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普博客
张又普海外生活感言
医生的职责
故事发生在1979年前后，地点是西安西北大学家属院。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各项工作逐渐转向正轨。学校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年老体衰，经过文革洗礼被打翻在地后，大都爬不起来了，刚刚六十出头的A教授就成了西北大学的资深教授。他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活跃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他的长子与我同龄，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很多。
西北大学有一所校内医院，规模不大，医生不多，B医生就是一位重要的主治医生。他四十多岁，年轻力壮，勤奋好学，医术高明，深受大家的尊敬与信赖。那时，中国有一股外语热，学校规定，教研人员要想进职加薪，必须接受外语考试。B医生年轻时学的是俄语，文革十年，完全荒废。文革之后，他参加了我母亲主办的日语初级课程，从零开始，努力学习日语，每当他学习有问题时，不好意思打扰我母亲，就常常来找我。记得有一天，他交给我一本日语医学书，上级让他把其中的第三章翻译成汉语，作为他进职加薪的外语成绩。对于日语入门水平的B医生来说，这实在是有点为难，他就请我出手帮助，我花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认真翻译出第三章，使我的医学知识大为长进。很多年之后，他去东京参观访问，我为他安排食宿，并为他担任日语翻译。
A教授与B医生两家互为对门近邻，由于某些邻里问题，两家人的关系不太和谐，有一点微妙。出事的那一天是一个夏季的深夜，晴空万里，月光明媚，满天星斗，一贯身体健康的A教授突然高喊心疼、胸疼、剧痛，很快就陷入了昏迷状态。A妻惊恐万状，半夜敲开对门B医生的家门，熟睡中的B医生很不愉快：“有病请去医院，我今天不是值班医生，家里不是医院，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没有任何急救药物，我去了也没用，时间就是生命，请尽快把病人送进医院抢救”。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整个西安市没有一辆出租汽车，医院既没有值班热线电话，也没有急救车，病人必须想办法自己去医院才能见到医生。A妻敲开了家属院库房管理员的门，借出钥匙，打开库房，借出一辆架子车。这种车是一种单轴二轮人力车，早都被淘汰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没见过这种简陋的人力运输工具。家属楼没有电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昏迷中的A教授抬下楼，放到车上。医院在教学区，离家属院有点距离，还没有走到医院，A教授就断气了。第二天一大早，A教授猝死的消息就传遍了家属院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对B医生见死不救，颇有指责。
很多天之后，B医生很委屈地对我说：“A教授一贯身体健康，从不去医院，医生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病历。医生又不是神仙，谁能想到他突然就去世了。上班是医生，下班就是普通老百姓，要是左邻右舍全都半夜三更来敲门，医生还活不活了？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医生有什么办法？”
A教授结婚很晚，子女幼小，长子与我同岁，幼子刚刚十几岁，父亲猝死，家庭遭到巨大打击，家中长子，压力山大，对我说：“医生这种职业，就应该8小时上班，24小时值班，救死扶伤乃是医生的基本职业道德，见死不救，实乃不仁不义不道德也”，对B医生颇多指责。
A教授不幸去世，大家都很惋惜，双方的申诉听起来都有道理，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生存环境和医疗条件下，B医生应该怎样做才好呢？我困惑不解，只好把事实过程写出来，敬请列位看官评论，我的电邮是:"wahaha_us@yahoo.com"，期待着大家的反馈与指教。
(张又普初稿于2019年10月7日)
本文附有1份插图，还有简体字和正体字两种版本，如果想要图文并茂的pdf版，请电邮"wahaha_us@yahoo.com"。
资料链接：
西北大学：http://www.nwu.edu.cn/
引人深思。
我觉得，事情应该可以分为“必须，应该，最好，可以”等不同的级别。
我觉得B医生这么做可以（不犯法），但最好能帮把手，比如抬个人，叫个车等等。如果他懂急诊，知道怎么处理A教授的情况，他应该出手相救。
一个医生，不管是不是在班上，救死扶伤是不容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