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像猿的男人（十）文科论文

文科论文

 

在了解初唐书坛基本情况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卞孝萱先生的论文。

卞孝萱先生的论文，虽然很短，但所列史料极为详尽，甚至可以说是罗列殆尽，基本上把所有关于初唐三大高手的史料搜集全了。

老一辈的学人，在资料的掌握上，是空前的，下过狠功夫的，令人敬畏。

但晚辈不才，手中握有一项大杀器，曰国际互联网，又曰搜索引擎。

在前互联网时代，做学问，主要就是“读书，抄卡片”。

一本书一本书地读，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地读，通过海量阅读，从中找到自己研究领域的相关资料，抄录在一张一张小卡片上。然后归类汇总。拥有了很多小卡片后，才开始考据研究，到最后再写文章。

所谓大学问家，首先是读书多，随便一个题目，马上知道哪些古书里面有涉及这个题目的内容，等于是一个人力搜索引擎。

笔者的姥爷就是一位历史学家，专修民族史。因此从小耳濡目染，看到前辈们抄小卡片的日常。

人力搜索引擎不好当。

真是 “板凳要坐十年冷”的！

这项经年累月的繁重的工作，在互联网时代，被一个简单的搜索框代替了。

甭管什么浩如烟海的著作，比如二十四史，都已经电子化。只要把关键字敲进去，电光石火的瞬间，所有相关资料就展现在面前。

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文史研究的门槛，可谓在资料占有上的民主化和平民化，使其不再神秘了。

晚辈不才，标准理科生，未尝读书。前二十年，多和程序代码打交道。

最近突然兴起，抓到卞孝萱先生这篇文科论文来看。

看得兴味盎然。

借助互联网工具，将里面的史料通读了一遍。

然后就有了前面的故事。基本采用卞孝萱先生的观点来组织情节，并且尽可能将所有相关史料安插进去。

但同时也发现论文的诸多问题。

下面我从理科生的视角，来审视这篇文科论文。

作为一个理科生，我最感兴趣的是：卞孝萱先生是怎么根据史料推理论证出褚遂良是《补江总白猿传》的幕后黑手的？

就像一道数学题，或者一段计算机程序，从初始条件到最终结果，是如何一步一步推算出来的？

文章的初始条件就是文章中所引用的所有史料。

这些我都仔细阅读了。

文章的最终结论是褚遂良是《补江总白猿传》的幕后黑手。

这个我也了解了。

这中间的步骤是怎么样的？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我想搞清楚。

于是我刨除了论文中所有的史料细节，只留下文章骨架，希望能更容易看到论证的逻辑和步骤。

但我这样做了后，才赫然发现，文章中没有理科生所希望看到的严谨的推理论证，更多是猜想和主观判断，而且充满了动机论和有罪推定。

笔者不由得对文科论文有点失望。

卞孝萱先生文章的骨架结构如下：

卞孝萱先生文章结构。最右一列是论证方法的分析。

文章基本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第二个部分按照时间线，先后介绍了初唐三大高手的情况，并做出结论。第三部分是旁证，作者举出五个例子来证明褚遂良有罪。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经常看到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三步：

A.史料罗列

B.简单的常理推论，极大程度上借助“动机论”

C.结论

比如虞世南的部分，作者先详细介绍了虞世南被唐太宗宠信的各种史料（A），然后推理说虞世南在太宗一朝声名远压欧阳询，因此没有打压欧阳询的动机（B）。最后做出结论（C）：虞世南不是《补江总白猿传》的幕后黑手。

在理科生看来，这个结论太跳跃了，立不太住。那些史料只能证明虞世南在太宗一朝备受恩宠，并无法直接证明虞世南是清白的。A和C之间无必然联系，也无实证链条。而作者建立A和C之间联系的方法，则是动机论——你按常理判断没有动机，你就是无罪的。

在褚遂良的部分，动机论的运用更为明显。作者先用褚遂良问书的故事，说明褚遂良有称霸书坛的野心。从而推定其有作案动机。然后作者就做出了一系列结论：虞世南死前，备受恩宠，所以褚遂良不敢挑战其书坛领袖地位。虞世南死后，书坛领袖地位空缺，所以褚遂良蠢蠢欲动。在欧阳询未死之前，都是褚遂良的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所以《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与传播就是在虞世南死后，欧阳询死前，是褚遂良为了独霸书坛而让手下人炮制出来的。上面这一大段都是作者的猜测，并无实证。作者唯一能用史料直接证明的是褚遂良可能有当书坛领袖的野心，后来也成功接替虞世南当上了书坛领袖。因为这野心和地位，也许有打击欧阳询的潜在动机。但有动机，并不能证明褚遂良就是罪犯。这种仅靠动机定罪的有罪推定，这种跳跃式的推论，这种A和C之间的虚空搭桥，在理科生看来是没有说服力的。

第三部分的旁证，则逻辑方面的缺陷更大。比如举出褚遂良出卖魏征的事情，来证明褚遂良是个烂人。但烂人不一定是罪人啊？没有证据，这个人再烂，也不成其为罪人。道德法庭不能用来判案。

作者还举出“舞文”的例子，证明褚遂良手底下有枪手，专门替他写文章制造舆论。但这只能说明褚遂良有作案的资源和习惯，但仍然无法证明他具体作案（指使手下撰写《补江总白猿传》）。有枪，以前杀过人，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次的杀人子弹是他射出的。还得用弹道学、指纹辨识、DNA检测等科学手段查出证据才行。

作者又以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初唐官修史书被篡改了很多地方，目的是美化太宗，诋毁高祖。作者的意思是连正规史书都能污蔑唐高祖，当时社会风气不好。但这和褚遂良作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社会犯罪率高，就能证明一个人是罪犯？

所有的五个旁证，都不成其为“证”。从它们到褚遂良有罪这个结论，都需要大幅度的跳跃。

由此看来，卞孝萱先生的论文，更像是提出一个猜想，而不是严谨的证明。

一个很有趣的猜想！

用同样的跳跃性思维、有罪推定、动机论，我们可以将罪名安在任何在历史上和欧阳询有过节的人身上，比如因为大笑而丢官的许敬宗，而且表面上全都能说得通（逻辑自洽）。

全都说得通，就等于全都说不通，全都没有价值。

因为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猜想太多，实证太少。

甚至后来有人用卞孝萱先生同样的思路撰写论文，将罪名又安在了虞世南头上。主要的依据就是因为欧阳询的养父江总和虞世南的外祖父孔奂曾经有矛盾（前文有述），这样虞世南就和欧阳询结下了梁子。因此《补江总白猿传》的幕后黑手是虞世南。

这思维够发散的！

估计很多红学论文，是同样的套路。

全是一笔讲不清楚的糊涂账。

当做侦探小说来读，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