有意地配上一个女生。我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和我同座的女同学姓李。开课的第一天，我就用小刀在课桌上划了一条界线，以表示尽管老师把我们编在了一起，我的立场丝毫也不会改变、有时在课堂里做作业；她的肘臂不小心越过了界线；我毫不客气地猛地就是一拳，打得她半天做不得声。因我带头班上其他男生凡有和女同学共课桌的一律都在桌上加了这条楚河汉界。女生们也默认了男生划界的权力、只要是因为是过线挨打，一般也不去告老师。

自从那天晚上和袁玉的手接触后，不知为什么，我对同桌的手臂也突然注意了起来。有事无事总要偷偷地望上一眼。甚至还希望她的手臂过界。可是因为我原来几次打得她太重了些；她倒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了。倒是我的手臂有意无意地经常越过了线。把手肘伸到了那一边，希望能和她的手臂挨上一下。

小学毕业后我去了乡下，再也没有和袁玉在一起的机会了。十年后我听到了一个消息，袁玉在洞庭湖里学游泳时淹死了。死的时候才二十来岁。听了这个噩耗后。当时我的心里还很难过了好些天。

 

失败的考试

八班的同学年龄比我们要大，有几个男生去报考了城里的技工学校。这个消息传到了十班对我的吸引力比参加文学小姐的兴趣还要强。技校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只要及格就行。不像升中学还要考历史地理之类。一想到考上技校只要半年培训后就可以成为正式工人，当了工人后每天上班下班，不但再也不用和书本打交道，而且还能和大姐一样赚了钱按月交给妈妈。我就再也无法安心在教室里坐下去了。

我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去八班找到那几位已经报考了的同学，向他们打听清楚了报名的手续，下午头节是自习课，我从课堂里溜了出来，径直找到技校报名处报了名。

已经是六年二级的毕业班了，马上要考初中，学校对毕业班抓得很紧。

谢老师给大家组织编写了大量的中学应试复习资料；平时尽管没有老师的批改检查我都会像对作业一样认真地去做资料上的每一个题目。可自从到技校报了名后，我对这些资料再也不感兴趣了，上课坐在教室里，一门心思在想自己上了技校后当了工人的得意形态，还有同学们的羡慕眼光，以及头一次领了工资后妈妈和全家人对我的赞赏。越想越有意思，下了课后我就忍不住把这天大的好事悄悄地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那几个一听马上就按我说的地方去报了名。

八班有个同学的家长为自己儿子报考技校的事情找到学校里来了；教导主任大吃一惊，已经临到中学会考了，毕业班的学生竟然擅自去报考了技校，学校方面居然还蒙在鼓里。校长马上派人去技校招生处去查，一共查出了十几个名字。不用说，我们全都给暴露了；学校方面去和技校交涉，不许他们拉走毕业班的学生。技校方面也不好惹，说是只要符合他们的条件，不管什么毕业班不毕业生，照收不误。

和技校交涉无效，学校就通知了报考技校学生的家长来学校商议对策，却不料学生的家长又分成了两派。一派当然是站在学校一方反对自己的子弟去考什么技校，另一派意见刚好相反，生怕自己的儿子考不起技校，理由很简单，如今工人最吃香、有当工人的机会为什么不去考？那些右派还不是多读了书的缘故？

不用说，妈妈和谢老师的立场是一致的，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他们却坚决反对我去报考什么技校当工人赚钱。理由也再简单不过，一是年龄太小，二是小学文化程度太低，所以一定要升学读书。但我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余地。且不说我已经对当工人向往得入了迷，即使我想打退堂鼓也不行，我是我们班上报考技校的发起人，那几个和我一起去报考的早已在我的怂恿下铁了心，我这个带头人能当叛徒吗？所以，我第一次开始了和谢老师的对抗。

对抗的办法是不去上课，当然也不敢回家。成天泡在技校招生处，要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收下我们这几个义无反顾的学生。我们在外面东躲西藏不让家长和同学们找到我们。白天把各人身上的零钱都凑在一起，买些红薯充饥，晚上就偷偷地溜到学校，伏在教室的桌子上打瞌睡；好在已经是五月的天气，晚上已不觉得冷了，伏着睡觉是平时在校午睡时规定的姿势，早就习惯了，完全睡得着。可是只坚持了两天，身上的零用钱一光，没有钱买红薯了，阵线也就开始瓦解。我自小有饿肚子的习惯，倒还不在乎。可那几位只要一餐不吃就撑不住了。第三天晚上照例回到学校睡觉，可等天亮我醒来时，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肚子饿是最厉害的武器，天大的事情只要一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我老老实实地回到家里，重新捡起久违的书本。可是为时已晚了。十天后，我参加了中学会考。考完后自己也觉得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果不其然，一个月后接到了通知单，我虽然还是被录取，却因为成绩欠佳，被分配在岳阳县乡下的月田附中。技校报考未成，初中考试又落了个如此下场。我十分沮丧，自己打点行装，告别了我的童年，老老实实地下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