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动的心
本来只是给国内亲友写点东西，不想屡屡被封，既然已写了，找个地方与同好同赏。
接着作为一名曾经的文青来谈谈新时期文学，因为我正经历了中国文学从复习和衰落的时间段，就是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也就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小时候其实还是最爱看小说，但文革时候很难找到几本小说阅读，读过的东西到现在也全无印象。文革后重新出版了很多小说，包括很多五四时期的小说及外国小说，当时读得较多的外国文学是俄国和法国的小说。除了小时候读过的高尔基，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可夫，阿·托尔斯泰及萧洛霍夫等等，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还有一个作品不多但写得非常好的梅里美等。英，美也有一些，但普遍而言当时英美文学翻译的作品没有那么多，尤其是美国文学，所以读得也不太多。英国读过一些很古典的文学作品，像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之类的，现代的就基本没读过多少。美国文学就读得更少了，虽然知道一些美国作家的代表作品，但大多数都没读过。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在最好的阅读时候错过了英美文学。俄法文学与英美文学的差异就类似民族性的差异，英美的理性自由主义也反映在其文学上，而俄法文学则更多地反映了其民族的非理性冲动，从这两类国家行事方式就可以看出差异。俄国其实在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影响，当然其独特的民族性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但是不管怎样，雨果，托尔斯泰的宏大叙事，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草原，巴尔扎克的人间百态，梅里美的精致等，都拓展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因为篇幅有限，此处只能蜻蜓点水，点到为止。
其实主要是想聊聊国内当时的文学创作。文革解禁后，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繁荣的时代。众多的文学杂志出版，比较有全国影响的有《十月》《收获》《人民文学》等，除此之外，基本上每一个省都有一份文学杂志，我记得连西藏都有《西藏文学》杂志。当时也是文青盛行的年代，杂志不愁没有稿源，但是作品虽多，却几乎没有什么能流传下来的作品。文革刚解禁是以伤痕文学为代表，但显然伤痕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太强，文学性差点，所以没有什么传世作品也不足为奇。
当时所谓文坛的领袖人物应该首推巴金和矛盾，虽然他们文革后巳基本没有作品了。前不久上海的许子东曾发文说中国现代文学印数最多的是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我认为纯粹是胡说八道。虽然巴金的东西在现代小说中还算凑乎，但无论什么时候巴金都排不上最畅销之列。实际上当年作为一个文青的我读巴金小说的感觉有些像太史公记载的项羽看见秦始皇南巡的阵仗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之也。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不知天高地厚。可是说实话，巴金最好的小说就是他年轻时候创作的《家》，《春》，《秋》三部曲。作为一个作家，最初的创作就是其高峰，其实是一种悲哀。当然其中有时代的原因，在创作能力应该最丰富的时候却被禁止了思考，这其实是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剧，绝大部分作家都没能突破自己。但其实这里可以作一个比较，俄罗斯即使在暴政下也依然有《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诞生，而同样景况下的中国作家却乏善可陈。可见除了外面的压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屈服，当然也有民族性的差异。
作为一个作家，除了思想的高度外，文字功夫也是一个方面。坦率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作家多数的文字功夫尚有欠缺。我其实对文字还是有要求的，阅读中很少能让我读到眼前一亮的文字。但有一个昙花一现的作家，仅仅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就退出了文坛，其文字却令人叹为观止，我认为绝对是现代汉语文学的巅峰之作，他就是钟阿城。他就写了《棋王》，《孩子王》及《树王》，我一看就惊为天人，他对文字的运用在我看来是我永远达不到的高度，从此以后就断了作家梦。前段时间正好在网上读到篇关于阿城的文章，才发现此人绝对是天才。阿城后来还与一批新派画家玩油画，还玩过电影。他还会修汽车，打家俱，可以这么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不会干的事。任何事情，只要他研究一下，就马上干得像模像样。虽然我这辈子见过的绝顶聪明的人也不少，但绝对没人比得过阿城。
我欣赏的有才情的作家包括汪曾祺和沈从文。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苏北，小人物在作家的文字下有了灵动的生命。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思想的高度，完全没有办法驶驭长篇巨著。而思想的高度恰恰是中国当代作家所缺乏的。聪明的作家反而在小人物的命运描写中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包括阿城也是如此。至于天津有个孙犁，誉为荷花淀派的掌门人，以文笔优美著称，不过我对之无感，因为除了文字优美之外，实在找不到阅读的理由。倒是天津另外有个冯骥才，曾经写过一本长篇小说《义和拳》，估计连他自己现在都想扔垃圾堆。不过文革之后冯创作的非虚构类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记录了一百个普通人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倒颇有可观之处。冯后来写了篇中篇小说《神鞭》，文字的天津味很浓郁，颇为风趣，很值得一看。不过后来冯有点走火入魔了，续写的《阴阳八卦》和《三寸金莲》就有些故弄玄虚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灵山》没读过，不过很多年前读过他写的话剧《车站》，还颇有印象，有点荒诞派的《等待戈多》的味道，所以一直记住了这个名字。当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很多文学爱好者都不知道这个人，而我马上就想起了多年前读过的《车站》。后来的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我早已过了追诺贝尔奖作家的作品年代，甚至连文学作品都不愿意读了，所以完全无感。值得一提的作家还有王朔。虽然初出道时王朔的作品被很多官方作家称为痞子文学，但是王朔的文字水平其实是很不错的。其犀利之处在于将那些假崇高的东西打回了原形，所以引起了道学家的不满。王朔最红火的时候，电视台放的都是他的作品改变的影视作品。不过王朔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仗义，古人云“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读书人仗义的真不多，而王朔是真仗义。多年前读过从维熙的《走向混沌》，里面反右期间北京文艺界百态令人感叹。虽然偶尔能看见义薄云天的壮举，但大多数时候是出卖和背叛，更多的是冷漠。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希望“人民艺术家”老舍施以援手，老舍像避瘟疫一样唯恐惹祸上身。当老舍在文革中被人批斗，殴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得不到妻儿的一句关怀，更不用说无关之人了。当他绝望的走向太平湖的时候，不知是否能回想起反右时青年作家渴望的眼神。邓友梅为了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在大会发言揭露了很多右派的言行，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不过迎来的不是天降甘霖，而是雷霆压顶，当时现场主持会议的北京市委副书记直接就将之打入右派行列。套用从维熙结尾的话：每一个陷入沼泽的人都拼命将同陷沼泽的人往下按，乞求站在坚实土地上的人能伸出援手拉一把。只是岸上的人都是隔岸观火，最后的结局就是所有身陷沼泽的人一起加快沉沦，大意如此吧。刘晓波先生六四入狱，出狱后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王朔却将与之畅谈当代文学之谈话纪录出版，当然将刘晓波改了名叫老侠，出版后将稿费全部给了晓波。因为晓波出狱后丢了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此等高义直追古贤之风，并且做得如此自然而不会令人有任何不适之感。相对于前几年的标哥到处发钱，然后让人举着钱合照，高下立见。
当时还有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也风靡一时，虽然大陆的正统文学界对之不屑一顾，认为不是正经文学作品，不过架不住读者甚众，所以出版社为了经济效益也必须推出这类作品。当然代表人物主要是梁羽生，金庸，古龙等，武侠迷推金，梁为现代武侠小说大师，但后来也有好事者将古龙，温瑞安加上，称为四大宗师的。不过，梁的武侠师承还珠楼主，比较传统，读了几篇之后就发现千篇一律，所以我刚开始看见《七剑下天山》的时候觉得眼前一亮，后来多读几本才发现都是一个模式，所以就不大看了。我个人还是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成就最高，不过我也没有特意去追金庸小说，只是有时候拿到手就看看，从来不知道金庸到底有些什么作品，当年盗用金庸名字的武侠小说也不少。只是没想到多年后居然形成了一个金学，有人总结金庸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才发现我居然读完了金庸所有小说。当年读武侠小说的时候，很多小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假冒港台武侠小说，随便找个人粗制滥造写点东西，然后将作者标为港台武侠作家，其中最喜欢盗用金庸的名字。但有些正式的出版社害怕违法，故意将作者标为金童，或者全庸，或者金庸新之类的名字，让人一不小心就看成金庸新作，上当购买。古龙其实也颇有特点，只是有点故意往猪肉里面注水之嫌疑，后来的温瑞安其实师承侦探小说。我当年曾在北大听过一场金庸的讲座，金庸本人其实并不善谈，不像大陆大多数所谓大师一样喜欢夸夸奇谈，说话倒颇为平实。
当年我虽然经常看武侠小说，但并未痴迷，但因为我的无意之举，让我一个大学同学破防，让我颇有犯罪感。我上大学时，曾经到旁边的书摊去租武侠小说阅读，当然没几次。结果我室友看了我租的武侠小说就开始入迷了，后来自己天天去租武侠小说，甚至到了天天旷课的地步，连吃饭的钱都省下来就为了租武侠小说读。当然不出悬念，考试失败，最后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拿到，当然究其初始就源于我租来的武侠小说。大陆作家其实也有人想效仿，只是画虎不成反成猫，基本上就没有一个成功的大陆武侠作家，可能有点文化水土不服吧。当然，后来随着武侠作品的普及，主流文学界也不像以前一样鄙视武侠作家了，甚至形成了金学，将金庸推到武林盟主的位置了。
其实谈文学肯定避不开鲁迅。我们小时候唯一允许读的就是鲁迅的书，并且中，小学课本都有鲁迅作品，当然当时还有一些所谓的御用作家，如浩然之类就不值一提了。鲁迅因为是老毛当年提倡的旗手，所以他的作品一直可以发行。当然少年的时候确实读不懂鲁迅。鲁迅确实有些偏激，但其对人性解剖之深刻，确实无人能及。所以当今已将鲁迅从中学课本中移出了，鲁迅读多了难免会怀疑当今的正能量宣传。鲁迅的旧学功底深厚，其文字没有当时多数作家的生涩，在新旧转换时代尤为难得。至于后来的莫言，余华，刘震云之类的，他们出名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不读小说了，只读非小说类的作品了，所以就不予置评了。
但其实那些年中国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报告文学，类似西方的调查记者所写的调查报告，很多时候甚至热度超过小说。但坦率地说，报告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有点不伦不类。文学创作本身就是虚构，而调查报告显然不应该虚构，所以报告文学到底应不应该虚构？不过当时的读者和作者其实完全没人关注这个问题。报告文学的大热其实离不开一个名字：刘宾雁。1957年，年仅20多岁的记者刘宾雁就因为一篇报道被打为右派，当年就是右派中名气最大的青年人之一。虽经20多年磨难，但刘的锋芒并未收敛，后来胡耀邦主持为右派平反后，刘宾雁又开始焕发青春，一系列报告文学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文坛人物。当时的刘宾雁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无数人有冤无处伸于是只能去找刘宾雁。在中国作协的主席团选举中，刘宾雁成为惟二的全票当选之人，当然，另一位就是当时中国文坛之领袖：巴金。只是刘宾雁也不是神仙，很多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也因为如此，刘成为不少官员的眼中钉，想方设法想置刘于万劫不复之地，只是当时的耀邦尽力保护刘宾雁，才使他没有成为牺牲品。耀邦死后，六四屠城，刘宾雁失去了保护，只好逃离家园。最终逝于普林斯顿，未能回归深爱的故土。当时报告文学经常一篇文章就可以造成洛阳纸贵，所以效仿者甚多，也有不少文人一文成名，后来以报告文学出名的还有苏晓康等人。不过，直面报道事实经常会遭遇刘宾雁的遭遇，在开明的胡赵时代尚好，不过随着后来政治空气的紧缩，报告文学也彻底衰落了。其实报告文学是否可以虚构一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刘宾雁当初最有名的《人妖之间》，就有人说其中可能有些叙述的事实是虚构的。刘好歹还是记者出身，后来的好多报告文学作家其实就是作家，根本就没有记者的功底，更不用说作为调查记者的素质，所以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学作品寿终正寝也算适得其所。
小说谈完了简单讲讲诗歌。鲁迅有一句话：“诗到唐朝巳经做完了”。一言以蔽之，唐朝之后几乎没有几个值得一提的诗人了。宋朝的陆游可以算一个，当然今天谈的是现代诗。
当然现代诗也要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白话诗，并带头写白话诗。当然，适之先生的诗词水平确实不昨地，也就打油诗的水准。但是，适之先生之为人温良敦厚，秉谦谦君子之风，更难得的是一个有大智慧之人，这里就不详谈了，以后有机会可以谈谈适之先生的为人和其对文化的贡献。现代诗我认为第一人当属徐志摩，戴望舒虽然整体成就不高，但一首《雨巷》也足以留名。卞之琳有一首小诗《断章》也意境十足。诗最重要的就是意境，文字要精炼而有韵律，殊为不易。
文革之后诗坛有一个大爆发。很多老诗人还是沿着文革前的主要诗歌形式，就是艾青，郭小川为代表人物的政治抒情长诗。这是典型师承前苏联的马雅科夫斯基的文学形式，艾青30年代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创了这类诗在国内的先河。到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其余诗人都被环境逼得不敢写诗了，所以只有这一类宏大叙事的成为主流，文革前以郭小川为代表，只是郭本人在文革中被整死。艾未未后来混得风声水起也是托其父余荫，因为高层里但凡有点文化之人都读过这诗，甚至前段时间今上也点赞过。只不过他后来不识趣要去调查汶川地震的学校劣质工程问题而惹祸而不得不避祸异乡，那就是后话了。
当时铁道部有个诗人叶文福写了一首《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轰动一时，是攻击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修豪宅。当时这种政治抒情长诗极为流行，象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纪念张志新），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都风靡一时。其实后来也有众多仿效者，不少也轰动一时。只是后来我开始远离这种文学形式了，所以后期的很多类似的诗人我都不知道了。记得湖北曾有位颇有点名气的诗人，熊召政，当年以一首这种政治抒情长诗《请举起你森林般的手，制止》成名，后来官居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在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查中，为了自保，反戈一击，出卖了好友野夫。不过，最为险恶的还不仅仅是出卖，而是配合当局设局陷害野夫，让野夫入狱几年，可见人心险恶。当年只是听说过熊召政，不过后来是因为关注野夫才知道了这些事情。当年初读野夫的文章，就被其文字所吸引，尤其是关于他家族的经历，记录了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挣扎，《江上的母亲》读来让人泪奔。野夫也算文人之中少有的仗义之人，可能因为他家乡与我老家相距不远，虽然属于不同省份，所以有一点山人的蛮勇之气。六四之后因为协助六四逃亡者，被熊下套陷害入狱。前不久野夫与李大眼因为泰国清迈的别墅纠纷案可谓一地鸡毛，众说纷纭，不过我搞不清，也没有意愿去了解这事的来龙去脉。不过野夫为人仗义疏财，行事带有江湖味道，所以一旦涉及经济纠纷，难免有些说不清楚。这一类诗人中我最喜欢叶文福后来写的一首隽永的小诗《落日》：“有多少衷心的祝愿，也未能挽留住你。在天上太久了，也该去吻吻大地。”，似乎比起那些长篇抒情诗更有味道。
而以北岛为代表新派诗人，包括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当时被称为“朦胧诗”，看看有没有与以前法国新派画家被称为印象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朦胧诗萌发于当年的地下文学，就是知青的手抄本时代。只是抄诗的人远比抄小说的少，所以不够流行。但当时的文学青年小圈子大家私下联系，传播，交流，慢慢开始摆脱了文革前的政治抒情诗的模式，开始了创新。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诗人，郭路生，笔名食指，可能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此人。但在当时在文学青年的小圈子里面，食指是所有人公认的最杰出的诗人。后来的朦胧诗派最有影响力的北岛就深受其影响，他后来曾回忆自己第一次读到食指诗的震撼。当时新派诗人的作品不被正统文学界认可，很难在正规文学刊物上发表。所以他们就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比如北岛创办了《今天》杂志。《今天》虽然短命，可是在文学史上其实很重要。后来又有人创办了《星星诗刊》专门发表朦胧诗。在当时的大学生和文青里，很显然朦胧诗更受欢迎。而朦胧诗绝对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涌现了众多诗人和流传下来了一些作品。只是时过境迁，后来这些人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作品了，慢慢就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后来顾城杀妻的悲剧也许就是朦胧诗人最后的引人关注。代表性人物北岛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者，但现在显然已经彻底成为过气人物了。
我还记得大学快毕业前，又有一批新派诗人兴起，当时流行称之为雄性诗。我其实与校园里文学青年并无交集，但是我还记得我班有两位仁兄当时就很喜欢和校园诗人交往，当然有时也跟我交流。其中一位仁兄有一天很兴奋来向我推荐一首著名雄性诗人周伦佑的代表作《男性的太阳》。其实还不错，至少比后来的犁花体强太多了。我至今仍然记得这位仁兄给我朗诵的开头几句：“男性的太阳，粗糙而坚硬。一块块的石头，垒成我的表情，粗糙而坚硬。”其实很有画面感，让我想起四川画院罗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而另一位文青给我念的某著名雄性诗人的大作我也还有点印象，有点荷尔蒙过剩的意思。大概记得就是在太平洋上纵情挥洒他的精子，当到达彼岸时，有无数不同肤色的孩子抱着他叫爸爸。怎么看有点马克·吐温小说《竞选州长》的场景。不过这些潮流很快就退去了，基本上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作品。
再后来文学潮就开始衰退了。经济大潮趋动下文青就日益减少了。但还是有少数真正爱好诗歌的人在坚持。其中的杰出者当属北大三杰：海子，西川，骆一禾。海子以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为世人所知。不过三杰中海子自杀，骆一禾贫病交加而亡，只有西川独自活到今天。在此之后可以说诗歌已经彻底死亡，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诗或者诗人能够叫人留下印象了。就像我自己说的，我跟文学青年素无交集。但有一日傍晚，我路过北大某教学楼正好看见一海报：北大未名诗社纪念海子逝世七周年（？）诗歌朗诵会。我就进去静静地听完了整个朗诵会，就是一些诗人上去朗诵海子的诗，或者朗诵自己的诗纪念海子。不知道三杰中唯一剩下的西川在不在现场？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朗诵进行中，我看见我的一位师妹也申请上去诗朗诵。一开口我就觉得不妙，激昂慷慨的声音完全与海子的诗不搭调，就是艾青那种类型的抒情长诗。有点像犀牛闯进了瓷器店，弄得组织者极为尴尬。我听见好几位来宾私下对组织者允许她上台不满，但组织者也不好公开打断。关键是诗还挺长，好不容易等到第一首念完还想念第二首时，组织者赶紧上台将之劝下来好让别人继续朗诵。
拉拉杂杂扯了不少，不过很多问题都是浅尝则止，如果有兴趣者可以二，三好友，把酒临风，围炉夜谈方可尽兴。不过子期亡后，伯牙绝弦，因世无知音。用稼轩的鹧鸪天来结尾：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谢谢推荐，不过我已经多年不读小说了，最多看一些非虚构类的作品。就像我文中所说的，后来出名的作家我都是只知其名，但没有读过作品。
今天纯文学类的东西确实很小众，好多东西只有改编成影视作品才有热度。对于楼下的评论我也有同样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