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个人博客
今天本来公司的事情很忙，从早上7点多起床，就一直都在开会，包括和几个项目组讨论，和客户服务沟通，以及和上级的简短汇报等等，四五个会开完，就已经快12点了，感觉是一个比较忙碌但是又普通的打工人的一天，不过是简单的重复，直到一个朋友的短信点醒了我，他问我还记得35年前今天吗，那个曾经的热血沸腾的初夏，我回复 --- 永生难忘。
回忆的飞轮在脑海里迅速飞转，像电影画面一样重新浮现，那一幕幕的过往，还有深埋在内心的热血，都一一被唤醒。
1989年的五月，当年还是大学生的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也都有意或者无意的被卷入了那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记得4月15日，出生于湖南的胡耀邦总书记的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的大规模悼念活动，相隔1300公里以外的长沙，空气中也笼罩着悲伤的气氛。湖南各高校的学生们为自由和民主大声疾呼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超过300座城市的学生、工人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发表后，中国政府将这场政治运动定性为“动乱”。其实这个时候才是六四学运的真正大规模爆发的开端。
当时几乎所有外国记者都在北京报道戈尔巴乔夫访华，因此中国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鲜少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而作为一些普通的学生，每个人的参与都是历史的事实，我想也要记录一下当年的故事。
最开始的四月底，大学校园内已经有了声援北京的声音，而且有部分学生开始组织在校园内的聚会，记得我们班有个积极分子，在学生宿舍外张贴了一个英雄帖，邀请更多的学生参与，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还在白底黑字的大字报上用血书自己的签名（当然是不是真的血也不知道哦）。然后，校园内的活动从极少数的学生，还是成为了很多学生参与的活动，各种大字报和宣传传单都在校园内散发。
大约是五月初，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已经参与到学运活动，当时主要的目标还是反官倒，要求民主自由还是次要的诉求，记得那个时候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如何找到大货车，从湘江河西的大学区，到湘江河东的省政府门口去游行静坐，有时候没有顺路的车，就会从半路下来走过去，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年有不少女同学也和男同学一样，冒着长沙五月的高温闷热，一路从河西走到河东，而且还在半路给市民讲解学生运动的诉求，记得一个大娘好心地劝女大学生不要参与，说是“冒得意义，不会改变什么的“，女同学回答说，"如果没有任何人出来要求改变，就永远不会有改变”。
这里要简单复盘一下，当年的反官倒的背景。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
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但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中国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66]。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
除了官倒这种全社会都能感受到的问题，对于年轻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求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59]。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
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
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等。
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激进反改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官方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等。
因为反官倒的诉求得到了社会很多民众的支持，我们学生的很多活动也被社会大众给予了各种支持，比如我们出行很多时候都是招手，问到如果是去湖南省省政府门口去静坐，就会被很多司机免费搭上顺风车。而省政府门口，湖南省各大高校的学生，也都会收到很多的免费饮食，包括包子，大饼，豆浆，面包，面条等等，一时间，省政府门口是各个高校的旌旗招展，学生也基本上按照高校各自占据自己的静坐地盘，静坐一般不需要绝食，而且即便是绝食，通常采用的也是轮流，就是一个人绝食两到三天，身体不适，就会换人绝食，而且当年的湖南省省政府还算开明，除了布让学生进入大院，在外围都是可以的，而且还有专门的医疗救护车全天候在场，防止出现真正的绝食抗议成为大学生过世的事件。
后来的活动发展到，除了在湖南省省政府门口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少数的学生北上到北京，参与到天安门广场的静坐活动，这些学生也都成为了当时的明星，记得他们去北京的火车车票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集资，而且带着大量的有湖南高校特色的传单和物品，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成为了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圣地。
当年的我就是北上北京的一员，记得是在一个傍晚，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邀请，说今晚又有一批学生准备北上，当时很多的火车对于学运学生都是免票的（其实就是给一个坐在卧铺地板上的特权），要不要一起去，我当时没有多想，去北京玩一趟也不错，大家一起也有个照应，就一起出发了，记得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其它都没有带。
除了年轻人的群体冲动，还有一个影响来自父亲，当年的父亲因为经常关注世界大事，对于世界的认识，对于民主自由的理解已经远远高于多数的其它长辈。当我的其它长辈还在极力劝阻我们这一辈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时，我父亲的话让我深深震撼，“中国需要年轻人出来做出改变，但是记得保护好自己，不要低估这个政府对于普通人的压迫，自己注意安全”。
记得那是一个五月下旬的早上，到了北京火车站的我们，尽管有一夜的疲惫，但是同时也非常兴奋，火车站离天安门广场并不太远，我们在站前的学生接待处，拿到一些免费的早餐，稍作休息，就向天安门出发，一群人大约有7个，来自三个湖南的高校，5个男生，2个女生，各个都是朝气蓬勃，对于未来的中国充满了希望，期待自己可以成为改变中国未来的一员，向着天安门进发。
到了天安门，被湖南高校的接待处（一个桌子外加几把椅子）安排好，到湖南几个高校集中的地方，有帐篷，有折叠椅子，记得有个学运领袖正在旁边的空地慷慨激昂的演说，那时的年轻人多数都不擅长于演讲，听到这种演讲还是非常新奇，后来才知道是王丹。
天安门广场上是旌旗招展，人声鼎沸，这种场景对于多数的大学生都无疑是心情激动，而且感觉自己投入的学运是有价值的。
当然，生活还是生活，几个同学白天基本上是溜号去北京各个景点玩一下，包括颐和园，天坛，但是有些活动是大家都要参与的，包括游行和去散发传单等等，其实比在湖南省省政府门口的活动规模大很多，但是也没有特别的不同。
四天后，六月一号，我们三个同学又一同回到湖南，当时的天安门已经非常紧张，有关调兵来镇压的传言也已经愈演愈烈，我们回去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学生身体不太好，大家就一同回去了。不想到，三天后，六四运动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血腥镇压发生了。
三天后的那一天，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记忆，三十五年是个漫长的季节，作为一个曾经向往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的学生，都已经从青年成为了中年，年轻的一代，如果是生长在中国，可能都被有意的屏蔽了六四的事实，而我个人感觉很欣喜的是，海外的华人子女，居然很多都是知道六四的，让人感到欣慰。
很多人认为六四会被人忘记，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作为六四的一代人，作为一个当年学运的参与者，我个人是有信心的，中国人民不是不愿意接受民主自由的体制，而是更加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当他们的切身利益被打压，甚至是被伤害，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反应，白纸运动，最后一代，都是现代中国人的诉求，而不能改变就润，也是一种选择，中国依然有希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有希望，民主自由也有希望，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但是当年台湾，韩国也有几十年的独裁，最后也有了改变，中国为什么不能改变呢。
注：
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谈，就是有人问，中国人生活如此好，国家如此强大，为什么还要去争取什么民主自由呢，我想借用多伦多方脸的讲解，追求民主自由法治的本质是追求个人权益，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如何在和平的环境下，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决策和改变政府的政策，同时保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就如同很多粉红大骂美国立法准备要求TIKTOK转移股权控制一样，如果你是TIKTOK的中国拥有者，你是希望面对一个先立法，然后可以上诉，还可以发动用户反对的美国政府，还是面对一个给一张A4命令，要求关门，然后公司发表声明，感谢中国政府的关门要求呢，同样的对于个人利益，你是愿意做孟晚舟那样被要求带着电子脚铐，继续住在自己的加拿大豪宅，还是愿意像加拿大人那样被中国政府打入监狱，不得和其他人见面，饱受煎熬呢。
"粉红他并不是敌人，他也是在追求自己的权益, 只是他们在洗脑之下，没有办法认识到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权益"
自由是最大的幸福，你努力过！写了，就是继续努力，感谢你们的付出。
我家小弟也是高中生，属于看热闹那种，但是那个的确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们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下定决心，出国留学
的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不过是被每天的生活琐事淹没，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真的是一腔热血
二战时，一个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写的：“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国内，包括海外很多人都信奉一个”经济发展“优先于”民主自由“的理论，其实也是ZG洗脑最多的方向，但是经过三年疫情之后，很多人突然醒悟，知道如果没有”民主自由“这种基本权力，即便是个人财富，甚至是生命都可能是没有保障的
应该说，大多数的国人都因为经济发展满足了个人的基本欲望，停下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脚步，这个其实是和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匹配的，但是我个人还是相信，民主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力，不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或者说，迟早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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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真的强大吗？普通人们的生活真的如此之好吗？拿什么作“强大”和“好”的标准？
一个强大的国家会怕民怕得要死，连事实都不敢让你知道？举张白纸都抓你去坐牢？
一个国民生活很好的国家会有6亿人月入只有1000元？农民们连医保和退休金都几近没有？
退一万步讲，国家确实强大了，人们也确实生活非常好了，“国家”就可以随意剥夺国民的自由吗？
人不是圈养的猪，只要喂吃喂喝，静等出栏就行。
自由也罢民主也好，都是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人”，最最基本的权利。
人最基本的权利都被你剥夺时，你却告诉他你生活的这么好你就偷着乐吧，这样的政府比强奸犯都让人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