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美国人通常存在着两种典型的认知方式:
1. When you see it you believe it (also, I believe what I see).
2. When you believe it you see it (also, I see what I believe or I can only see what I believe).
第一种认知方式可以简称为我见故我在;第二种简称为我信故我在。严格地从哲学的认识论上来看,对这两种思维方式概括和描述,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出人类认识的复杂性和过程性,诸如对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感性和理性 、主观和客观等因素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存在和影响。这两个简单命题只是从一定程度上概括和代表了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认知方式的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科学和知识界的精英一向的崇尚尊重客观现实和科学知识,否则无法靠知识取胜,靠科技立国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美国的跨国大公司,华尔街的精英也一惯尊重商业贸易金融的经济客观事实,否则分分秒秒就要赔本赚不了钱。美国国防部和军队的精英们传统上也是非常尊重客观现实、尊重情报和知己知彼的数据分析,否则就要吃亏打败仗。当然,惨痛的教训也有,如当年打伊拉克的时候就在小布什误导下,CIA人为制造了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而发动了战争。总之,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现实出发,也是美国军队能够管理和使用世界最大的军事资源和人力资源。保持世界第一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根本原因。还可以从资讯传播和文化交流或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这种认知模式,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第二种模式的最主要成因在于, 近40年来中美之间各方面的资讯传播和文化交流还是处于一种单向交流模式,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中国人多多少少还了解美国,美国文化,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现实。相反,绝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没有一点感性的经验和认知,或者他们的认知水平都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经验和感受上。这些对于中国、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现实客观存在的认知差异,肯定是一个造成现在和将来中美各个领域战略误判误导和冲突的重要因素。
从近现代历史上来看,第二种模式的原因也在于,大部分美国人并不了解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的国家。美国大部分新闻媒体除了报道一点美国有关的外国热点新闻及重大的国家政治事件之外,一般并不播放任何有关中国的新闻。从美国人的集体心理意识层面来看,美国人就像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的演员,他们自己就是舞台的中心,从不屑于从观众那里得到反馈 (参见维基百Narcissism)。他们一直占据舞台中心自导自演、自拉自唱,充分的表达并自我感觉非常好,谁爱看不看,谁叫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呢。
最后,应该看到第二种模式的原因,也在于美国媒体对于中国一般是采取有选择性的报导新闻资讯。其特点是事实不完整而自己观点和判断非常多。比如,左派的CNN和右派的福克斯新闻,他们在重要题材的中国新闻和资讯的报告上,共同一致的一点都是有选择性的报导。其它的新闻就是人咬狗的八卦新闻、无厘头新闻和花边新闻吧。
尽管美国著名的电视台过去曾经有过亚裔女主持人,最新的一次终于又来了。美国NPR在11月8日的一个专题专栏讨论中,首次请了亚裔的美国记黄培恩参加讨论并发表看法。黃是在美国东岸长大,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毕以后从事了NPR新闻工作者职业。这应该是第一次在NPR上看到有亚裔记者直接参加报道和讨论。虽然当地的NPR两年多前也来了一位分管科学教育报导的亚裔女记者。
这个专题讨论时间很短,但是黄培恩和她的中国同事,所列举的事实和数字都很客观准确,他们的结论和观点也很正确可靠。"眼中有物,心中有数"。从她身上可以看到那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尽量追求报道完整的客观事实真相,而让观众听众们自己去判断的高尚职业品格和素质。美国NPR近年来一直拥有3千万左右的听众,这个报道的影响面是显而易见的。以下就是这次专访和讨论的译文。
美国可从中国对冠状病毒疫情的反应中学到什么?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NPR主持人玛丽-路易丝-凯利(Mary Louise Kelly):
2020年11月8日, 当中国试图在COVID-19感染出现后立即将其消灭时,美国却采取了一种更加放任自流的做法,即学会与病毒共存,即使这意味着每天有一千人死亡。
在中国,前几天,一个COVID病例使上海迪斯尼乐园关闭。穿着防毒服的卫生工作者对公园里的游客进行了病毒检测,作为追踪接触者的努力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人被卷入其中。整个国家平均每天报告的COVID病例远低于100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我们每天记录的COVID新病例超过7万个。而且大多数限制已经被取消。美国和中国对这一流行病的走向以及我们计划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因为冠状病毒和流感一样,在未来几年成为生活的常规部分。
那么从现在开始有什么游戏计划?我们可以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中学到什么?好吧,这里有NPR健康记者Pien Huang和NPR中国记者John Ruwitch来讨论这个问题。嗨,你们两个。
黄培恩 Pien Huang:嗨,玛丽-路易丝。
约翰-鲁维奇 John Ruwitch: 下午好。
凯利:约翰,你先说说我所知道的中国所谓的零容忍政策。这在当地究竟意味着什么?
约翰:嗯,这是自大流行病早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使用的方法,当时武汉被封锁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大约两年前。所以基本上,中国的边境已经关闭,对进入的人进行非常严格的隔离。在发生疫情的地方,他们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测试。所以会出现的情况是,人数不成比例。你会有一两个或几个疑似病例,而后果--不被广泛传播。
凯利:请允许我对这些数字持轻微的怀疑态度。
约翰:对。
凯利: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每天只有不到一百个病例。我们是否认为有任何漏报的情况发生?
约翰:很可能有漏报的情况。不过,我与两位密切关注中国的公共卫生专家进行了交谈,他们相信中国的统计数据大致正确。我的意思是,正如一位专家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并没有真正给病毒以广泛传播的机会。
凯利:我想,在上海的迪斯尼乐园就证明了这一点。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发生了什么。
约翰:正是如此。是的,有人参观了该公园,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然后不久之后,检测结果呈阳性。这是在他们离开迪斯尼乐园之后。而政府关闭了公园 -- 33,863名游客和工作人员被锁在里面。他们都接受了测试,并在第二天被放出来......
凯利: 哇。
约翰:......结果是阴性的。广义上讲,虽然你知道,这种方法对中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他们已经报告了远低于20万个病例和大约5,000人死亡。自从武汉的疫情得到控制以来,几乎没有人死亡。
凯利:培恩,请在此与美国正在进行的非常不同的方法进行对比,我们的做法与零容忍完全不同。
培恩:绝对的。是的,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把中国不到20万个案例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对比,我们已经有超过4600万个案例。即使是现在,在美国的每个州,COVID的社区传播不是严重就是很严重。但酒吧和餐馆都在营业。人们正在返回工作和学校。而美国现在的目标是真正专注于让大量人口接种疫苗。在上周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安东尼-福奇博士勾勒出了这一切的前景。
凯利:Fauci博士上周在那里作证。我知道--当我们上周请他上节目时--我在周五采访了他,并问,他是否有一个最密切关注的数字来衡量我们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情况?是减少病例数吗?是减少死亡人数吗?是否让更多的疫苗进入?他说,以上都是,你不能孤立地做任何事情。培恩,这与你报告中别人告诉你的情况是否一致?
培恩:每件事都有一点,但是根据我们所处的大流行病阶段,对这些事情的重视程度会有变化。因此,卫生官员说,他们一直在思考流行阶段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说,他们正在以流感为模型。因此,就其含义而言,这意味着减少对病例数量的关注,更多地关注严重疾病、医院容量和死亡。一些卫生专家说,我们也应该追踪长的COVID病例,特别是严重的病例。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流行阶段。在美国,每天有超过7万个病例,卫生官员说,让这个数字低于每天1万个就意味着病毒得到了控制。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的病毒得到了控制。但美国官员的意思是,在人们上学、工作、享受旅行和休闲的情况下,维持这种低水平的病例,所以美国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凯利:约翰,中国采取的方法有什么坏处?- 因为每天不到一百个案例听起来很不错。
约翰:是的。最初这对中国很有效。在经济上,中国能够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快地反弹。你会记得它是去年唯一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政治上,中国声称其方法是有效的。不过,现在情况更复杂了,而且随着三角洲变体在中国的传播,回报也越来越少。有更多的爆发和更多的封锁,特别是自夏天以来,它的范围更广。而且它显然对国内消费造成了影响,而国内消费是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你知道,当一些东西关闭时,比如电影院、购物中心和旅行受到限制时,会产生影响。政府的处境有点紧张。我的意思是,在该国的一些地区,有封锁疲劳的迹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被封锁的地方,你知道,他们大致上已经开始期待零案件。
凯利:那么中国的做法是否可以持续?
约翰:其他采取这种方法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正在转移方法,而中国则是独自在那里。不过现在,领导层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他们改变策略,代价可能会更高,你知道。三个月后,北京将举办冬奥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提前或在奥运期间爆发将是一场灾难。在科学上,也有很大的问号。我与陈曦谈了这个问题。他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公共卫生专家。
陈曦:不幸的是,中国没有数据来做决定。他们真的需要关于病毒传播和疫苗效力的数据来重新开放。否则,决策就会非常困难。
约翰:他的观点是,中国在扼杀病毒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没有关于病毒在国内传播速度的数据。他们没有关于中国疫苗在现实世界中对它的实际效果的数据。最后一点,中国的卫生保健系统人手不足,没有准备好应对高峰期,如果他们放松政策,这将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担心医院会不堪重负。
凯利:培恩,我在这里给你最后一句话。部分原因是中国和美国对风险的容忍度非常不同,美国人愿意忍受一定程度的疾病,甚至一定程度的COVID死亡,如果我们能够继续过着类似于以前的正常生活?
培恩:嗯,在风险方面肯定有差异,但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愿意容忍的程度也有差异。你知道,在美国,卫生官员一直试图在公共卫生和个人权利之间取得平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能非常不同。下面是阿肯色州卫生部长何塞-罗梅罗博士。
何塞-罗梅罗:首先,我们不可能做中国的事情,对吗?人们不会容忍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系统的自由范围内工作。
凯利:但这必须是非此即彼吗,培恩?在中国的做法和美国的做法之间是否有某种中间地带?
培恩:好吧,罗梅罗说,美国实际上是在中国的做法和英国的做法之间保持中间立场,英国几乎取消了所有强制性的限制,支持疫苗和人们的良好意识。请记住--直到病毒在各地得到控制,大流行的威胁才会结束。它开始于中国的一个城市,现在已经影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凯利:NPR健康记者Pien Huang和中国记者John Ruwitch谈论了对大流行病现在的走向的两种真正不同的方法。
谢谢你们两位。
NPR Original Report Link:
https://www.npr.org/2021/11/08/1053647178/what-the-u-s-can-learn-from-chinas-response-to-covid-infections
NPR Pien Huang Link:
https://www.npr.org/people/729920828/pien-huang?fbclid=IwAR1anX2Pdrfcg--OLuHdDR-wIK1WvREd3M9xAYKGj0EZ7QZy72eulT6VtB4
这是这些人本身的文化水平的局限性决定的,理解不了中国文化。
这事情上真正表现的是人类社会对于社会这个概念的看法的不同,中国人认为社会高于个人,如果社会能维持,社会成员就不会处于最糟状态,即使封城也会得到其他社会成分的支援。而美国人认为自由高于社会,如果社会不能提供自由,社会就没有存在意义。这个概念客观上让社会虚无化,最终成为社会成员不得不自己奋斗与病毒抗争,责任自负,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因为社会职能被削弱了。这是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档次。
NPR是不错的媒体,但经常在国际问题讨论上流于形式,缺乏深度,这与其听众的文化水平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