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静

行万里路,读万券书,淡泊尘缘,情系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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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碚读书的小学是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分校(简称“重师附小”),位于北碚市区的西南侧。拥有一个方形的单层砖结构大房子和一个操场。从我家住的石柱湾村到学校大约有3里多路,要翻过一个不高的山梁,然后顺着斜坡石板路下山。山下是一条从北碚通向重庆青木关的南北向公路-碚青公路。公路东面是内迁来北碚的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过了公路再向东[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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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家同住在石柱湾一个大院中的还有胡石青先生一家。前已述及,父亲在中国公学停办后进入设在北碚的“中原煤矿有限公司”当会计,是由胡石青先生介绍的。父亲之前进入中国公学任教,也是胡石青先生促成的。因为父亲在重庆认识的人不多,而胡先生是当时大后方河南籍学者中声望最高、人脉最广的,是河南旅渝同乡会副会长,并曾担任过中国公学的校长,父亲[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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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提及的郭豫才先生是我国新史学和早期考古学的先驱之一。他于1934年从河南大学毕业后,被聘任到河南省通志馆任协修。1936年被河南省博物馆聘为研究员。当年10月,河南省博物馆派他主持辉县琉璃阁墓地的第二期发掘。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郭先生发表了《说贝》、《说兵器》、《说毕》等6篇考古发掘报告,对我国早期的考古学和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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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石柱湾以后,我上了小学并接触到更多的人。我们同院子住的有胡石青先生、郭豫才先生、小学朱老师(名字忘记了)等。邻居们除了有时登门互访外,更多的交流是在夏夜院子里乘凉时的聊天。四川夏天很热,那时又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人们多是手摇一把蒲扇煽风纳凉和驱赶蚊蝇并搬一个竹床或躺椅坐在上面休憩。大人们就在此时海阔天空地聊起天来-四川人称此为&ldq[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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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和北碚居民包括我这样的小孩不会忘怀的记忆是日本飞机的空袭。当时重庆多次被敌机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房屋损毁。北碚也被炸过几次,有一次炸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孙寒冰教授及6位学生不幸遇难。为躲避空袭,许多机关和家庭分散在乡下民居中。我在老石坑村时,看到过天上轰鸣飞过的敌机群,那是去袭击重庆的。想到许多[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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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四川农村是贫穷落后的。我看到,大约才十岁的邻家男孩左成维就要为家里挑水砍柴。我们家所用的水也是每天由他挑来装入水缸的。虽然母亲给他报酬,但看他瘦小的身子吃力地挑起硕大的水桶时,我也感受到生活对他的重压。邻家一位老太婆经常把我家吃过的中药渣要去,她认为凡是药都是好东西,自己买不起药,吃别人的药渣对她身体也会有好处。那时村里的[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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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艰苦,但父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很重视的。早在家住老石坑时期,那时我4岁到6岁。妈妈就在家中教我识字。我最早学习的字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认识一些字以后,就学习启蒙读物“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妈[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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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父亲同时做两份工作,家庭经济仍入不敷出。我记得父母亲唉声叹气商讨日子怎样度过的情景。他们不得已只好向亲戚借贷,母亲的兄弟们经济稍好但身在河南沦陷区不能把钱直接汇给父亲,就采取“划兑”的办法:即设法找到家人分别在河南和北碚的老乡,由舅舅把钱给河南的老乡,再由北碚的老乡把等值的钱交给父亲。这个办法在一段时间内部分程度上缓解了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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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942年期间,父亲每到星期六下班后步行十里从石柱湾村回到老石坑村家里住上一天和家人团聚。这样过了两年,因父亲身体欠佳,患了肺结核及严重痔疮需母亲照料,我又到了需要去北碚上小学的年龄,所以母亲带着子女也搬去石柱湾村和父亲挤住在一起。我的大姐静一和二姐静言都先后考上了免学杂费并免费提供食宿的国立中学,一个在嘉陵江上的合川县,一个在长江[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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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4节和第5节可知,翁文灏先生的工作与中原公司有不少交集。他于1934年11月来到中福煤矿担任整理专员,整顿公司的管理和生产。1938年3月,在他汉口的家中,促成了中福公司与天府煤矿的合作。此外,他和北碚也有不少联系。早在1930年12月初,翁文灏与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等人到重庆时,就去到北碚参观了中国西部科学院以及其他建设项目。在他所写的《四川游记》(刊[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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