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
—— 成都老宅的一些往事
往事如烟，缭绕心间! 母亲是成都人。50年代中后期从成都医校毕业，响应祖国号召，支援武汉建设，与四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武汉铁路局中心医院工作。后来与我父亲相识结婚成家。我出生后，因父母工作繁忙，我两岁时被送到成都老家，由外婆外公照料。临近上学的前一年，才回到武汉父母身边。
成都老宅，位于玉带桥街，现在回想起来依稀有些印象。街道两边是整齐的两层木制房子，每家门前都有一颗芙蓉树。老宅的前门是木板一块一块与门框上下咬合拼上去的，进门是一个厅，一张大方桌，两边是老式太师椅。厅后面依次是两个卧房，楼梯，厨房，楼上是几间卧房。厨房后面是一个与右边隔壁合二为一的露天后院。老宅隔壁右边是外叔公(外公的弟弟)一大家子。大门和住房是分开的，只是后院连在一起，便于孩子们玩耍。左边是一条封闭的巷子。
记忆中的童年，最高兴的事是大人带我到离老宅不远的书摊，大人们摆龙门阵，我就看小人书，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尽。
夏天，放假回成都，就喜欢坐在门口，静静地看着大街，人来人往。街对面是三孃家，三孃的女儿，我们叫她小姐姐，穿着碎花衣服在街面跑过来跑过去，像一只蜻蜓一样飞来飞去；挑担小商贩吆喝着：“酸辣凉粉、担担面，红油炒手、叶儿粑!”，那一刻，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跑出门，“来碗凉粉!”， “要得!”。 透明柔软的璇子绿豆凉粉，配上酱油、醋、辣椒油、花椒油、芝麻、花生碎、小葱...又麻又辣又香。返回武汉前，再跑到街头去吃碗凉粉....。尽管现在到餐馆吃饭，每次都要点一份川北凉粉，但总觉得味道差那么一点点!
成都人喜欢用排行来称呼，外公外婆育有我母亲兄弟姐妹四人，我母亲有一个哥哥、姐姐和一个弟弟，但排行却与隔壁外叔公家的孩子们一起来算。 这样算来，我母亲排行老四，被称呼四姐，四妹，四孃。我母亲的弟弟排行老五，被称呼为老五，五伯，五舅。据母亲说，解放前外公有一个自己的铜器店，专做铜器西式餐具，供应春熙路廖xx的餐具店销售，当时成都仅此一家专售高档餐具。大舅(母亲的哥哥)在外公的手下与另外4个学徒一起在店里工作，解放后公私合营，再到后来就归政府所有了，大舅一直在厂里干到退休，现在90多岁，生活自理。姨妈(母亲的姐姐)，1948年随在“国军”做飞行员军官的丈夫“撤退”到台湾，母亲说，机场匆匆一别，正所谓海峡两岸，在水一方，生死两茫茫。60年代初，姨妈因颅内肿瘤在台北荣军医院去世。姨父未续取，一个人将四个儿子带大。80年代，两岸解禁开放，通邮通航(不是直航)，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从香港转过来的台湾来信，方知姨妈去世的消息，全家上上下下都不禁潸然泪下。80年代末，姨父回成都探亲，了却重归故乡的心愿。其后，每隔几年，姨父都要回来看看，忘不了的乡音、乡情、乡土、乡味。2000年末，移居北美前，我和母亲、妹妹回到成都与从台湾来探亲的姨父、两个表哥见面，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的，谈着谈着就湿润了眼角。表哥拿着他母亲的照片对我说，看到我母亲就想到他母亲(我母亲的姐姐)，姐妹俩很像。而我母亲每当谈到她姐姐的趣事时，眼里都泛着泪花。母亲的弟弟，我们称呼五舅，文革前一年，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尽管成绩可以上北大清华，但由于家庭问题，只能进西南农学院，当大家都为五舅惋惜时，五舅却说比起班里那些成绩好、但因为家庭问题而不能进大学的同学来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五舅多才多艺，吹拉弹唱、吟诗作对，样样都行。家里人最高兴的事就是五舅放假回家，写对联，拉二胡，唱歌，说段子。有年我和妈妈、妹妹放暑假回成都，五舅说的段子，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播音员说的啷个子准的嘛！今天天气有拾朵云 (有时多云)” .... 。五舅大学毕业后，被分到成都近郊的金堂中学，从教化学、带班主任到担任几十年的教务主任，与全校员工一起，将学校从一个普通中学发展成为重点中学，每年高考都名列成都前茅。五舅和舅妈(在同一学校教物理)的两个女儿，一个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西南财大，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卓有成就。
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老城改造，老宅搬迁。2016年回国休假，陪80多岁的老母亲重返成都。表妹开车带我们到玉带桥街，在立交桥的桥墩附近，减慢车速，告诉我们，老宅的大概位置。今非昔比，雄伟壮观的现代化配套建筑，高耸入云，令人赞叹咂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甚感迅捷便利。俨然是一个大都市的成都，不输北上广。只有到宽窄巷子，文殊院等地方，才能看到一点老成都的模样。还有那让人流年忘返、经久不衰的各种小吃，忘不了的成都味道!
2019年12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