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歌曲罗大佑童年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晃我小学发蒙到现在已经50多年。对小学阶段经历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仍记忆犹新。我母亲那时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那所学校没有幼儿园，长我几岁的兄、姐要各自忙着上学，所以家里没人看管我，我小时候在家也呆不住，爱整天满山遍野的乱跑，有几次差点在学校附近的堰塘里淹死。母亲怕我出危险，在我离正规入学年龄还差一两年的时候，就把我塞进了学校管制起来，她自己教的不是一年级，当时正教一年级也接受了我这位不足龄小学生的老师叫张云帆，那一年是1969年。五十多年前张老师的音容笑貌我还约略记得，但那时的照片稀少，下面是张老师的近照，仍依稀可见五十多年前的的风貌。

张老师很会讲故事。我一年级时听过的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放羊的小孩喊狼来了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还起到了立杆见影的作用。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教室可以向老师随时请求上厕所，只需举手后张老师同意即可。我刚坐进教室的头一两个月也如同在家里一样根本就坐不住，把去厕所当成了放风的机会，经常有尿没尿都举手，向张老师请求上厕所，而张老师也基本有求必应，同意我的请求。在一堂课当中，我上厕所的次数多了，张老师有时也会用很狐疑的眼神看我。听完这个狼来了的故事后，我再不敢没尿意的时候也举手要求出去假上厕所实为放风了，害怕哪次真的想尿时，张老师不准我上厕所。慢慢地我也变得能在教室呆满四十分钟了。

 

小学没有读几个月，就到了七零年的元旦。每进入一个新的十年，人们总是会很兴奋和充满期待，我们童年时代的那个70年也是一样，我还记得当时张老师教我们唱过一个庆祝新十年开端的元旦歌，只是歌词内容和旋律现在全都忘记了，只记得我们唱歌当时的欢快心情。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个元旦时期可能是国人最凶险的一个阶段，当时所谓的两大强敌美帝和苏修都对我们虎视耽耽，大人们可能时不时会听说苏修要从北部边境侵略中国的谣传，实际的情形是若没有美帝牵制的话，苏修极有可能已经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似的核打击了，我们这些刚学完人生第一课”毛主席万岁”不久的小学生也跟着爱冒险和为了当世界革命领袖把牺牲几亿国人都不当回事的毛主席”万岁“了。而我们五六岁的小屁孩当时哪会懂得这些呢，只知道享受进入一个新十年的欢乐。后来人生当中又过了一个又一个新十年的开端元旦，但甚至意义重大如跨世纪2000年的元旦，感受的快乐似乎都没有七零年危机四伏的那个元旦来得那么强烈。

 

我们读小学的七十年代，每学期开学前都需要报名，就是一个注册登记的过程。报名时要告诉老师自己的家庭成分，又还要交上假期完成的作业。每学期开学前的这个报名过程，对我都是一种折磨，因为我的父亲家里是富农，母亲家属小商贩，相应于此的有种家庭成分类别叫小土地出租。两种家庭成分都比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差很多，让我感到很羞愧。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每次都按母亲教我的，用小土地出租当我的家庭成分，比父亲的富农家庭成分稍微好听一点。我们假期作业一般都是每天写一篇字，而我这贪玩好耍的个性，经常是一个假期都从头玩到尾，到快要开学的前几天，才拼命地赶作业，一天可以写上很多篇字，以便在报名时向张老师交差。比起现在的小孩在报名前声称假期作业被风吹到了水沟里这样的机智套路，我那时在报名前拼命赶作业的经历，还算半诚实吧! 做作业不全诚实的后果，就是我现在手写的中文字，仍然象鸡脚爪扒拉的一样。

 

小学生的荣誉感和成年人一样强烈，对老师的表扬和批评都特别看重。我对小学大约二、三年级的时候受到张老师的一次表扬，记忆特别深刻，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而获得这次表扬的起因是我小时候的一次皮肤病治疗。小学低年级的那段课余时期，我仍是象发蒙前一样玩得胡天海地，对除了蛇以外各种小动物的把玩都无所畏惧。看到乡村田野上慢慢爬行的癞蛤蟆，我也抓过几次，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我的手上和脚上不久以后开始长一些小颗粒，然后开始蔓延，一颗变成两颗，然后三颗、四颗地发展。看医生后的诊断说是因为癞蛤蟆的毒液射在了我的手和脚上，皮肤就生出了这种叫修子的颗粒，它会在皮肤上不断的发展，按我们当地的迷信说法，修子发展到一百颗的时候，人就会遭雷劈。父母倒不是完全迷信的原因要想治愈我这皮肤病，也是感觉手脚上真若密密麻麻地长满这种小颗粒，会显得很丑陋难看，所以请医生给出建议和根治的方案，医生开的处方就是用一种叫陈艾的中药放在我长修子的地方烧，医生说只要把母修子烧死了，它们就不会继续在我皮肤上发展新的小修子，但对我这样一个怕痛到每次医生要给我打针时就把屁股紧紧抵着墙壁想抗拒逃避的小孩，六、七岁时要把陈艾放在手和脚上来烧，对我几乎是一件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事，实在很痛和难忍！尽管我极不情愿，但母亲恐吓我不烧的话，等修子长到100颗，我就活不了了。而我又更怕死，最后两害相较取其轻，我还是同意用陈艾来烧皮肤，陈艾的火星放在了我手脚上各烧了一、两分钟吧，我皮肤上的修子果然被灭掉了，后来再也没有继续发展。这治疗的过程张老师也很清楚，第二天他就在课堂上表扬我很勇敢，象那位战斗英雄邱少荣一样不怕火烧，我当时特别高兴和自豪，虽然内心也深知我的勇敢其实来自于更怕死。

 

我小学前几年的时候，成绩平平，大约在班上居于中游稍偏上一点的位置，记忆中张老师对我小学前几年没有过因学习成绩突出的表扬。虽然我成绩并不拔尖，但还算能跟得上学习进度，所以尽管年龄是班上最小的，几年读下来一直没掉队因而需＂补锅＂降到更低年级。学习上受到张老师嘉许并不多，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大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语文课上有篇课文半夜鸡叫，在那几十页的语文书上可能占了七八页吧，算是较长的一篇课文，张老师要求我们全班同学都争取能背诵，虽然这并不是硬性要求，我们仍然很努力想背下这篇课文。但过了几天后，班上几十位同学中真的能粗略背完这篇课文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我还记得张老师和我倚在教室门的两边，张老师拿着我的语文书，听我一字一句背诵的场景，我背课文越到后面时，他慈爱的眼神中越充满了嘉许。

 

说了张老师对我的表扬，也来说一下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张老师对我的批评，这次批评源于我小时候对电影的痴迷。我生长的小山村，小时候看电影很不容易，虽然那时候看来看去都是那八个样板戏，我们仍然趋之若鹜。流动电影队到学校操场来放露天电影的机会，一般要一年半载才会轮上一次，所以娱乐饥渴的我们经常要去邻村邻镇看电影。我们通常在天黑前一小时出发，走上十几里山路，看完电影后再摸黑回家。有一次我特别想去邻镇看电影，但母亲担心我的安全，不同意我那天晚上出门，我就使性子和母亲闹，赖在宿舍前面的台阶上不肯回家。母亲说服不了我，但她知道怎么使用杀手锏，去搬来了张老师。张老师过来批评了我几句后，我就乖乖地跟着母亲回家了。可见，小学生怕老师甚于怕父母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小学五年级第一学期还发生过一件事，让我记忆很深刻。有一天上午张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开着的教室门突然就进来了一位陌生的大汉，他什么也不说就走上讲台，拿过张老师手上的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起来。我们坐在下面的小学生全都莫名其妙，不知闯进来的这位不速之客是什么人，也不知他想干什么。但张老师很沉静地站在讲台边，等着那个大汉写完画够，这样至少过了好几分钟，那个人才自动走下讲台离开了教室。事后张老师才告诉我们，刚进来的这位大汉是邻镇上姓肖的一位疯子，知道这真相后让我们小孩子们都感到很后怕，而张老师在讲台上明明知道面对的是一位疯子，仍保持沉着冷静，没有任何应对失误地刺激和激怒那位疯子，保护了我们全班的小学生。

 

略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我发蒙的张老师班上一直读到毕业。五年级第二学期，我读了一两个月后，因母亲调动工作，我跟着迁到了邻镇的小学继续读书。这样，在我发蒙的班上离毕业只差三个月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张老师，但他并没忘记我这位学生。那年夏天，他有次路过我们小镇，专门来看望我，并送给了我一张全班的毕业照，虽然那照片上并没有我，但上面的每一个人我却都认识。令我大感遗憾的是，由于家里造房和居家的多次搬迁，那张我小学发蒙的全班同学集体照片后来竟不知不觉中遗失了。

 

记忆中七四年夏天张老师带给我毕业照的那次见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两月多后我就进了中学读住学，一周或两周才回家一次，和张老师也逐渐失去了联系。感谢现代科技带来的通讯便捷，不久前又联系上了张老师，知道了他的近况。1929年出生的老师，现在已快93周岁，但身体仍然很健朗，下面是他最近钓鱼的场景。

 

张老师的健康长寿和他开朗乐观的人生态度很有关系，他家庭出身成分地主，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遭到学校教师同事们的不公正批判。前段时间和他儿子，也是我发小的朋友聊起了这些往事，知道张老师的心胸很豁达，他并没有对批判过他的同事们有任何怨恨。相反，他是带着一种宽容和理解的心态看待那些教师们在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他知道如果那些教师不在政治上积极表演，他们自己也无法过关。所以张老师在心中早已原谅那些批判过他的同事，没有任何忌恨。想起我自己每学期开学前去找张老师报名时因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而畏畏缩缩的心态，感觉那个年代如张老师这样成年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和我们小孩子一样有着类似的压抑，所幸我们现在从时空上都已远离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环境。但让人揪心的是，中国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在让历史重复，宣扬个人崇拜和鼓励告密、举报的那一套又在死灰复燃。但愿那个疯狂的政治挂帅、同事互揭、师生相斗、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恋人举报，人人都以邻为壑的文革疯狂时代永不再来!

 

祝张老师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