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舒里11号

发舒里11号
发舒里是一条长度约一百米的胡同。
胡同的尽头是个院子，两侧是屋门相对的小平房。
这条路不到两米宽，这还没有刨去各种贴在墙边的杂物。路是土路，掺着石子的黑土路。
本来没有这条胡同，原来只有那个院子。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市民们开始在这片空地建房，直到仅给这个院子留了一个出口。
院子里住着一位年近五十岁的男人。我爸叫他老辛，我爷爷叫他辛先生，在四周没人的时候偷偷叫少东家。我听到过几次。
听爷爷讲这位辛先生的爸爸是生意人，爷爷早年在他们家当伙计，做绸缎生意。辛先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经在满洲国当过宪兵，后来遇袭死了，二儿子是国民党军的团长，不知道打哪去了，生死不明。
辛先生的太太悲伤过度，早早就走了，只剩下他自己住在这个院子里。
那年我十二岁，还在上小学，课程不多，老师管的也不严。几乎每天下午都奔跑在胡同口的里里外外。
而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穿着蓝色人民服，皮鞋擦的能照出来人，腰板笔直。见到邻居都要打招呼，也不管人家有没有看他，不管人家有没有回应他，他都要说一声“好”。
我觉得辛先生不太正常，他那声“好”微弱到只有会读唇语的才能猜出来，他这样做好像没什么意义。
这跟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看见街坊会大喝一声:“吃了吗您！”虽然邻居吓一哆嗦，但至少这声问候人家收到了。
辛先生看见我和同学们在街上疯跑的时候，他总会大声喊:“小心车马。”这让我想起来电影里的更夫，敲着梆子不停的念叨:“风干物燥，小心火烛。”
我们跟辛先生没有什么联系，应该说他不联系我们。他不跟街坊闲聊，也不请街坊吃饭，自然也没街坊请他吃饭。
也几乎没人能进他家的院子，除了我爷爷。叫他一声少东家兴许能让进，可我叫不出口，非常别扭，这不像是一句好话。
尽管辛先生很少出现在胡同里，但某些时候他一定会出现。
比如下雨天，胡同的道路泥泞，还有不少水坑，辛先生会从自家院子里搬出砖头，从胡同口一路垫进来。
起初我以为是为了他自己方便，他怕弄脏了那双皮鞋。后来我发现，他下雨天是不出门的，爷爷说少东家都干净出病了，皮鞋粘泥水绝对不行。
春节的时候辛先生会写出胡同里所有门上的春联，写好后塞进每家的门缝。如果发现哪户人家没有贴，他就会再写一副送过去，他知道那户人家把第一副送人了。
胡同里的街坊有几户没有固定工作。比如我爷爷，他夏天卖水果，冬天卖糖葫芦。好在我爸妈在工厂上班，吃饭不成问题。
可栗奶奶家就不行，她家以前是开小旅店的，后来旅店没了，老伴又死的早，靠儿女给点钱生活，有时还拿首饰去寄卖商店换钱。
我最喜欢去寄卖商店里玩儿，那里面什么都有，照相机、大手表、收音机、还有黑色的摩托车……当然也有栗奶奶的首饰。
栗奶奶一没钱的时候就会在自己家门口放一个簸箕，簸箕里面有一层米，薄薄的一层。如果我有闲心的话都能数出来有多少颗。
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挑米里的虫子。
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一年四季米里都会有虫子，大了才知道温度高的时候才会有。但栗奶奶无论哪个季节都会坐那挑虫子。
她收起簸箕和小板凳回屋的时候，一定是辛先生从她面前经过，并弯下腰在簸箕边放上两块钱的时候。
栗奶奶一定会说:“使不得使不得，怎么能让大少爷破费。”而从少东家又变成大少爷的辛先生一言不发，轻轻拍拍栗奶奶后背，往自己家院子里去了。
我观察过好多次，只要栗奶奶出来挑虫子，辛先生都给她两块钱。起先我站在旁边看，后来躲在暗处看，因为栗奶奶会难为情。
我回家问爷爷家里有没有簸箕，我也想坐门口挑虫子，爷爷飞起一脚，踢的我屁股差点变成四瓣。
爷爷说栗奶奶家以前是放高利贷的，我也不明白高利贷是什么东西。说解放前辛先生家急用钱筹划不到，就跟栗奶奶家借了不少，后来到期还是还不上，没办法把家里一个小旅店抵给了栗奶奶家。
没想到那个旅馆归公了，栗奶奶差点给逮起来，多亏辛先生没有承认跟栗奶奶借过钱。
辛先生也没有正式工作，有人请他去政府上班他不去，只是隔三差五去夜校扫盲班当教员，据说每月给他二十块钱。这都是爷爷跟我爸闲聊的时候我听到的，那个院子变得很神秘，我很想进去看看。
那个院子里有棵大桃树，每年都结桃子。比我大一点的孩子每年都试图翻过院墙进去摘几个，可院墙实在太高，当他们几个大呼小叫叠人梯的时候，院门会打开，辛先生用报纸包几个桃子送出来。
后来，每当我爷爷上街卖水果，我发现里面有桃子的时候，就会通知那帮“人梯”桃子熟了。“人梯”们就会站在院门外，大呼小叫佯装攀墙，有时辛先生不在家，后来他们专门派人盯着辛先生，他一进院子，他们就去攀墙，而辛先生准会包几个桃子出来送给他们。
我一直觉得辛先生把自己关在院子里一定很无聊，自己一个人多没乐趣。虽然有时院子里会传出来拉二胡唱京剧的声音，但那种咿咿呀呀实在难听。如果这也算乐趣，真不如他喊那声“小心车马”。
那院子里没有女人，好像也没有女人进去过，就连爱传老婆舌的我妈都没法讲一些辛先生的段子。

本来我妈是有机会制造新闻，可惜作为狗仔队鼻祖的我妈最后没有得逞。
邻居中住了一户人家，一个女人。
这女人很好看，每次见到她都打扮的很漂亮，那时候女人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不是灰就是蓝，但这个女人的头发明显抹了油，我以为是豆油，后来才知道有种东西叫发蜡。
她的头发又油又亮，眉毛勾成一片柳叶，耳垂上还挂着小铁链……噢，不对，是金黄色的小花瓣。
她很白，眼睛乌黑，看她一眼都觉得心跳。我认为她到晚上的时候会变化成白骨精，我很为唐僧师徒担心。
我妈最烦这个女人，我知道是因为她耳垂上没东西可挂，头发像枯草，眉毛像把小刷子，连我爸都不愿意看她。但我爱看，她是我妈。
我妈跟隔壁秦姨聊天时很露骨的表达了她的不满。她说:“你说说那是个什么玩意，老爷们儿是国民党战犯，病死抚顺战犯管理所了，她就应该找个本本分分的人家嫁了过日子，可她怎么着，总往里面11号跑，想勾搭人家辛先生。”
一听有辛先生的事，我就竖起耳朵。
秦姨说:“辛先生可不是捡破烂的，我看见好几回了，人家压根不让她进院，俩人站墙外说话，她是又借书又借本。”
我妈接过话茬:“敢情，辛先生什么身份，要是解放前最小也是市长秘书，可她什么货色，反动军官的小老婆，没戏！”
后面的话我没听，因为我妈说了没戏，我妈的嘴有毒，她诅咒过的准没好。
我还真没留意过这事，因为一看见这白骨精我就害怕，她吃不到唐僧的时候没准拿我将就一下，我每每低头跑过。
有了这么个说法我便记在心上，真别说，有次中午放学回来还真看见了。
她和辛先生站在院子门口，她的个头刚过辛先生肩膀。我假装系鞋带，蹲家门口听他们说话。
“《家》《春》《秋》这三本书真不错，要不是您拿给我看，决然不会看到，早前戏听的多，书看的少。”那女人说。
辛先生手里拿着本书，手放在背后:“太太如果喜欢看，我多找些这种，这有本钱先生写的《围城》，也是好看，您拿去看，我再找些给你。”
辛先生把手从后背转出来，书递给她，微微屈了下身，转身要回院子。
不料那女人又道:“总是看书也闷，大舞台来了位角，关外过来的，唱的顶好，先生若有雅兴我去安排票子过来。”
辛先生头都没回，说了句:“戏台吵的很，我还有课，见谅了。”
院门轻轻关上，那女人叹了口气，一边翻书一边回家走，路过我身边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把我吓坏了。
“你那鞋带想要重系是不是该先解开呀？”
她说话很好听，长大后我才知道是上海口音。一个那么漂亮的上海女人。
辛先生不喜欢那个上海女人，我觉得辛先生家里的院子一定是孙悟空给砌的，孙悟空和猪悟能一定藏在院子里，不然干嘛不让别人进去。
胡同口那家姓杨，杨爷爷以前是给辛先生家搬运货物的，解放后那个百货公司合营了，杨大爷的儿子在那当运输队队长。
说是运输队可没有汽车，他们还是用人力车倒腾货物。但他儿子已经今非昔比，在整条胡同里仅有这么一个有官称的人物。
杨队长很牛气，瞧不上所有街坊，我爸不在话下，见到杨队长都得陪着笑脸给上根烟。
这倒不是想求杨队长搬东西，秋天家家打煤坯，胡同狭窄，弄在马路上还会被经过的行人车辆碰坏。所以谁家先在胡同里开工就成为每年吵架的祸根，至从杨队长上任后，这件事就由他说了算。
这事不是因为他有官职，是因为他长的壮硕，话不投机伸手就打。
但我们这条胡同也有不服管的，丛爷爷就是条好汉。
丛爷爷解放前是这一带著名流氓。
我一直认为流氓就是尾随妇女穿大街走小巷，吓的女人尖叫逃命。爷爷说流氓什么坏事都干，尾随妇女的都是小流氓。
听这话丛爷爷是个大流氓，但我每次见他都是趿拉双鞋，头发蓬乱，哈气连天。爷爷说他解放前抽大烟，现在没的抽了，人不人鬼不鬼的。
丛爷爷家本来不打煤坯，他也不会打。那一年是帮他外甥出头，他外甥也住胡同里，一入秋就占了半条胡同把煤坯布满。
杨队长晚上回家没留意，一脚踩进煤坯里，新买的千层底布鞋完全乌黑。这还了得，问清是谁家的煤坯，冲进去就是一通暴打。
被打的不是对手，找自己姨夫出头摆道，丛爷爷便出马了。
丛爷爷还是趿拉着那双鞋，鞋跟处的鞋帮油亮，那是双布鞋。我发现这事是因为杨队长一脚就把丛爷爷踹飞了，鞋子比他飞的高。
他被杨队长踹一脚的原因是过于自信。他嘴里叼根牙签，眼泡红肿，好像一宿没睡，实为大烟瘾犯了。
他站在杨队长家门口，张嘴就骂:“了不得了，这条街都是你们家的了，我的人你也敢动，问问你爹，你们家什么时候看见我不得低头走道，看我不管闲事给你脸了是不是！”
错误，致命的错误。
丛爷爷不该提杨爷爷，杨爷爷的儿子眼下得势，他拿杨爷爷打岔那不是找死吗。
杨队长开门就是一脚，丛爷爷就飞起来了。
接下来，丛爷爷让我见识了什么叫流氓，打那以后我见到流氓撒腿就跑，惹不得。
丛爷爷摔的够呛，那年他快六十岁了，在地下捡起一颗牙，咧嘴乐了。这一乐恐怖异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狞笑。
“爷们儿好身手啊，比你爹强百倍，牙落知生死，今儿我死期到了，姓杨的，今天你要看着我喘气儿就关门，你们全家都是我孙子。”

太吓人了，我吓的躲到我爸身后。
街坊们离的十米远，嘴里却还在不停的劝架。
杨队长脸色惨白，咬着嘴唇，都咬出血了，一言不发。
丛爷爷好像是真想升天，嘴里不依不饶，撕开衣服领子，露出半边胸膛。他那干瘪的前胸有个龙头，那龙头黑蓝色，龙眼睛是红色，中间还断了一处，好像是刀疤。
杨队长瞪了半天，他爸杨爷爷不断给丛爷爷赔不是，死命拉住杨队长，杨奶奶也跑出来给丛爷爷找鞋，还试图给他穿上。
丛爷爷满脸笑容，把那颗牙在手里颠着，那牙就像个麻将骰子，不停的变换方向。
没笑容那位一定会赢，他玩真的。
杨队长转身回屋，把屋门开到最大，随后就听见他媳妇凄厉一声:“丛大爷快跑，要出人命！”
一个手持菜刀的杨队长从屋里稳稳的走出来，走向丛老流氓。
街坊们又向后退了五米，我妈拽着我耳朵说:“还不回家写作业！”
丛爷爷一看见刀连哈气都不打了，把牙一扔，双手脱去上衣。好家伙，那条龙好长，龙尾绕到后背，衬着多处刀疤很是好看。
“妈，我也想身上画那样的龙。”我说，没等我妈搭腔，一个大嘴巴已经到访，是我爸送来的。
直到现在我也没理解街坊们为什么不报警，可能这种事司空见惯，尤其是在丛爷爷身上发生，他们确信这次还是丛爷爷赢。
那个杨队长估计是真急了，丧失理智，疯了一样。
他走到丛爷爷面前，说:“跪下，跟我爹赔礼道歉，我今天饶你。”
杨奶奶吓的瘫倒在地，杨爷爷死命抱住杨队长的腿，而丛爷爷把脖子伸了过去。那脖子又细又糟，把我吓的闭上眼睛。
我就等着咔擦一声，人头落地，然后我再放声大哭，太恐怖了。
这时候，有个人在说话:“街坊住着，怎么还要见血呢。”
我听出来是辛先生的声，睁开眼，辛先生站在杨队长和丛爷爷中间。
“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一把年纪牙都掉了，你还要砍？”辛先生说。
这是一次扬名立万的机会，砍倒老流氓，那么就是方圆三十里的光棍，杨队长一战成名。
话说回来他并不是想成名，他是为了颜面。
“少管闲事，他说我爹，我就弄死他，你要拦着，连你一起砍。”杨队长真是霸气。
丛爷爷看见辛先生站出来，他倒有点害怕，低声道:“大少爷，回避吧，这事不领你情。”
辛先生盯着杨队长:“我这条胡同里不许行凶。”
“我这条胡同……”他俨然是一位国王。
杨队长眉头一皱，看样是疯了，后退半步抡起菜刀……
我吓的低头闭眼，咔擦一声，众人一阵惊叫，但没人喊死人了。
当我睁开眼睛时，看见杨队长的菜刀嵌在辛先生肩头，辛先生还站在那，杨队长蹲在地下哭了。
辛先生的肩胛骨断了，没流多少血，那破菜刀很钝，几乎就是把锤子。我爸和几个邻居把他送去医院。
第二天放学回家时，听爷爷说辛先生没报警，在医院说是失误弄伤的。但派出所还是知道了，来了警察把杨队长抓走了。
晚上的时候杨队长回来了，据说是辛先生托人把他保出来。市里的官儿很多是他的同学。
从那以后，胡同里打煤坯不用任何人指挥安排，邻居们互相打招呼，先后有序。
辛先生还是原来那样，整洁的人民服，铮亮的皮鞋，还是下雨天搬砖头但不出门，还是在院子门口与那女人交换书籍，还是谦卑的跟街坊打招呼。
我曾经问过爷爷，那天他怎么不去拉架，那不是你的少东家吗，还有辛先生为什么不跑，等着被砍？
爷爷说辛家人都这脾气，揽到身上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必须有始有终。辛先生的爹早年间是胡子，发财后金盆洗手。打小就这么教育孩子。辛先生也是这么教育自己孩子的，要是会跑，那俩小子也不会死。
我们那个胡同口有个下水井口，各家各户都得把脏水倒进那里。
有一年冬天，脏水倒的太多，井口结了好多冰，而且脏东西也多，下水堵了。
找街道的人来给疏通，人家说天冷没法施工。我们就这样每天在肮脏的滑冰场上通过，已经有人摔的很重。
辛先生家有单独的下水井，他除了要通过冰场没有别的烦恼。
我们都准备捱过冬天，春暖花开，施工人员就会来救我们了。
有一天早上上学，一出家门口我就看见那个上海女人站在辛先生家院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饭盒在叫门:“辛先生，你一定感冒了，我煲汤给你，你来开门了。”
大早起送汤？真会关心人。但辛先生不会理你，他不喜欢你，我暗自琢磨着。
走出胡同口的时候我有种异样的感觉，我没有滑着溜出去，冰哪去了？下水口也没了积水。
晚上爷爷和我爸念叨，辛先生昨晚把下水道的冰都刨掉，又打开井盖把脏东西掏出来，八成是冻感冒了。
我爸没吭声，我妈也没吭声，我爷爷长叹一声。
多年后我跟爷爷聊起辛先生，爷爷说早年间辛先生这样的人叫士绅，要是跟皇上沾亲带故的那叫贵族。
还说辛先生不让别人进那院子，是因为他太太的骨灰葬在桃树下，太太生前爱听京剧，辛先生有空就唱给她听。
辛先生晚年得了脑血栓，半边身瘫痪，他拖着身子到院门口喊邻居。那是这辈子他第一次喊邻居。
让邻居一周后进来给他买点东西。
一周后邻居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把自己活活饿死了。
有份遗嘱，他的骨灰跟他太太一起葬在桃树下。
谁守住这棵桃树，房产就归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