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白霭邻（Allen Bai）， 是隆石达大学（社区大学）卡车驾驶专业大一学生。PBS的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以后，我和我仅有的另外两个亚裔同学约在我家里一起看节目。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几个好久没有在一起聚会。本来那天天气不错， 我们准备后院烧烤。火刚刚点起来，就来了一场大雨， 只好转移阵地，带着烧烤的食料来到我父母经营的小餐馆里做室内烧烤。我们边吃边聊，大家一致同意开中国餐馆起早贪黑辛苦， 每年总要遇到一两次抢劫的事，还会有生命危险，我们这一代亚裔是不会再干了。朋友史高特说，我们要让二十年以后的《亚裔美国人续集》有我们亚裔美国人开着大卡车在美国讨生活的镜头。这将是美国华裔历史更加辉煌的一页，是我们这一代亚裔美国人奋斗的诗章。
作为这个学期写作课的作业，任课老师曾建议我写一篇《亚裔美国人》的观后感，或者写一首诗也行。可是，我发现在这个时候很难作诗。我不想只关注我自己族裔的历史和故事，而不去了解和认识所有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哪怕是在今天。鉴于明尼苏达州的抗议活动是由警官暴力执法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发的，我特别想谈谈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歧视和敌视。如果我们不认真反省，这种态度会给我们所有人招来暴力。
我们亚裔美国人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存在着被社会敌视的言论和成见。我从小就听到亲朋好友（甚至我的父母），对美国社区微妙的、有时明显是逃避主义的谈论：我们不在主流社区长大；主流社会有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跟所谓的社会人交朋友，不要卷入个人解放运动中。
他们的意思很明确：我们是被歧视的少数族裔——厨师，按摩师，听话，安分守已，没有成就。我们跟主流社会的精英不相干；我们只会站在地上仰望高山上的那些人。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包括我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加有关主流社会的讨论，哪怕我们被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杀，哪怕我们在自己的社区被无情地枪杀，哪怕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哪怕我们的父母因为开杂货铺而惹来杀身之祸时。
我们亚裔美国人宁愿相信我们将会在某一天幸免于歧视。毕竟，我们中的有些人生活在富裕的社区，把孩子送到顶尖的大学，从事舒适的专业工作。正如诗人Cathy Park Hong所写，我们相信我们是“下一个……被同化的人”，我们会获得少数人所拥有的特权，会从因为阶层导致的所有负担中解脱出来。
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 远离富裕的社区，也进不了顶尖的大学，不能从事舒适的专业工作。我们的父辈们生活更加清苦：我父亲跳船来到美国，在中餐馆一干就是三十年。前头十六年没有身份，是全社会最受歧视的那一层，每年只休息一天。慢慢地从打杂，油郭， 到炒锅。我小学期间，父母没有来我们学校参加过一次家长会。我抱怨他们不关心我，不关心我的学校，不关心我们的社会。五年级的圣诞节前，妈妈犹豫很久后对我说：要不妈妈今年就来参加一次学校的圣诞节活动吧！ 但参加学校的圣诞节活动，加上来回路上的时间，可能要损失40美金。在我们家，40美金当时还是一笔比较大的数字，会影响到那个星期的收支平衡。所以妈妈说，那样的话就没有钱从学校里买圣诞包装纸了（学校的募捐活动）。我考虑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参加学校的募捐活动， 妈妈却没有参加学校的圣诞节活动。
在家里， 父亲有时也会抱怨生活的艰辛，社会的不公平。但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乐观的。他一直对我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匹夫，就应该为社会创造财富，脚踏实地为下一辈美好生活铺路。
他还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生存一直是有条件的。十九世纪当中国劳工初来美国时，他们被私刑处死，《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确针对某一种族群体的联邦法案。当早期的亚裔移民，如Bhagat Singh Thind，试图申请公民身份时，所有亚裔美国人都被剥夺了法律人格权，而直到1965年，法律人格权只能授予“自由白人”。当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并拘禁在集中营。当冷战达到顶峰时，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华裔美国人受到联邦特工的恐吓。很多家庭失去了工作、生意和生计。当新冠病毒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攻击、唾弃和骚扰。我们被指责为“病毒携带者”；我本人最近就被指是“吃蝙蝠的人”。我们误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表现出色，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太舒服——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我们曾经遭到的启示：1982年6月19日，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因来自日本的竞争而每况愈下时，27岁的华裔陈果仁（Vincent Chin）走进一家酒吧，庆祝即将到来的婚礼。被解雇的白人汽车工人Ronald Ebens和他的继子Michael Nitz也在场。陈果仁离开酒吧时，那对父子跟踪他，把他逼到一个麦当劳的停车场，然后用金属棒球棒猛击他，直到他的头颅开裂。他们对陈果仁说：“正是因为你这个婊子养的，我们才失业。” 后来，这个谋杀案传开，在美华人义愤填膺，要求判Ebens和Nitz有罪。谋杀陈果仁的凶手们只被指控犯有二级谋杀罪，罚款3000美元，没有坐牢。郡法官Charles Kaufman说：“这两个人不是该被送进监狱的那类人“。那么谁该被送进监狱呢？
观看《亚裔美国人》时，我被陈果仁的妈妈Lily的视频片段深深地困扰。她是一个小个子华裔女人，长得像我们的奶奶，或者我们的妈妈，姨妈姑妈。在镜头前，她的脸皱巴巴的；她哀求和哭泣的声音可怜得像动物一样，“我要为我的儿子伸张正义。”
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很多美国人遭受的野蛮暴行相比，但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美国人发起的民权运动。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亚裔美国人才不再被称为东亚病夫；正是因为美国人呼吁结束种族主义的住房政策，我们才得以和所有人住在同一个社区；正是因为美国人反对种族主义归化法，亚裔美国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并得到了法律的正式承认。正是因为主流美国人的社会活动，陈果仁这样的故事才被人们记住。我们之所以有坦然地成为“模范少数民族”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或因为我们努力，而是靠主流美国人的斗争和支持得来的。
2020年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使用20美元假钞购买香烟。警官Derek Chauvin赶来后抓住弗洛伊德，用膝盖卡住他的脖子上长达八分钟。在随后网上流传的视频中，你能看到，在三四分钟的时间里，弗洛伊德为自己的生命哀求，他说自己已经无法呼吸。乔文（Chauvin）继续用膝盖压迫他。与此同时，另外三名警官就站在Chauvin一边旁观。只是旁观， 什么都没说，任由弗洛伊德慢慢地停止挣扎。
我看到，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对警察的暴行纷纷表示愤慨。我对华裔社区尤其感到欣慰，他们对谋杀美国人所持有的愤慨让我感到欣慰。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那么多社会活动家联合起来支持抗议者的同时，也有那么多美国华人选择了对这次抗议“感同身受”。同一群华人曾经在新冠流行期间大声疾呼反对歧视亚裔，在谈到弗洛伊德的谋杀案，他们对警察的野蛮执法感到震惊。
我知道我们美国华人的心与受害者的家人在一起。我看到在全美抗议人群中有亚裔美国人面孔出现，我听到我们美国华人联合会已经发表公开声明。我要说，这一次， 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我呼吁所有美国华人观看《亚裔美国人》这样的作品，认真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反思我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历史——我们的觉醒和自由与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西班牙裔美国人等的自由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历史之外。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曾经发生在19世纪的中国劳工和陈果仁身上，并且将继续发生在我们和所有少数族裔身上，除非我们不再保持沉默。沉默从未保护过、也永远不会保护我们。
我们华裔的历史不只有一大串听话的厨师、按摩师和剃头匠；我们的历史中更有革命者、活动家、斗士，尤其是幸存者。我经常想起日裔集中营幸存者Yuri Kochiyama，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权活动家，并与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社会活动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她曾说，“我们都是彼此的一部分”。
我们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对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贬低或压制其他少数群体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宗族主义几百年来一直在威胁我们所有社区。在这个许多享有特权的少数族裔都站在宗族至上立场上的时候，我们要问：你和谁站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是指我和我两个一起看《亚裔美国人》大学同学；是指年轻一代的华裔美国人。你们是指是我的父母；上一辈，上几辈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是指先到美国的华裔美国人；也是指被歧视的所有美国人。我们和你们，共同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我们和你们，正共同经历一个伟大的时代。愿战火平息，愿瘟疫清退，愿歧视消融， 愿人人平等。
我要说，这一次， 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