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毛泽东后的中国和世界

失去毛泽东后的中国和世界


从现实的角度看毛泽东，或者说，失去毛泽东后中国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讲一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基础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首先就是现代工业体系。经过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几十万个国有企业，没有人民公社制度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根本没有对象的。还有一个方面是国际环境。中国把国门打开，前提是外面没有强盗，或者说是外面的列强已经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存在，在文革时期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已经秘密访华了。在1972年前后，大批西方国家或者是西方阵营的国家和中国建交，包括意大利、奥地利、加拿大、英国、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文革中的中国重返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70年代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战争的胜利。从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国和美国直接或者间接交手，而且美国都失败了。尤其是第二个战争，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失败得更惨。美国当时急于从越南抽身。他承认了中国的胜利，所以尼克松到中国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和毛泽东会谈。当时美国媒体评论说，尼克松是举着白旗到中南海的。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所以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工业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两个基础，比如假设越南战争中国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会收得更紧，中国就根本没有改革开放的机会，因为在门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环伺，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所以说，如果人们能正面评价改革开放的话，千万也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奠定的基础。

 在1971年的文革中的新中国，国际环境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政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就是9月13号林彪出逃，即林彪事件。人们都知道，林彪在文革中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他的这个地位甚至被写进了1969年中共九大重新修订的党章里面，这个党章写道：“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写法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是1971年林彪叛逃。这样一个对党对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出现了这样一个逆转，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打击非常大。文革结束以来直接导致了“革命”概念在社会上的失落。以至于和“革命”相关的一系列价值，随着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取消,  文革被否定和抹黑之后,  比如对“人民”、“党”、“领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个负面的概念，文革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泽东还是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物。 对革命的妖魔化还没有结束，甚至对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种半丑化的笔法来写的。那里边的孙中山像一个小丑，而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这些按照原来革命的叙述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负面形象的人，却都相忍为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稳健派人物，孙中山则活脱脱像一个八九之后在美国在西方的那些穷途末路的民运小丑。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后，对革命妖魔化的一种体现。还有就是教科书，如上海的历史教科书把毛泽东与历次农民起义的篇幅大大压缩，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教科书和电视剧都是控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对革命的批判还仅仅是在学术界、知识界，到90年代末以来，就渗透到了主流媒体，渗透到了电视和教科书，这是值得中国共产党反省的。今天中国面临的现实，就是革命价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连带的一系列价值都不再成其为价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弃。还有就是启蒙价值的破产。

启蒙价值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经被表述为“第五个现代化”，所以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上的含义。北京大学在1980年10-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竞选活动，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北大有两个名额，满18周岁的人都可以竞选。当时北大出现了十几个以上的竞选班子，非常热闹，天天晚上都有竞选人演讲，演讲主要是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对中国未来的畅想，等等。当时有一个竞选人，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实际上在社会上也有人提。就是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之后，还有一个政治现代化，而这个政治现代化就是指英美体制，就是多党制、代议制。或者用90年代的说法叫“回归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也是启蒙主义的理想。

 20世纪中国人有两大理想，一种是革命的理想，一种是启蒙的理想。刚才说了革命理想已经解体了，启蒙理想不久也破产了。启蒙理想的破产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国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后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民下海，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都在想怎么经商，怎么赚钱，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包括启蒙主义理想。大家觉得，在中国建立多党制、代议制没有现实的可能，最大的实惠还是跳进商海，捞一些现实的好处。八九事件和南巡对启蒙理想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识分子就开始讨论人文理想的失落问题，就是启蒙理想的失落问题。他们当时感觉到了双重的挤压，一方面是以八九事件为代表的国家机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挤压。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所以《上海文学》杂志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两个理想破灭之后，中国就面临一个信仰的废墟，就出现了信仰的危机，精神的空白，以至于现在全体人民周围的生活都能感觉到。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种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可以说随处可见，调侃、嘲讽和混世，这就是理想瓦解之后的一种症候。

到了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面对或者目睹了知识界从社会良心这个位置上的退却。知识分子首先是以“知识”来界定自身的，它生产和传播知识，这是它的基本职能。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要从“知识”上升到“良知”，就是说，不仅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一种知识，而且还有一种价值立场。但是在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从“良知”这个立场退回到了“知识”的立场，甚至还在往后退，连“知识”的立场都守不住了，出现了大量的学术泡沫、学术腐败。这些都和两个理想的破灭有关。这是中国大陆今天的现实，是失去毛泽东之后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看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迅速沦落。这个沦落都是体制上的原因。首先是农民的去组织化，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组织，又分散成了秦汉以来的原子化的小农，五口之家的小农。当年孟子就在说“五口之家”，在战国时期农民就是这个状态。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农民又退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状态。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进入90年代以后，出现大规模失业下岗的现象，同时原来的各种社会福利也一一丧失。这几年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医疗、住房和教育的负担。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提到，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公民享有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当时说，重要的是要让人民掌握社会政治权利，就是管理国家，管理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利，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因为文革被否定以后，人民群众首先没有掌握到社会政治权利，所以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在90年代也开始丧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医疗、住房和教育，这在过去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时期是由政府来负责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特色政权或者说公共权力，把这三项福利甩给了市场，由资本来支配。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现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资本和市场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面对劳动人民的支配，对农民工们的压迫和剥削作用。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的情况。90年代以来，鸡的屁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相反却导致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的恶化，北京的沙尘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污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时还有社会生态，这在北京感受不那么强烈，因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强大了。在其他城市和农村，在基层，每年有几万起以上的群体事件的发生。

 所以，当革命和启蒙那两个理想破灭之后,  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崩溃之时，中国人的心中再也没有一个神圣的东西，所以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失去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视野，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捞一些实惠钱财物。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正当的伟大的事业的话，他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违法乱纪，捞取那些物质利益，因为一种事业背后是一种信仰，对人的激励和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文化问题，就是精神崩溃，没有了未来的视野，只剩下现实、实际和实惠。而毛泽东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制高点。

大家知道中央高层有“20年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这个目标，似乎是一个未来的视野，但实际上分析一下就会看到，实际上算得都是经济帐。一本非常权威的关于学习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辅导教材说，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要达到4300亿美元。当时中国人口是14亿，那么人均GDP是要达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个指标，剩下的是国民人均收入，城镇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币，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币，恩格尔系数要到40%以下，以及电脑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个指标基本都是经济指标。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人好像对未来只有经济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这就是今天中国人的困境。

 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泽东的逝世，以及毛泽东所代表的价值系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关。而这一点，在毛泽东逝世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就已经被感觉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大常委会在毛泽东逝世时发表讣告说，毛泽东的逝世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在周恩来逝世的时候讣告是说“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其他人党政军领导人逝世都是说“重大损失”。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逝世的一个估价。

在世界上，当时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发来了169封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和他们的代表到当地的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了半旗。当时国家的数量没有今天这么多，今天因为南斯拉夫、前苏联解体等等，包括东帝汶独立，增加了很多国家。另外，人们都知道这几年中日关系不好，以至于首脑会晤多年没有实现。中日之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互相的好感越来越少。但是，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逝世之后，在日本，从日本的首相、藏相、参众两院议长，到各大在野党领袖和国会议员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还有普通群众一万多人，都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吊唁。东京举行了规模庞大的追悼大会。当时中国是在9月18号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与此同时，除东京的追悼大会以外，日本的神户、横滨、千叶、札幌、大阪、爱知、长崎、福冈等大城市，都同时举行了追悼大会。许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处挂起了毛泽东的遗像，并走上街头散发悼念毛泽东的传单。当时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后来也做过日本首相，他说：对毛主席，“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国内后来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三七开。当时的藏相大平正方，后来也做过首相，他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中国隋唐时期，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巅峰，当时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学生到中国来，当时中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国度。日本后来的“大化革新”，起主导作用的精英都是从中国回来的留学生。中国是日本的中心，而这种中日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毛泽东时期短暂地恢复了。而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国力对比和隋唐时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中国是在1949年以后才建设不到30年时间。但是当时毛泽东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从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当时世界各国政要对毛泽东都有很多的评价，非常多，念不过来。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纳的总统，他说：“他(指毛主席)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来，我们越来越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体会。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么反过来讲呢，在他逝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会处于一种什么境况呢。正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向右转的思潮。比如在发达国家，美国的里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他们都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了相应的改革。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阵营到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类似一个变化，这是毛泽东逝世之后世界历史的一个动向。

 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中国1978年底开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现了伊斯兰革命，扣押美国人质。从此，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承担了原来主要由中国承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使命。但是，应该指出，从伊拉克战争以来的情况看，恐怖主义游击战的性价比太低。牺牲了那么多游击战士和无辜平民的生命，却仅仅消灭了2800多个敌人。过去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这也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贡献，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这是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人民军队越打越强，越打装备越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敌人同归于尽。说到底，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这种情况也是因为缺少了像毛泽东那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指导，仍然属于失去了毛泽东之后的一种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