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光
记录心情和随想，享岁月平静安详
我从小就不是很喜欢政治，可政治总是与我们相关。从前，因为母亲的家庭出身，他们全家饱受政治迫害。当我们长大时，国家秩序发生了变化，不再唯成分论了，读书上大学顺理成章。中国改革开放后，人身自由了，又可以出国留学。听母亲说，很久以前，外祖父就是因为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写成了“打到美帝国主义”，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受到残酷的迫害和摧残。我母亲也因为受外祖父的影响失去了大学学业。外祖父肯定没有想到，日后他老人家的子孙后代竟然都成了美国人，这样一来，外祖父倒成了预言家，想想也真有些讽刺的意味。
当然，那时候中国的政治，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它不涉及世界格局。但不可否认，这些现象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有很大关系。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一直是沿袭封建帝制，帝王所尊崇的是内治，不与邻国交邦，更主张以本国威望和实力征服邻邦，喜欢万国来朝，并喜于馈赠，你来朝的贡品，本国一定会高于你的贡品价值作为回赠。这其实是自大，好面子的表现，宁愿吃亏，也要撑起面子。从来不注重外交，更不用说外交政策和外交秩序。
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全球两百多个国家深陷抗疫泥淖，国际情绪渐渐变得异常焦虑，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很明显，个别国家的领导者趁此时机耀武扬威，处处彰显个人荣耀和威力。然而，这个世界并不需要野蛮与强权，恰好相反，她需要的是和平与安详。以赛亚在两千多年前就曾预言“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 。
最近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世界秩序》一书，深受启发，为其感慨。奇妙的是，原来国际秩序是由历史延续和价值体系来决定的，这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一切必然归为正道，才可以延续和推广，一旦偏离正道，必然走向灭亡。
正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论述的，世界格局是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形成并趋于完善的，自19世纪欧洲的均衡秩序开始，随着战争和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全世界各处的“地缘秩序”也慢慢地不断形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欧洲局势的逐渐衰落，就自然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基辛格认为，美国自建国之初，就确认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美国的建国之父们是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建立了《独立宣言》，并把它视作全人类的观点，坚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并且，自始至终认为是在奉上帝之命向全世界传播自由原则。同时，基辛格还认为，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事实上，自1901年时任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遇刺，年仅42岁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作为副总统继任总统之后，他就开始审视，美国在世界角色上究竟该有怎样的责任？他是历史上第一位有这种思考的总统，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让美国成为世界大国。他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应该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
因此，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他的原则：“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
当时，面对“一战”前德国列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说：“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 。所以，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美国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凭42%的普选票在大选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第28任总统。他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同的是，他宣称美国不仅要成为“世界大国”，更应该成为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他认为，神圣天命让美国与众不同。1916年他曾经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说：“这就好像在上帝的圣域有一片大陆从未开发，等待着一群爱好和平的人们到来，建立一个无私的联邦。他们热爱自由和人权远胜其他。”。1917年，面对“一战”中德国的严重暴行，迫使美国与交战的另一方联手参战，威尔逊总统一再声明，美国的参战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普世价值：“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全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威尔逊认为：“战争的原因是独裁国家的阴谋，实行自治的国家不会在邻国布满间谍，也不会耍阴谋诡计，制造紧张态势，好让他们伺机实施打击，进行征服。这样的阴谋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在无人有权质疑时才能成功。费尽心机的欺骗或侵略计划代代相传，它们只有在宫廷的掩护下、在一小撮特权阶层的精心粉饰下，才会不为人知，才会得逞。”。威尔逊总统认为，美国是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全世界人民应该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这是美国的原则，也是美国的政策。”
美国自始至终贯彻着他的立国之本，力争”代表全人类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更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被迫参战，因而使更多的国家得到和平稳定，那时的中国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得到了美国的极大援助。二战结束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作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远房侄子）提出了这样一个信念：“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他在第四次就职演讲中说：“我们已经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爱默生所说，‘要想得到别人的友谊，自己就得先向别人表示友好。如果对别人充满猜疑、不信任或恐惧，我们就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亨利·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担任总统期间，他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彻底打垮了敌人，随后又把他们拉回到国际大家庭中。” 对此，杜鲁门总统曾对基辛格说过“只有美国才会这样做。” 基辛格认为，杜鲁门总统深知美国拥有巨大的实力，但最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一实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价值。他更希望后人铭记，他是因为美国与敌人实现了共和，而不是战胜了敌人。
基辛格说：“杜鲁门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做过类似的表述，他们都对美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类似品质感到自豪。他们致力于捍卫的国际大家庭反映了一项美国共识：那就是，不断扩展合作型秩序，各国遵守共同的规则和最初的准则，建立‘参与型’的民主治理体制。来自两党的历任美国总统始终敦促他国政府同意维护和促进“人权”。在很多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捍卫的这些价值观，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境况。”
而亚洲秩序从历史来看是极其多样化的。就中国而言，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之一，自古是皇朝体制，采取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自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唯一的主权政府，皇帝统治世间万物，百姓通过他保持和上天的沟通，他管辖的不只是他治下的主权国家，而自认为是整个“天下”，基本不存在全球视野，从不制定外交政策，仅有礼部和理藩院，直到19世界中期才成立外交部，并命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这也表明中国完全不需要进行国家间的外交，更不具有全球责任。因为，皇帝认为中国是天下文明昌盛的中心，是启发教化其他地方人民的“中央王国”。
基辛格认为，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皇权没落，但他们尚未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独立国家中的一个，他们的皇帝统治的“天下”并不是天底下的所有地方，而只是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世界秩序这个概念上，仍然明显有别于欧洲建立在多个互为平等的国家基础上的概念。
随着历史进程，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毛泽东建立了新的秩序概念，他同样反映了中国的古老思想，他称其为“天下大同”。按照客观实力来说，中国尚属弱国，但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国因其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强大，理应在世界上发挥中心作用。而中国发挥作用的表现就是对注重实力优势的世界凛然不惧，而不是和解合作。
直到以邓小平为首的集体领导，有了新时期的秩序观念，他主张打开国门开放发展，韬光养晦，发展经济，实现国富民强，并提出“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经济理论。也正是这一“猫论”，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一切向“钱”看。虽然GDP有了极大的增长，但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引入资本，过度资源开发，大量破坏环境，破坏生态，房地产市场恶性扩张，并以政府力量高抬房价等行为，而实现了极速发展，但这些发展都无法有效地提高国力。每小时10美金的苦力，无法与价值连成的科技成果相比拟，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根本谈不上国家强大。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稳固的价值体系，导致国民道德极度滑坡，集体误判，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傲视一切，自以为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群体。美国也认为自己独一无二，但它相信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超越国家利益，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而中国基本上是自家管自家的事，根本无法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很显然，要想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对世界负责，必须有一个可以推广的价值体系，必需具有科技创新的环境与平台，可以产生更多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具有更多独一无二的科技成果，同时有慈爱、怜悯、援助的情怀，更要具有一个代表全人类行事的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必须具有一个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完整结合的整体才能够真正领导这个世界，维持一个完整的世界秩序，而不仅仅只是能够扫好自己的门前雪。
眼下疫情泛滥之时，即便是可以通过独裁制度控制瘟疫，但也不意味着这样的制度可以推广。因为如果没有完善的价值体系，这样的秩序对文明和发达世界是无法推广的，虽然，当每个人都过度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权力时，会影响到别人的自由，社会会陷入无政府主义，但这也并不能成为是可以否定民主自由的理由，民主是建立在真理与法制基础上的，无论怎样，强权与封闭秩序都不是可以推广的世界秩序，它不符合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秩序。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力，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但自由过头了应该怎么办，是人类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民主引起的无政府主义，就转而推行个人强权去剥夺他人的基本权利。所有的帝王君主秩序、伊斯兰秩序、以及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都是无法持续和推广的秩序。
尽管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trump）有许多与任何美国前任总统都不相同的治国理念，但他依然是民选总统，即便他个人行为偏离正道，但美国所建立的美国共识是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行为而被撼动，一切最终会回归到上帝的正道上来。正如《士师记》中的参孙在上帝带有能力的应许中出生，并在上帝的眷顾下成长，他拥有上帝所赐超人的力气，使他用这力量攻击非利士 。可惜的是，参孙个性顽劣，不接受惊醒及劝勉，违背神的旨意娶外邦人为妻，并随意放丛肉体的情欲，以为自己可以一面享受肉欲，一面保佑上帝所赐的力量，最终却因挡不住诱惑和缠累而丧失上帝所赐的力量（也就是头发不能被剪掉），身陷牢狱。但后来参孙醒悟，向上帝忏悔，求上帝再次给他力量，他就推倒神庙，压死了3000多菲利士人，完成了上帝赋予他的使命。眼下尽管瘟疫泛滥，上帝依然坐着为王。
正如在圣经《启示录》中，上帝早已预示给我们未来的全新世界秩序，只是我们要到达“彼岸”之前，上帝会给我们人类七个印记，打开每一个印记都是越来越坏，直到耶稣再来，消灭人性中罪与恶的一面，人类才能进入美好境界。所以，所有的自然灾害，无论是洪水，饥荒，蝗虫，海啸还是疾病，都是上帝审判过程中怜悯的雷霆，他呼吁世人来到他的面前悔改，并且靠上帝无限慈爱与荣耀的恩典，重新调整人类的生命秩序，从而，跟随上帝进入新天新地，到达美好的世界新秩序。
由此可见，无论是基辛格笔下过去的世界秩序，还是疫情之下混乱的世界秩序，都不是永久的世界秩序，人类的未来终将会走向上帝掌管之下最美好的“终极秩序”。“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诗篇33:11）
完稿于芝加哥
7/20/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