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之年的基辛格著《论中国》再评毛泽东

 

     基辛格作为与毛泽东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政治和外交菁英的顶层人物，近距离观察研究过毛泽东。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与其他观察家持同样的观点：毛泽东因为对苏联的恐惧而寻求与美国和解。这是依据他一贯秉持的所谓传统均势理论，即弱国必然寻求强国的保护。这也是世人对中美和解的通常认知。但是，2011年，88岁之际，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书中对美国当初与中国和解的动机做了如下阐述：

 

“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动机是为了走出越南战争的阵痛和冷战的不祥阴影，给美国人民展现一幅和平前景。”

 

基辛格不再提美国与中国和解是为了合作对付苏联了。人们的印象中，当初美国与中国和解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苏联。为什么不提了呢？答案在中国，在毛泽东。基辛格接着分析毛泽东与美国和解的动机：

 

“为了抵御来自莫斯科的进攻威胁，北京也在寻求回旋空间。”

 

他不再提早期持有的观点：即中国寻求美国保护，或者依靠美国的力量对抗苏联。基辛格在以后的章节里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从传统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当然无法和三角关系中的其他两方平起平坐。他力量最弱，最经不起打击。但是，他把核超级大国之间的敌意为己所用，给外界造成不惧核毁灭的印象，因而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

 

基辛格笔下的传统强权政治指的是十九世纪欧洲由梅特涅、俾斯麦等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体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基辛格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一理论，为他赢得卓越的学术声誉，成为日后进入政治外交界的台阶。基辛格并不满足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毛泽东的论述，显然，涉及毛泽东的某些历史事件超出了他的理论能够解释的范围，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新的解答，在88岁高龄之际还要为此著书。书中基辛格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写到：

 

“毛泽东为强权政治添加了一个据我所知是前所未有的新层面。按照传统的均势理论，他该寻求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保护，但他却特立独行，利用苏美彼此的戒惧来同时反抗它们两国。”

 

作为世界上强权政治的学术泰斗，基辛格在此承认毛泽东反抗美苏两大霸权超出了传统强权政治的范围，也即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层面。基辛格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与美国和解是寻求强权保护的观点，也就否定了与美和解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基辛格参与了美中和解的全过程，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而非出自书斋，更不是道听途说。所以我们不必怀疑这一结论的真实性。

 

既然毛泽东与美国和解不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也非寻求美国的保护，而是反抗美苏两国，美国再把与中国的和解说成是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就显得自作多情了。

 

还可以引述他的另一段话来佐证这一点：

 

“面对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的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它们各自都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巨大威胁，假若它们联手，中国则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称不惧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是完全的‘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得多。）”

 

基辛格再次表明：毛泽东不是因为恐惧苏联而与美国和解，更不是寻求美国保护。那么基辛格找到基于“新层面”的最终答案了吗？他显然比以前理解得更多，然而，从他写下的“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自真心我们不得而知”这句话可以知道，基辛格依然没有完全理解毛泽东。他看到了毛泽东的“新层面”所带来的现实成果，但却不知道毛泽东是如何做到的。也许是基辛格老了，也许是受他的知识限制，他未能在新的视角和层面上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但是，他的论述并非没有新的价值。

 

我们不妨从基辛格对毛泽东所作的分析反推：如果毛泽东遵从传统的强权政治，屈从核大国的核威胁，寻求美国或者苏联的保护，势必以中国的独立作为交换代价。如果屈从、追随苏联，中国就会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败，中国不会以现在的完整面貌立于世。如果寻求美国的保护，就等于退回蒋介石屈从于美国的年代，唯美国马首是瞻，一步也不会越过美国划定的界限。中国人会认定美国和西方文明不可超越，不会再有赶超美国的雄心壮志，并且会步民国后尘，继承或者发明各种美国不可超越的理由，譬如白人文明优越论，中国人种低劣论，中华文明恶劣论，使之成为主流舆论。

 

然而，按照传统强权理论必然演绎的这一幕没有出现，历史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终结，也没有随着美国独霸而停息。毛泽东“只争朝夕”，在冷战中奋力建设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奠定了台湾归属的法律地位，在冷战后依然保持了独立完整，并且第一次与西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了联系，这就是基辛格说的，“为中国谋求了一种外交保障。”自1840年以来，正是这一外交保障的缺失，亦即未能抵挡西方以及日本的入侵，中国才屡次被打断工业化进程，国势呈螺旋式下降。本来这种外交保障在列强纷争的时候比较容易争取，却由于中国精英阶层的腐朽懦弱致使机会一失再失。到了列强决出超级霸权的时候，已经机会渺茫了。超级霸权在经济和技术上具有更大的领先差距，也因此比先前的列强对弱国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也挤掉了弱国在列强之间折冲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即使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仍旧摆脱不了境内有超级霸权的重兵驻扎，划分势力范围，境外有恶邻侵犯边疆，割占大片领土，致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局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衰亡之路上的中国滑向谷底的一次强烈反弹，他把此前仅限于精英阶层的救亡扩大到动员所有阶层，可以说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毛泽东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内向思维方式，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世界。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意识到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与世界的关系，且主要是与工业化西方的关系，并为此给出了天才的解决办法。毛泽东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纵横捭阖，先是力送外国重兵离境，而后通过抗美援朝拒敌于国门之外。这只是第一步：解决了霸权入侵的问题。然而这一步并未完全解决国势衰亡的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犯中国的意图，却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中国并不能关起门来重复西方历经约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接触到西方最新的工业技术，而不能坐困愁城。为了打破封锁禁运，毛泽东主动出击，走出了第二步：推动针对美国的越南战争，历时十年，迫使美国与中国和解，成功建立了中国从近代与西方交往以来一直缺失的“外交保障”，搬掉了阻碍中国发展工业的百年路障，为今天中华文明的崛起并赶超西方文明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所走的这两步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走出了中国，主动向境外出击。这显示出毛泽东独具的世界眼光。中国衰亡的危机最终是靠走出国门，通过境外战争解决的。支撑毛泽东走出这两步的则是他领导下的中国所达成的自立。在毛泽东之前，没有一位领导者具备这样的世界眼光以及出击的意志和能力，也远远没有达成这样的自立。而毛泽东为出击境外所营造的世界革命舆论和意识形态，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澎湃汹涌，不可阻挡，为那一段历史添上了无比绚烂的亮色，令人叹为观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传统西方强权政治体系下，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本来不可能出现一个分庭抗礼的第三极。毛泽东突破了西方主导当今世界的传统强权政治，完成了一次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可以自成一部史诗级的叙述，可惜至今付之阙如。歌德说过，要理解一个天才，必须借助于另一个天才。前者是行动的天才，后者是解释的天才。基辛格没能完成解释的任务，我们只能等待另一个天才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