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抗震记事

1976 我在清华大学建工系给排水专业读书。同学36人，简称给三班。

7/28 唐山大地震，全城成为一片废墟。北京震感强烈。

8/24  学校指派给三班到唐山参加救灾，从北京乘卡车到达唐山。名义上参与抗震，实际上是对我们班年初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集体到天安门送花圈、以后又有人参与丙辰清明节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的惩罚。由工人宣传队成员做领导，同去的有本系的付、陈、徐、肖（女）等老师、以及基础课数学的朱季讷老师等。

到达后在煤炭医学院校园内搭活动板房，有顶无墙，上下铺。女生靠蚊帐外加塑料布作为保护。板房后的土堆里就掩埋着地震受难者。

8/25 下雨。清华用水车每天送一次限量饮用水，大家都把脸盆放在外面接雨水作为其他生活用水。为了防病规定每天定量吃生大蒜。

8/26   唐山大部地区仍没有饮用水，我们的任务就是与来自全国各地自来水公司的支援队伍一起尽快修复自来水管网。大约一周以后活动板房的墙壁运到。

9月初 搬到位于龙王庙地区的唐山市自来水厂。那里贮水池已恢复功能，有充分供水，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仍然每天外出随工人劳动：接供水管线、补漏。有一次挖到了埋尸的地方，按规定当即通知解放军来处理。

9/9   跟随同学老孙带领的队伍中外出劳动中听到有重要广播的消息。来到一个小学附近，从有线广播中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对国家及个人前途非常担心。

多数女同学逐渐脱离体力劳动，在水厂参加整理图纸记录，设计泵房等工作。只有我和另一个女同学继续每天跟男生一起出去劳动，查管线漏洞时还不免要踩到冷水坑里。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请假。后来有一天早上老孙他们把我们两人甩在了水厂，扬长而去。以后就没有每天都去工地。

9/27 早饭后准备上班，老李同学过来叫时任卫生员的我去看看朱老师。跟他进入男生宿舍，朱老师还躺在蚊帐里。人盖在被单里只有瘦骨嶙峋的一双脚露在外面。掀开蚊帐碰到他的手非常凉，触摸不到脉搏，再看眼睛瞳孔已散。据说前一天晚上他还在写思想小结，刻写材料。急忙抬上一辆小机动三轮车送医院，一路蹲跪在他身边做人工呼吸。其实我知道已没用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医院诊断已过世，领导决定我作为目击者护送遗体回北京。乘坐一辆小皮卡，风很大，我穿着工地的工作服，老李摘下他的帽子给我戴。还有一位作为领导的工人宣传队成员一起走。路上时有颠簸，没有枕头我就只能用手抱着他的头。车到清华园朱老师遗体送到校医院，身无分文的我向教研室的徐老师借了几毛钱乘车回家。

9/28  第二天校方向朱老师家属介绍情况，安排我坐在朱夫人身边。她是校医院的护士长，老党员。整个过程中都非常坚强冷静。以后校方和她及家属协调、安排追悼会等没有我的事，我就躲在家里看电视看书。

10月初 唐山天气逐渐变凉，出发时带的薄夏装渐渐不能抵御寒气。开始准许同学轮流回校取保暖衣物。

10/6 抓捕四人帮

10/9   还在北京的我听到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心花怒放。北京人真是厉害，没有什么消息能瞒住。第二天到学校看动静，教研室里没什么人。遇到极不得人心的教研室书记叶问我什么时候回唐山，答：等开完朱老师的追悼会。

10/12下午乘火车回到唐山。那时北京已经开始卖四个一串的螃蟹。

第二天党支部书记陈老师找我谈话，问北京的情况。回答只说有变化出了事，没有透露实情。给三班的罪名之一就是信谣传谣，我说“不能传谣言所以不能告诉你“。 与付老师谈话，只说了护送朱老师的情况。看来他们或有耳闻但还不确切知道抓捕四人帮的事。

将帽子还给老李的时候实在忍不住，透露了好消息。他很快就传给了另一些同学。

10/13左右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开始传达到同学中来自军队的干部。老杨马上将“北京有变、可能要熬到头了”的消息 告诉了因为清明期间去天安门广场而被隔离审查的同学小李。那时最安全的传播消息场地是厕所。在这以前在工地上劳动的同学就注意到有大量军车开往北京方向，纷纷猜测北京可能出事了。

10/15   清华党委向党员传达校党委五点意见，很多人觉得突然，惶惑不安的气氛和北京那种眉飞色舞的高兴情绪完全不同。

10/17   正式向全体师生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四人帮的讲话。

几个月来备受压制的给三班终于扬眉吐气了，立即写了一张针对校领导要求平反的大字报。党支部书记闻讯来劝阻，杨当面愤怒地反对，指出已不再是四人帮当道的时候了。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很多人当场签名。这是继一月份悼念周总理送花圈后又一次集体反叛。

同学们立即强烈要求尽快回校，暖通专业甚至有人扬言要扒火车。校方回应立即安排分批乘火车返京。

10/23 夜里下雨。晨五点半从丰润乘火车到永定门站，当即步行到长安街参加游行。鞋子上裤脚上都沾着泥，但非常兴奋。到处传唱着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10/24 到天安门开全市大会，回校很晚。不过大家都有很痛快，悬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