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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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提供了新的赋权手段，但是民主却仍然在原地徘徊。这是怎么了？技术为何没有给这个世界上带来更多的民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托马斯·卡罗瑟斯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向专家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以便从不同的专业和国家角度了解他们的观点。
在列举专家们的回答之前，卡罗瑟斯指出，在世界上的许多民主国家内，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生的，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并且缺乏公众信任。
因此，要如何调和以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全球现实？即促进个人赋权进程的技术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无法推进的民主？
卡罗瑟斯引用了这些专们家的回答，并以他自己的简短笔记作为总结。以下就是专家们的简短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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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米迪亚尔”网络政策总监马丁·特斯尼表示，其中部分的解决方案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关键事实，即聪明的威权领导人能够通过采取措施来压缩公民空间，以限制技术对普通公民的潜在影响——正如他们在许多国家内所做的那样。他们为了私人的反民主目的而使用新的技术，例如监控民主活动人士的行踪和行动。
除此之外，新的技术正在生活中许多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方面为个体赋权。例如，让穷人获得以前无法获得的银行服务，并帮助一些贫困社区确定其财产权。
在特斯尼看来，较慢形式的社会和经济赋权，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专制与科技
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研究员拉里·戴蒙德认为，造成这种悖论的一个原因在于，民主的全球财产受到许多不同的因果因素的影响。
虽然目前存在一些支持民主的因素——例如大规模的经济发展、使公民能够表达其意见的“编辑技术”的广泛传播（尤其是手机），以及公民社会更为广泛的发展，但是，这些因素的积极影响正在被另一些有害因素所侵蚀，而遗憾的是，这类有害因素还在不断增多，例如专制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发展、成熟民主国家的效力和决心不断下降，还有倾向于破坏主要发展中地区建立人权和善政的努力的“反恐战争”。
在戴蒙德看来，需要在国际和国内行为体之间建立坚定的伙伴关系，以防止“脆弱的”新生民主国家因系统性腐败和种族冲突等问题而脱轨。
最为艰巨的任务
福特基金会民主参与和治理主任拉克什·拉贾尼认为，广播、电视、独立报纸、平价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允许任何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低廉成本在任何地方产生并分享其想法，以至于统治当局无法再隐瞒发生的事情和人们的想法。
机构的作用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黛安·德格拉蒙认为，技术可以成为民主活动人士手中的强大工具，以帮助他们引导和宣传针对政府的批评，并找到潜在的盟友、协调公众抗议，从而自然地成为一股解放力量。
尽管如此，在许多国家推进或巩固民主的挑战，不仅在于为公民提供表达的渠道，还在于建立能够响应公民需求和需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可信机构。
根据德格拉蒙的说法，政党是大多数新的民主国家（旧的亦是如此）内“最为薄弱的环节”，在她看来，公民们并不信任或尊重这些政党，但是政治学家们普遍认为，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民主是不可行的。
情况很复杂
专家们对新通信技术在过去几年来对世界民主进程没有任何贡献的原因所进行的解读，被作者托马斯·卡罗瑟斯归结为以下3点：
- 首先，现在就讨论全部的效果还为时过早。
- 其次，存在其他的因素，部分超过或限制了这些技术潜在的积极影响。
- 第三，技术并不能解决建设民主过程中的一些根本挑战。
解读：
技术和民主本身没有直接的联系，就如同当年德国的技术进步被民主选举的纳粹合法的绑架，进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很多的技术进步，比如监控技术等等，并不是和民主绑定的，民主本身的基础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参与决策的基本权力（直接或是间接），而且都有和平接受民主决策结果的道德基础，两者缺一不可，现在的技术很多都和民族主义做了结合，并不能达成全球共同进步的目的，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建设是两条平行线，在我看来没有绝对的联系，就如同富裕程度也不能直接带来民主一样。
（文章内容来自网络）
社会体制是文化的结果，文化是经济环境的结果，经济环境并不是技术可以限定和规范的，比如你见过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哪个公司是民主制度，而不是威权体制？
而且文化的变化是几代人才会发生的，而技术的发展才有多少时间？
还不如琢磨一下为什么民主体制国家更容易发生对外战争更有意义，这是不难解释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