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读《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陈寅恪先生说：

 

“我们这块土地，这些人，终其一生，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是苟且有术；行路坎坷，不过是苟且无门。基本不过如此而已”。

 

议：这是有世界观的人才有的中国人观。这也是有了解放后的经历更坐实的三观。

 

《陈寅恪最后二十年1949—-1969》，就是一个民国读书人活受共和国的罪的记录，或者说，一个正常人活受一个不正常社会的罪的记录。

 

陈先生是知识人，是职业知识人。在民国时，他留学，教书，再留学，再教书。听不到他的思想，只听到他的知识传授。因他的知识水准，而受到尤其的尊重。这本身，说明着那时的社会正常。

 

陈先生在民国，说不上有思想。“独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在民国是随处可以听到看到的。但到了解放后，陈先生却显出很有思想。其实读他这时期里写的文章，诗词信件，也都老言老语，和民国时期写得没有差别。但却正因此，显出有思想来。

 

题外话：四九年之后的“有思想”，甚至像“异见”，放在民国，接近没思想；放在欧美，就是瞎想。

 

回到议题。陈先生的所有，像桃花源里的人物。他不知道，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别的活法。他的写作语言，是典型的半文不白，即不说“人话”；写的诗词，聊以自娱，给几个要好的看看；做的研究像写柳如是传，和以往的学术著作，一个风格。他的夫人，和他一样。

 

题外话：陈先生的夫人陈筼，写一手好字，那书法教养，在解放后的字迹中再也见不到了。她和陈先生一样，活在正常之中，不和不正常的周围融合。和陈先生一样，都有一种拒绝不正常的基因。

 

回到议题。解放后，到处在划革命和反动的界限。这是个坑。现在叫唱好唱哀，正负能量。陈先生睬都不睬它。不北上做社科院的领导；不参加大批判，大辩论；胡乔木等大官来了，就提出版书的要求。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在四九年跑去台湾，答：何必呢。是的，正常的人都会这样想，知识人，凭知识吃饭。到哪儿，有多少差別呢？

 

题处话：清末民初间长大的人，往往有种“迂”，被旧生活秩序给“洗脑”了，没法相信这种秩序之外还有别的生活秩序，“哪朝哪代都得凭手艺吃饭”，就是其中之一。自己有整理清未民初苏州生意人档案的经历。那些个账目，信函，便条，门帖，像一堵墙，把解放后的新社会挡在墙外，那里面的人情世故有如《城南旧事》，邓丽君的歌，和自己周围的所有，－点不搭。

 

回到议题。《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个地方写得不准，总带有一种拨乱反正的味道，总带有一种为陈寅恪叫寃叫屈的味道。而这正是新社会的味道。这本书，好读的地方是写陈先生的起居小事，怎么和阿姨相处，怎么让助手去借书，许多生活上的小习惯，等。最不好看的，是议论部分，所谓“反思”“反省”，其实就是另一种讲用稿和大批判稿。

 

陈寅恪的意义，在他的知识多得成了“教授的教授”，也在于他的犟，不合时宜的学术追求，更在于他按清末民初人的生活节奏过日子，不与时俱进。

 

题外话：新社会本身就是个坑，在里面呆久了，小粉红，六四人士，中国大妈，“懂什么叫外交豁免权吗？”层出不穷。

 

回到议题： 常临读清以前的碑帖。原以为，写多了，也能写出他们的笔下。近来，细读赵之谦尺牍，明白了，笔触结字都可以学，可那重书法教养，学起来，门儿都没有。联想陈寅恪先生，他就是一种正常人的人格。而在四九年以后的社会中，竟成了奇葩，说明着，这是个什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