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 黄埔从军

在“日月双璧”庇护下，黄埔四期生林彪表现如何？有人誉之为“军校之鹰”，有人认为“比较平庸”。 　　“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林彪写下一纸退婚书。 　　喋血潮汕，彷徨庾岭。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产生动摇离队思想，陈毅劝他做“经过 失败考验的英雄”。 　　林彪走出了回龙山。 　　1925年冬，喧嚣的广州城粤华路杨家祠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外来了一位瘦削的青年。他风尘仆仆，满面倦容，背着一个蓝花布包袱，操着满口浓重的湖北乡音。这位青年在门外踌躇了一阵，随后跨门进来，在会客单上填下一行文字：“林彪，十八岁，湖北黄冈人。求见恽代英、肖楚女先生。” 　　门卫认真地盘问了青年一番，才指点他往里走。 　　林彪千里孤行，只身一人来到广州，按照堂兄的吩咐，来找林育南、林育英的好友恽代英、肖楚女。在他们的帮助下，林彪顺利地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科第二团第三连学习。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坐落在广州黄埔岛上，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日后成了统率千军万马的将领。他们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入校，怀着“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的信念离校。然而，残酷的现实，变幻的政治风云把他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相互展开了绵延22年的生死搏斗。这是黄埔军校的不幸。 　　林彪入校受训时，黄埔军校已经毕业了三期学员。到林彪所在的第四期时，军校的经济条件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是捉襟见肘，十分紧张。学员按步兵、马兵、炮兵、工兵、辎重、政治各科分编成队，散驻在蝴蝶岗等地。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堂、宿舍、伙房、厕所都是草房。军校学员每人发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三双草鞋和一条武装带。学员以集体生活为主，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外出。黄埔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叶剑英是当时黄埔军校最有声望的战术教官。 　　林彪经过了从私塾到高中的系统学习，文化基础较好，人又聪明，因此，他的各科成绩在考评时均为“优良”，而且由于他肯动脑筋研究战术问题，深受一些军事教官的青睐，同学们不无妒嫉地称他为“军校之鹰”。这只“军校之鹰”不畏繁重的课堂课程，就怕野营拉练和早典。因为林彪耐力很小，体质虚弱，适应不了大运动量、长距离的训练。 　　按照军校的惯例，每天雄鸡鸣白时，只要不是雨天和雪天，全校各科各连的学生，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的路程。一天，素以严厉著称的邓演达教育长到校视察，全校学员早典跑得又快又齐。突然，步科三连的方阵中有一个学员“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整齐的队形被打乱了。邓演达疾步搀起这名扑倒在地的学员，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啦?” 　　这名学员满脸羞色，难过地说：“报告教育长，我叫林彪，刚才吃不消了。” 　　“停止跑步!便步走!”邓演达告诉值星官：“跑步要兼顾学员体力，逐渐增加路程，不可硬来。体弱多病者应视情况分别对待。” 　　黄埔军校的早跑，既是一种纪律的约束，又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林彪也逐渐适应了这种马拉松式的早跑，体质渐渐增强。到后来，身体虽然仍旧那样瘦削，但已经炼成了一副经得起摸爬滚打的筋骨。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异常尖锐激烈的场所。校长蒋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第四期学员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不过是大雷雨前的暂时沉寂而已。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后，恽代英和肖楚女便成为军校政治讲坛上的“日月双璧”。 　　恽代英、肖楚女二人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对于他俩的演说，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茅盾(沈雁冰)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可谓一语见的： 　　肖楚女为湖北人，与恽代英同乡。二人皆健笔，又同为天才的雄辩家，平居宴谈，都富于幽默味。然楚女纵谈沉酣时，每目嗔而脸歪，口沫四溅，激昂凄厉，慑震四座，代英则始终神色不变，慢条斯理，保持其一贯的冷静而诙谐的作风。 　　二人之文，风格亦不同。代英绵密而楚女豪放，代英于庄谐杂作中见其煽动力，楚女则剽悍劲拔，气势夺人。其于演讲亦然。楚女之演讲，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时嘲讽，有时诙谐，有时庄严，历二三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孜孜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共同擅长。 　　在恽代英、肖楚女的团结和吸引下，军校中大批有才华的进步青年成长起来。但令人失望的是，在“日月双璧”光环笼罩下的林彪，在政治上并无出色表现，有负堂兄林育南的希望和恽、肖二人的培养。 　　对林彪在黄埔军校的评价，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聂荣臻元帅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作为见证人和知情人，他于1984年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 　　而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在他的著作《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加伦将军)的宠儿。 　　应该说，索尔兹伯里的论定是有些失之偏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林彪与蒋介石、勃留赫尔在黄埔军校时期有何种联系。 1926年秋，北伐军出师获捷，北定武汉三镇，东逼苏杭宁沪，声威大震，如日中天，但前线此时也急需补充大批中下级军官。在此形势下，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了。 　　1926年10月4日，毕业典礼在广州郊区瘦狗岭沙河广场举行，前来观礼的宾客不下万人。林彪在学员方队中列队经过检阅台，高声朗诵四期学员誓词： 　　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谨誓。 　　武汉在广州革命政府迁来后，即成为大革命的中心。1926年12月林彪来到武汉，由中共武汉军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是在北伐战争中血战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城的“铁军”——叶挺独立团。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升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 　　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林彪向连长请假回家探亲，获得批准后，匆匆跨上战马，一路风尘地返回暌违已久的林家大。 　　林彪回家，令林明卿喜出望外，他决心乘此机会，帮助儿子把婚事办了。 　　林彪的婚事一直是林明卿的心病。小时候，林彪患黄癣，头发少，斑迹多，农村称癞痢头。林母陈氏担心儿子长大后娶不到媳妇，于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在离林家大不远的古坟咀抱养了一个比林彪小三岁的小女孩做媳妇养。这个女孩进了林家，三天两头患病，成天咳嗽、流鼻涕、头疼脑热。林明卿很不满意，说：“育蓉本来身体就弱，再找一个歪歪倒，两个病秧子凑在一起怎么过?”他把这个小女孩退了回去，在林彪七岁那年，作主与世交汪友成的女儿汪静宜定下娃娃亲。林彪年纪小，不懂事，开始还觉得好玩，后来渐渐长大，对目不识丁的小脚“未婚妻”很不满意。他在共进中学追求陆若冰失败后，更是发誓：三十岁以前，决不谈婚论娶。 　　林彪对包办婚姻的抵制，得到了林育南的支持。他说：“育蓉，婚姻要心与心的结合、爱与爱的交流才有意义，你将来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免得婚后痛苦不堪。”林育南也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夫人汪秀芝人很贤惠，但没有文化，只能做他生活上的帮手，没法心灵相通，成为事业上的知己。 　　林明卿在全家吃过团年饭后，迫不及待地对儿子说：“育蓉，过一年大一岁，转眼你也二十岁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里和你般长般大的同伴个个都已娶妻生子。我合计，趁着年关，把你和汪家姑娘的婚事办了，圆个房。你娘专门请回龙镇的刘半仙算过了，门当户对，八字不克，是一门好亲事。” 　　林彪自小敬畏父亲，又猝不及防，呐呐地嗫嚅了半天。大家也没听懂，都注视着他。他横下心来，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想把这门亲事退了。” 　　“混账东西，你说什么?”林明卿怒不可遏，喝斥道：“说出嘴的话，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收回来呢?这样做，怎么对得起你汪世伯?” 　　“我与汪家姑娘都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了解，怎么结婚?再说，现在正是乱世，男儿志在四方，我不愿过早成亲，让妻室捆住手脚。我当兵打仗，提着脑袋东征西讨，万一有个什么不测，岂不是耽误人家的青春!”林彪举出了许多理由，企图说服父亲。 　　知子莫若母。陈氏知道儿子的心思，温语规劝道：“汪家姑娘除了不识字，人品、模样、家境都不差。好物难全，红罗尺短，到哪里去找十全十美的人呢?你就将就些，把婚事办了。” 　　林明卿、陈氏和长兄林庆佛好话说尽，林彪就是不松口。见儿子这般执拗，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心，陈氏忍不住老泪纵横。林彪是个孝子，见母亲如此伤心，自己也不好受，便退了一步，答应再考虑考虑。 　　好容易挨到大年初三，林彪逃难似的匆匆辞别父母，返回部队。 　　陈氏心里清楚，林彪这般行色匆忙，其实是逃婚。她指望父母的规劝、汪家姑娘的痴心会感动儿子，使他回心转意。谁知不久，林彪越过父母，直接给汪静宜写了一封信，提出废除婚约。林彪在信中写道： 　　值此国家破裂之时，战事正殷，前途难卜。彪自投身革命，献身共产主义，义无反顾。国民党发动政变，共产党被抓被杀，武汉国民政府已决定第二次北伐。彪决心从军征战，难免有个三长两短，岂不误汝青春？此为退婚因由。乞谅。 　　林彪以为此信一去，婚事可了，万事大吉。不料汪静宜是个烈性女子，说：“我与育蓉的亲事，回龙镇哪个不知，谁个不晓？他不能仅凭一纸书信，就将两家的婚约撕毁。” 　　汪静宜苦心守候，终身不嫁，与患侏儒症的妹妹相依为命。她盼望林彪回家，两人还有沟通转圜的余地。可林彪自离开家乡后，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汪静宜这一盼就是二十三年。50年代初，林彪从东北打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他的一位婶娘去武汉见林彪，告诉他：“育蓉，汪家的姑娘还在等你呀!”林彪一怔，说：“我这么多年未回去了，她不应等嘛。”这时，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并生有一双儿女。汪静宜听闻林彪娶妻生子的消息后，柔肠寸断，心如刀绞。在巨大的失望、难言的屈怨和纷纷的议论面前，这位敦厚的乡姑没有上门哭闹，只是和泪嗫泣，自叹命苦。倒是林明卿良心不安，多次对林彪说：“王宝钗苦守寒窑十八载，而汪家的静宜却等了你二十三年，这是多不容易。现在你不能娶她，但你不能不管他。她一个弱女子，在农村生活很艰难，你是不是把她接出来，安排点事情。”林彪一想也是，便与叶群商量。叶群心胸狭窄，既不敢忤逆公公的意旨又担心丈夫旧情复炽，左右为难。后来，她心生一计，派人来接汪静宜，说是安排她到林家当保姆，给叶群带孩子。汪静宜对来人说：“尽管我与叶群虽然地位悬殊，但人格都是平等的。告诉育蓉，我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不需要他的怜悯!”就这样，她单身一人，孤苦无助地过了一生，1963年因病去世，终年五十六岁。 　　对于这位善良而苦难的女性，她的侄儿和乡邻有许多回忆。 　　汪培天，是汪静宜三哥的儿子，在谈到姑姑生前的情况时说：“林彪未娶我的姑姑，给我姑姑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她是一个正常、又很不错的女人，却不能像其他的女人一样出嫁成家，而且还经常听别人的冷言冷语。寂寞、孤独伴随她的一生。对于她与林彪的婚约，因我是晚辈，她从未向我谈过。但有一次，我听她与村里一位婶娘谈到1927年林彪到我家的情况时，曾说：‘我要是不与育蓉订婚就好了。我是小姐身子丫环命，不怪任何人。’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她对林彪未娶她还是很有意见的。” 　　殷树芳，回龙镇农机厂退休工人。他追忆道：“就我们老百姓的眼光看，汪静宜除没文化外，是各方面都不错的好女人。她在香炉山住了几十年，个个喜欢她，对她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60年代初，我曾当面对她说：‘你的年龄已不小了，林副主席也早已成亲，你还把个人大事拖着干什么呢?看合适的人，你还是应找一个。’她听后，摇摇头说：‘以前，我和父亲都天真地认为育蓉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总在等他。那晓得他一去不复返，并在外面结了婚。我年轻时未找人，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找人做么事。一个人过一生算了。’她说话时，声音低沉，情绪低落，我听了也很不好受。” 　　解放前，林家出过一本家谱。家谱上记载林彪有三任妻子，第一任是汪静宜，第二任是张梅，第三任是叶群。在汪静宜名字下特地注明“聘”，意思是未婚妻。从这本家谱可以看出，尽管汪静宜没有与林彪正式拜过天地，但林家大和林氏家族都把她列为林家的人。 　　当然，这是后话。 　　林彪不愿意耽误汪家姑娘的青春年华而要求退婚，然而退婚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汪静宜空帏寂寞、孤独一生的悲剧。林彪没有料到，汪静宜也没有想到 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期举行二次北伐，然后东征讨蒋。5月，国民革命军与奉系军阀在河南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战争反复拉锯。在一次争夺战中，第二十五师三连击溃奉军追至渭河边，溃军潮水般窜过桥梁退至北岸，连长命令停止追击。 　　“为什么吹停顿号?”林彪气呼呼地问。 　　“上级交待不可穷追，以免孤军深入，受敌夹击，要等友邻部队到齐后，再行追击。”连长据实相告。 　　“战机瞬息万变，指挥官应该独断机行。如果奉军炸毁桥梁，或者在北岸设防，再追就来不及了。”林彪建议继续追击。 　　连长还在犹豫。林彪大喊一声“冲啊”，率领他指挥的一个排冲向北岸，其他各排尾随其后，迫使正在北岸布防立脚未稳的奉军，彻底溃散，纷纷缴械投降。是役，三连共俘虏八百余人。林彪因机智、果断，善于因势制变，受到嘉奖，被提升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 　　二次北伐成功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革命，国共两党分裂。及至1927年夏，蒋介石——这位林彪先前的校长和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来，在“宁可枉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尸曝山野，血涨江流，南中国陷入血雨腥风的肆虐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被迫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斗争。7月下旬，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暴动。当时，贺龙的二十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已经分头往南昌城集结，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并负责接应随后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他们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开出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立即把辎重物资和部队运往南昌。 　　在马回岭，聂荣臻在党员军官中逐层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通知和决定，并具体拟定了各项行动计划。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组成。七十三团又是我党较早掌握的基本部队，因此，林彪作为一连之长，也较早地得悉了这些计划，并向他所在的七连或个别或集体作了传达和动员。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二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1日下午，周恩来发出一列火车开往马回岭。聂荣臻知道南昌暴动已经得手，立即与七十三团团长周士弟商量，决定部队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带武器弹药，以打野外为名把队伍拉出马回岭。 　　由于事先进行了动员准备，一旦开始行动，忙而不乱，井然有序。不仅七十三团登上了火车，七十五团也有一部分连营队伍一同行动。这消息传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那里，两人大吃一惊，急忙乘车前来拦堵部队开往南昌。张发奎隔着铁路桥大声喝斥已登上火车的七十三团官兵： 　　“你们干什么?我是总指挥张发奎，我命令你们停止行动!” 　　此时此刻，纵令是总指挥也对七十三团无可奈何。在聂荣臻的率领下，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开进了起义胜利后的南昌。进抵南昌后，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一部经过补充，整编为二十五师，周士弟担任师长，陈毅担任了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林彪为未能参加8月1日的南昌起义而感到终生遗憾。面对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的崇高威望，林彪即使后来身居高位，心里也始终是酸溜溜的。他曾几次心怀妒意地对罗瑞卿说过：“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呀!” 　　南昌起义胜利后，按照党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迅即整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挥师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俟机举行第二次北攻，打倒蒋介石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 　　8月3日，部队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大忌，又值酷暑，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不足，病员骤增，造成了严重减员，更为严重的是，一出南昌，蔡廷锴统辖的第十师就叛逃，脱离了部队系列，使起义军的士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了广东潮汕，随即错误地作出了分兵的决定，由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周士弟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此后，起义军又接连几次分兵。节节分兵，造成了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军事态势。十一军和二十军进至揭阳汤坑，与敌相持；敌黄绍亲率二个师并指挥钱大钧部大举反攻三河坝和潮州。不久，潮州被敌攻陷，三河坝我军陷入孤立无援、前后失据的境地之中。 　　在朱德的统一指挥下，第九军及第二十五师与敌军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留陈赓率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营担任阻击掩护。敌钱大钧师四个团的兵力黑压压地朝阵地围上来，子弹在空中划出“”尖厉的叫声，炸弹掀起层层青草和泥屑。双方交战的中下级军官，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还有许多是形影不离的朋友。在肉搏战，竟彼此喊着对方的姓名叫骂。 　　“陈赓，林彪，你们快过来吧，校长会原谅你们的。你们不要造反哪!” 　　“我们不是造反，是革命。你们为什么要当蒋介石的走狗?” 　　………… 　　双方一面疯狂地厮杀，一面又忍不住暗地心酸流泪。不断有人受伤，不断有人倒下，牺牲的尸体布满山坡，血流成溪。一营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打退了追敌的数次进攻，自身也遭受很大损失，防御阵地被冲破几道缺口，部分连排因减员或分割无法保持正常建制，各自为战。 　　陈赓扫视战场，发现七连正在徐徐后移。七连战斗位置正处于阵地中央，如果中央被敌楔入，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招呼“林连长”! 　　林彪走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就有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立即腾起一股烟雾，把两人都罩住。 　　“七连是怎么回事?” 　　“我们连牺牲太大，有生力量仅存三分之一，撤吧?” 　　“不行”，陈赓厉声命令他，“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你给我往上冲，填补阵地缺口。” 　　“陈营长，不行，我们的人太少!”林彪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建议。 　　“你再说我枪毙你!”陈赓急了，粗红的脖子青筋直爆。按战场纪律，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上级长官有权就地正法，林彪看了看周围的人，明白这不是闹着玩的，横下心，操起枪，拉起喉咙吼了一声，“冲啊!”又率七连投入了战斗最激烈的中央阵地。 　　阻击从早晨8点一直打到黄昏，总部人员仍没来联系，陈赓焦急地直跺脚，漫无目标地臭骂一阵，只好下令“收队”，追赶主力。 　　8月下旬，主力部队又在汤坑恶战，再次受挫，朱德率余部并收集由潮汕撤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共二千五百多人，由福建向湘赣边界退却。 起义军进入赣南山区后，道路崎岖难行，沿途屡遭国民党民团袭扰，部队粮饷毫无补充，处境十分危险。 　　这天，林彪奉命带领七连打前站。进至石径岭宿营后，他下令以班为单位去购买粮食、棉衣和医药。 　　“钱呢?”被派出去的战士们问道。是啊，没有钱，买东西从何谈起? 　　林彪一愣。他派人到处去找军需官，不见人影。有士兵向他报告说，“好像军需官行军途中就不见了，半天了，恐怕已经开溜了。” 　　一听这话，林彪急得团团转，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军需官正是他的表弟，一旦逃跑属实，林彪性命难保。 　　傍晚时分，后续部队陆续来到宿营地。得不到粮食和衣物，军饷又被人拐走，一刹那，群情激愤，军中大哗。 　　七连军需官携款逃跑，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闻讯大怒，气冲牛斗：“林彪，你这是给革命犯下了大罪呀，你要死个明白。你表弟携款逃跑，你是他的长官，又是他的兄长，该当何罪?治军不严，纵弟逃跑，罪大恶极。来人，把林彪捆起来!” 　　林彪吓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正在魂飞魄散之时，随后赶来的朱德和陈毅大声阻止了七十三团团长的这一行动。 　　朱德操着浓郁的四川口音，和蔼地问：“不要害怕，慢慢说。是怎么回事?” 　　林彪惊魂未定，他上气不接下气，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军饷事关全军安危，所以特地叫我表弟携带。谁知这个狗杂种半路上开溜了。这叫我怎么办?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军长，指导员。” 　　林彪的一番苦诉，使为人忠厚的朱军长谅解了他。他让人为林彪端来一个凳子，让他坐下。等林彪镇定下来后，朱德和言悦色地对他说：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丢了军饷，就等于丢了部队的粮草，弄得不好，士兵们是要造反的。你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重要文件、军饷细软一定要亲自收藏，不要随便交给别人。记住了没有?” 　　林彪感激得涕泪交加。他发誓今后若是碰上表弟，一定亲手杀死他。 　　一场风波过后，林彪跟随部队在饥寒交迫中，继续前进。 　　对于这支从南昌起义中冲杀出来，不肯认输的部队在湘赣边界行军打仗的处境和当时官兵们的心理状态，粟裕大将曾经这样回忆说： 　　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严峻时刻，反革命势力无比猖獗。我们这支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江西境内、赣南山区，边走边打。 　　我们从武平经筠门岭、寻乌、安远、三南等县境，向信丰以西的大庾岭山区挺进。部队在孤立无援和长途跋涉中，困难越来越多，情况也愈来愈严重。我们虽然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追击，但一路上经常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及土匪的袭击和骚扰，特别是三南地区地主土围子和炮楼很多，不断给我们造成威胁和损耗。为了防备地主民团的袭击和追踪，我们有意避开大道和城镇，专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此时已是十月天气，山区气温低，寒冷、饥饿纠缠着我们，痢疾、疟疾一类的流行病折磨着我们。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南昌起义军主力又在潮汕遭到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前途究竟如何?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否还能坚持?我们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究竟走向何处?这些问题，急切地摆在每个起义战士面前。 　　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甚至叛变了，不仅有开小差的，还有开大差的，有人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离队，自寻出路去了。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又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为革命工作。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 　　粟裕大将还特地指出，林彪就是一个“想跑而没有跑成的逃兵”。 　　此话从何讲起呢? 　　部队驻扎在大庾县城时，林彪和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的中、下级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另寻出路，还劝陈毅也和他们一起离队。 　　林彪对陈毅说：“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部队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斩钉截铁地否定了林彪的说法。他严肃地对林彪等人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拖枪逃跑最可耻。” 　　10月下旬，起义军余部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朱德宣布这支部队今后由他和陈毅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干的可以回家，来去两便，绝不勉强。” 　　陈毅也诚挚地劝告大家，“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但南昌起义的失败并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大伙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就是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在大多数士兵信心日益增强的时候，悲观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林彪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离队，朝梅关方向跑去。在山林中，他们遭到反动民团的搜捕追杀，林彪与几个离队者失去了联系，只身一人，踽踽而行。路遇一个好心的山民告诉他，梅关一带的路隘、关口被地主“挨户团”把守得水泄不通，只要碰到可疑份子或操外地口音的人，轻则搜去财物痛打一顿，重则砍头杀身。一听这话，林彪又害怕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只好返回了部队。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御用文人百般吹捧林彪，称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朱毛会师”应改为“林毛会师”。深悉内情、素以耿直驰名的陈毅愤怒地痛斥道： 　　“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他说穿了是一个逃跑分子。” 　　1927年11月，朱德利用他和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使部队赢得了一次休整的时间。为利于隐蔽，在保证原编制不动和行动自主的条件下，朱德将部队暂时改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率部进驻湖南资兴一带，解决了弹药、冬衣、被服等供应方面的困难。11月中旬，朱德得悉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到达井冈山，即派毛泽覃前往联络。毛泽东及时派何长工来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 　　何长工告诉朱德，井冈山周围五百余里，有六个县，山高、林密、路陡、地势好，有五大哨口，内有盆地，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不但可以屯兵，而且遇到敌人进攻还有回旋进退的余地，易守难攻。朱德当即决定，在湖南举行年关起义后，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共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