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是我家的邻居,但至今我仍不知她姓氏。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71年的初夏,那时,我读初中二年级。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全国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家长和老师自顾不暇,无心也无力管教我们这些12,3岁的半大孩子。因此,我们会经常编各种理由请事假或病假逃学。那天下午,我们几个半大孩子逃学,在医院大院里,游手好闲,手提弹弓,四处转悠打鸟。我们转到医院太平间附近,此处树高林密,住户稀少,常人极少光顾此地。无意间,透过树丛,见到一位衣着简朴的半老妪,提着半桶水,一步三晃,十分吃力地走向原先作为堆放杂物的,茅草屋顶的,四壁残破的,看起来随时会倒塌的仓库。小伙伴们七嘴八舌,绘声绘色地告诉我,她是我们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泌尿科主任,国家一级教授,留美博士陈邦典的姨太太。陈教授是中国泌尿外科创始人之一,五十年代响应政府号召,由上海一家医院支援內地而来。文化大革命批判一切封资修。陈邦典这种"留洋"的"臭老九"白专权威,当然要被批倒,批臭。陈教授被关在牛棚内,白天劳动改造,接受批判,晚上交待"罪行",写材料。该女人此时一人住此仓库房内,为陈教授做饭送饭。小伙伴们说,这位姨太太挺仗义的。一次全院开批斗大会,陈教授也位列其中。这位姨太太自报奋勇要陪斗。造反派说,你一家庭妇女,斗你什么呢?她说,就斗我是好吃懒做的寄生虫。并说,陈邦典有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激动就大汗淋漓,如不及时喝水,会晕倒死亡的。造反派听说这种情况,斟酌着,如果国家一级教授被斗死了,怕担不了责任,也就同意她陪斗。因此,一场罕见场景出现: 只见她脖子上挂着本该挂在陈教授脖子上的牌子,身上斜跨着一水壶,低头站在身材高大的陈教授身前,时不时低声嘱咐身后老教授喝水。就这样陪斗了几场,每场几个小时。患难与共的夫妻之情着实令人敬佩。
1972年底,林彪事件发生后,上面对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政策有所缓和。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只见家里来了位陌生人,与正在做午饭的妈妈说话。见我到家后,她主动站起身,一口吴侬口音亲切地打招呼说: "小弟弟放学了?" 妈妈随即说: "快叫'老阿姨'。她是陈教授的太太,刚搬到我们这儿,与我们做邻居了"。她立即打断妈妈的话,笑着说: "不是太太,不是太太,是老婆,老婆"。我口齿不清嘟囔地说: "老阿姨好"。她紧接着就献上了一堆表扬我聪明伶俐等恭维之词。我这时脑子急速地想到,面前的她定是传说中陪斗的陈邦典教授夫人。借拿东西和放书包为由,我在她面前及身后晃荡几次,偷偷地端详。她年龄约50岁左右,身高中等,身材微胖,皮肤白净,柳叶弯眉,双眸剪水,五官端庄,面容和善。未说话前,面部已先显出笑意。说起话来,两片薄唇轻启,右手不自觉地摆动着,并配合着恰到好处的涟花指,脸面上还带有及其丰富的表情。她独特的言行举止和会说话的眼睛让我猜想到,她年轻时定是大美女,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她的过往也一定有许多故事。后来听说,"老阿姨"年轻时是上海滩晓有名气的歌舞名星。她断断续续地说,现在落实政策,我们家先生出来了,她总是这么尊称陈教授为"先生",现在住处有水有电,屋不漏雨,墙不透风,先生也可休息好,认真改造了...。以后我们是邻居,还望多多关照...。稍待不久,她即起身,婀娜多姿地,步态轻盈地去了邻家。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文化革命前,陈家在上海闹市区內拥有一幢街心花园洋房。"老阿姨"她仍具有上海户口。她时常来此地照顾陈教授。"老阿姨"俩口与我们为邻四年左右,因陈教授深居简出,我只偶而遇见他。他身材高大,慈眉善目。虽七十有余,但仍腰板挺直,步态稳健。身上衣服虽显陈旧,但总是干净合身,熨烫平整,裤线笔直,脚上的皮鞋,油光晶亮,一尘不染。人未到,先听到清脆的,有节奏的皮鞋声。尤其令人难忘的是他硕大的头颅,宽大的前额,稀疏的头发,金丝眼镜背后是深邃的,炯炯有神的,洞察秋毫的双眼。人的修养,阅历,智慧和知识是深入骨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超凡脫俗的气质是他人难以模仿或装模作样的。
"老阿姨"搬来不久,很快地与楼內各家相处十分融洽。我起初还纳闷,为何大人小孩对她都赞美有加?渐渐地我也明白了其中部分原因。见到年长者或年龄相仿者,她总是随晚辈称阿姨或伯伯。见到陈教授的同事或学生,她总尊称对方为老师或医生,见到年幼的孩童,总爱称为小弟弟,或囡囡。像是魔术师样,她总是随时随地能从着衣口袋里掏出几块上海大白兔奶糖分给孩子们。她去菜市场买菜,常见她鱼肉果菜装满菜篮子。外人均不知她俩口人之家一天能吃多少。一天中午,"老阿姨"来家找我妈妈,愧疚地说,今天去菜场买菜,见到新鲜活虾子,一激动就买多了。这种活物又很容易坏了,恳请帮帮忙,把多余的虾子收拾了吧,否则,就浪费了。就这样,妈妈在她千恩万谢之下"帮助"了她,避免了"浪费"。后来,我观察到,她用类似方法,经常恳请楼内各家"帮忙"。古语说: 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知识分子尤其爱面子。''老阿姨"用这种尊重別人自尊心的方式好善乐施。常言说妻贤夫祸少。楼内各家各户,男女老幼都喜欢她,亲切地称她"老阿姨"。同时,也更增強了人们对陈教授的尊重,敬佩和爱护。
"老阿姨"何时搬出我们居民楼,我记不清了,但一定是在陈教授於1976年过世后,那时我已作为知青下放农村。最后一次见到"老阿姨"是1979年,医学院为陈邦典教授平反昭雪后的一天。她来到我们家与妈妈话別。她说起话来,仍像从前那样,具有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恰当的,优美的手势。她说,她们家在上海的花园洋房已归还,以前受牵连的三个女儿也落实了政策,调回上海与她团聚,日子较以前好多了。得知这些,我们都为"老阿姨"高兴。这时的"老阿姨",看起来气色尚好,但人显得苍老许多。陈教授的离世定给她带来极大痛苦和无限思念。文化大革命中,俩人相互为伴,顽强且智慧地熬过了那艰难岁月。待日子稍好些,老教授却撒手人寰,丢下了孤苦的她,怎能让她不伤悲。老伴,老伴,夫妻到老就是个伴。半路上留下的那个人,苦啊。临离开前,"老阿姨"再三感谢我们邻里在那段时间对她及陈教授的帮助和照顾。说得我们实在惭愧,无言对答。
凡有智慧,成大事者,定是能伸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爱情的真谛是寓于日常的细水长流,是遇到困难挫折时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是白发苍苍时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日月如梭,光阴荏苒,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几十年前的往事常浮现在我脑海。"老阿姨"的夫妻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事的智慧至今仍令我敬佩,也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处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