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丁盛辩

余汝信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广州走完了他八十六个春秋的人生旅程。虽然官方诸多留难，即使在去世后的称谓上，也处处设限——不能称“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职务，甚至，不能称“红军战士”……，但还是有数百位老战友闻风而至，在听到消息后，不约而同地参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别仪式。告别大厅里，一对晚辈夫妇送来的一副挽联，格外引人注目：“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人称大胆将军，离新疆出广东谪京沪众谓落难英雄。”【1】 　　字里行间，是人们心中的不平。 　　 　　1、梦回吹角连营 　　 　　战衡宝，平西康，攻瓦弄，无疑是将军数十年戎马生涯中闪光的亮点。恰好是在去世前半个世纪的1949年9-10月，丁盛率所部第一三五师，在四野第四十五军编成内，参加湘粤桂战役中具决定性意义的衡宝战役。一三五师在是役中面对强敌——国军白崇禧部主力第七军，打出了声威，受到四野总部和第十二兵团的电令嘉奖。林彪等在给四野“各军首长转全体指战员们”的电报中称：“你们西渡湘江以后，动作神速，抓住了白匪的精锐四个师，不顾一切疲劳，日夜继续战斗，与敌反复进行堵击和包围，终于将敌人全部歼灭。这种精神与战斗作风甚为良好，尤其是一一九师、一三五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了敌人，使敌人数次突围均告失败，更值得表场”。十二兵团传令嘉奖一三五师：“你们这种不怕艰苦，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独立作战的精神，堪称此次战役中本军的模范” 。丁盛及其所率一三五师，由此闻名于四野全军。【2】 　　衡宝战役一年后，丁盛升任第四十五军代军长。不及一载，正式接任军长。1952年10月，第四十五军与第四十四军合编为第五十四军，丁仍为军长。翌年1月，率部入朝，至1958年5月返国，军部驻重庆，隶属于成都军区，为该军区辖区内（四川、西藏）唯一一个成建制的野战军。 　　1959年3月，西藏局势动荡。3月14日，军委令由丁盛组成“丁指”（代号302部队指挥所），率第一三O师、一三四师赴藏参加平叛。是月，在甘青地区执行平叛任务的一三四师沿青藏公路开进，抵达拉萨、当雄。一三O师由驻地雅安乘车出发，在成都军区前进指挥所（即“黄指”，代号301部队指挥所）率领下取道川藏公路，于4月初进抵甘孜集结。3月27日，丁盛率“丁指”主要成员由兰州乘飞机抵拉萨。“丁指”率一三O、一三四两师，在西藏高原进行了历时两年半的平叛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78次。至1961年4月，“丁指”方奉命撤销，一三四师离藏入川，驻南充地区，11月，一三O师亦返回四川雅安。 　　1962年10月，陆军第五十四军再度组成以军长丁盛为首的前指（亦简称“丁指”），以统一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的瓦弄地区作战行动。11月6日，“丁指”进抵西藏察隅，立即落实各项作战准备工作。次日，丁盛召开作战会议，形成作战方案，月中，“丁指”前进至航堆以南地区，率所部一三O师等向瓦弄印军发起全线攻击。 　　瓦弄地区位于中印边界东段传统习惯线以北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条件异常艰苦。是役，“丁指”所部经激战夺回瓦弄，直逼至传统习惯线附近，歼灭印军三个营全部、一个营大部和印军第十一旅旅直分队等部共一千二百多人。战后，奉命主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20公里处。12月下旬，“丁指”返抵重庆，所属部队亦于翌年1月初返抵原驻地。其后，丁盛奉命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作瓦弄地区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又率员分赴四川各地作巡回报告两千余场次，再率员到沈阳、南京、广州、兰州等军区汇报，一时间，丁盛及五十四军声名大振。 　　丁盛指挥作战计划周详，决心果断。所率部队，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以今天的视角回眸昨日，如果说“战衡宝”尚不过是国共之间兄弟阋于墙而无须再多提的话，而“平西康，攻瓦弄”则为应该肯定的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丁盛作为军一级高级指挥员，不畏难，不避险，三年间两度亲赴西藏前线，成功地指挥了雪域高原上的典范战例，功不可没。 　　 　　2、困惑的新疆岁月 　　 　　1964年7月，丁盛离开五十四军，奉调新疆，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3】 　　大军区副职，似乎是提升了，但实际是挂名的，兵团才是丁盛真正的落脚处。同时调至兵团以“加强领导”的军队现役高级干部尚有：裴周玉，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陆军第六十九军政委），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兵团第三政委；李荆山，空军第二军副政委，任兵团政治部主任。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虽一直冠之以“新疆军区”名义，但早于1956年即已不隶属军区建制，退出军队序列，改受自治区和新成立的国家农垦部双重领导。军委此际再将挂名军区副职的裴、丁任命为兵团领导，应与当时新疆边境的严峻局势及欲赋予兵团的戍边职责有关。 　　1962年4月，新疆发生“伊塔事件”，六万余边民外逃苏联。碍于正规边防部队兵力严重不足而又为防止边民外逃继续蔓延，兵团奉命当年5月始紧急组编6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布防堵截并警卫地州党政机关。同时，抽调36个基干民兵连沿中苏边境建立边防哨卡、巡逻点、工作站，巡逻边境，劝阻边民外逃。北京方面并决定沿中苏边界建立一条国营农（牧、林）场带。8月，军委有意扩大兵团民兵值班部队，决定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值班民兵连。 　　兵团人员构成复杂，相当部分为原陶峙岳部起义人员，而又面临艰巨的戍边重任。将裴、丁调来，本意自然是用其所长——裴周玉在六十九军有对原董其武部的长期统战经验，而丁盛则有中印边境作战的丰富军事实践。惟丁盛一到兵团，就明显感觉到在此间开展工作并非易事。 　　首先，是兵团原领导班子强烈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情绪。初来乍到，别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据丁盛后来对别人说，分配给他这位大军区副职的住房，竟然只有39平方。而这39平方的房子，却要住下丁盛一家六口外加一位保姆。直觉告诉他，人家对他的到来 ，并不表示欢迎。 　　再者，兵团领导机关本身作风散漫，机关大院象个大杂院，鸡窝羊圈，堆放杂物，晾晒衣服，随处可见；上班漫不经心，迟到早退，几成习惯，兵团机关对下属不起表率作用。 　　他曾试图改变此间种种与野战部队截然不同的陋习，但很有点力不从心，毕竟此地不是重庆的五十四军军部，他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外来户”，并非这里一二号首长——在党内，他仅是兵团党委的十二名常委之一，以党政领导班子排名计，他排在王恩茂、陶峙岳、张仲瀚、裴周玉之后。况且，还未待他想清楚是否还有可能一展所长，文化大革命已不期而至。 　　运动初期，兵团机关大字报大都指向裴周玉、丁盛两位所谓“新领导”，指称两人为“罗瑞卿分子”、“走资派”。少数人不同意将矛头指向“新领导”，而是揭批兵团“老领导”张仲瀚等。1966年12月间，反裴、丁一派为兵团副政委贺振新在揪斗过程不幸心脏病发猝死一事，再次召开批判资反线大会，要求兵团主要领导参加“说明真相”。经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派丁盛乘飞机紧急赴京向军委汇报。 　　翌年1月9日，兵团被群众组织夺权。1月26日，兵团农八师所在地石河子发生武装流血事件，死27人，伤78人。为稳定兵团局势，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兵团文革专门发布文件，宣布“决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并作十二条规定，其中提及“由革命领导成员、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三结合共同组成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兵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新疆军区文革小组直接领导”。据此，兵团临时文化大革命 委员会于3月中成立，裴周玉任主任，丁盛任第二主任，裴、丁实际主持兵团工作。6月22日，军委转发中央决定，任命裴周玉为兵团第二政委，党委第二书记，丁盛为兵团第二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次月，中央再调陆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孔瑞云、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杜海林任兵团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曾如清任兵团副政委。在裴、丁等的努力下，兵团的混乱局面一度得以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好景不长，1967年下半年两派武斗再起，兵团机关亦再度陷于瘫痪。 　　 　　3、广州军区司令员 　　 　　文革前，丁盛难于适应兵团这种军不军民不民的体制，早萌去意，并于1965、66年两次打报告要求调离，但均无下文。面对文革中兵团的乱局，丁甚感无奈，调离的愿望愈加强烈。 　　据长期担任丁盛秘书的陈宏康告诉笔者，1967年初在京汇报期间，丁住京西宾馆，隔壁是邱国光。邱是黄永胜小圈子里的人，当时虽仅为广州军区后勤部部长，却是军区党委党委。一天，黄永胜妻子项辉芳来探望邱，恰好丁也在场，项提及黄永胜等几位在京的军区领导欲在春节期间到林彪处拜年事，丁盛一听便要求同去，得同意。拜年时，丁没有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当面向林彪汇报了自己在新疆的困境，并同时提出了调离的请求，黄永胜在旁边也为之说项，林当场未置可否。 　　这次晋见，毕竟还是起了作用。据陈宏康说，丁后来在1967年中便接到调令，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惟据笔者查阅到的官方的组织史资料，丁调广州军区的军委命令，应是1968年2月15日才下达的。 　　丁盛到任的次月，“杨余傅事件”发生。黄永胜奉调到京，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则仍兼着。丁盛到任前，广州军区还有几位副司令员，但黄永胜显然是将丁视为接班人。当年12月，经军委批复同意，丁盛任广州军区党委副书记，排名于黄永胜（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刘兴元（第三书记、第二政委），孔石泉（第四书记、第三政委）之后（时第一书记陶铸已免职，第一政委韦国清非军区党委成员）。【4】 　　战争年代，黄永胜颇长一段时间是丁盛的直接上级，对丁盛的军事才干，应该十分了解。1944年，黄永胜担任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长期间，丁盛为二旅一团政委。翌年11月，组建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丁盛为其辖下二十七旅旅长。1947年，黄永胜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辖下热河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当年8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八纵，司令员黄永胜，八纵第二十四师师长为丁盛。1948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先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八纵改称第四十五军，军长先后为段苏权、黄永胜，丁盛为该军第一三五师师长。直到1949年4月黄永胜调升第十四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黄、丁才分开。 　　1969年4月，黄永胜在中共“九大”进入中央政治局，丁盛亦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并任由四十九人组成的新军委委员。两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此后数年，在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丁盛干得还算颇为顺心。这几年中，最具震撼力的，当属1971年的“9·13事件”，因随后有所谓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广州军区及丁盛本人也就多少受到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1972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有如此说法：“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该材料还引用了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党委书记胡萍的“亲笔供词”称：“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再准备一架多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一架安-22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5】 　　三几架飞机的人就可以另立中央？这总使人有些疑问。以后的清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材料能证实林彪、黄、吴、李、邱知道这一“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更不说有所行动去实施这一“计划”了。亦没有任何材料能证实，广州军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包括丁盛在内，知道有这么一个“计划”，或为这个“计划”作了任何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策应工作。事实证明，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在是一个子乌虚有的罪名。 　　对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现和态度，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近年写的回忆录，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6】 　　而在“9·13事件”之后，当时的中央对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这本身就是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的否定）。1972年3月，刘兴元调成都军区，丁盛增补为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随后并接替刘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1973年8月，丁盛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周纯麟，在他本人的所谓“封笔之作”中提及丁盛这位当年的上司时，称他为“曾经上过林彪贼船的丁盛”，比照史实，这自然是信口雌黄，恶意中伤了。【7】 　　 　　4、厄运之夜 　　 　　1973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八大军司令员对调，丁盛与许世友互换位置，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命令宣布后，毛泽东在京召见。与丁盛握手时，毛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点儿感激流涕，顺从地点了点头。 　　秉承其一贯的作风，丁盛到南京后，将军区军事工作抓得颇紧。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据总参批示精神，制定了军区的《加强战备值班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各级机关均要建立首长值班、作战值班、部门值班、部（分）队值班制度。1975年5月，丁盛到武汉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协商研究二十军与一军调防事宜，至当年7月中，顺利完成两军对调防务工作后，军区党委即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6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了军区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经初步整顿，军区部队的建设得以加强。8月，经毛泽东、中央批准，南京军区领导班子调整，丁盛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仍由张春桥兼任）。11月，丁盛在南京主持召开作战会议，讨论了军区作战预案，研究了部队基本部署调整及各项保障计划。当月，还组织了陆军第六十军的检验性演习。【8】 　　1976年3-5月，经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共有三个军级机关、四个师部、二十七个团进行了部署调整。5月，军区发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军区浙东南前指，统一领导浙东南沿海战备工作。7-8月，军区组织了军、师干部集训，参加集训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视察完浙东南及舟山地区防务后，丁盛抵达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饭店。当时到沪治疗皮肤病的军区政委廖汉生，恰好也住此间。 　　丁盛的厄运，也就肇源于这一天晚上。 　　关于这个晚上，人称“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后于1980年12月“两案”审判时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所作“证词”如是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向张春桥当面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谈情况。我对张春桥讲，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我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六十军领导人的情况。谈话结束时，张春桥叮嘱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代表官方观点的《南京军区大事记》则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阴谋夺权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饭店密谈。他们谈了在毛泽东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并分析了驻上海附近部队的情况。 　　“这次密谈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加快了准备武装叛乱的步伐。八月十日，马天水下令催发民兵武器，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支，火炮三百门，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贤向张春桥密报了丁盛的主意和他们有所准备的情况。十月八日，‘四人帮’的上海余党获悉‘四人帮’被拘禁，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9】 　　笔者的一位友人，在丁盛生前曾当面向丁本人询问过当晚的事情经过，根据这位朋友整理的访问记录，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这天晚上，丁看望过住在楼上的廖汉生，谈了一会话，回来刚要睡下，廖的秘书秉告，廖明天要去华东医院，请丁给上海市委去一电话，以期引起重视。丁不好推却，便给上海市委值班室去电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时报告了马天水等，马、徐、王三人当即赶来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来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强打起精神应酬。寒暄几句后，丁提及自己是从舟山过来，“过去我去过那里，看过一部分，但这次看得更完全。看来舟山群岛对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个屏障，敌人如果从海上打来就肯定要失败。不过长江以北及以东我还没看过，那是个水网地带，没有舟山那样的屏障，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还要去看看”（考虑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笔者不能保证她的以上丁盛谈及军事地理问题时记录的准确性，但大意应该没有问题的）。 　　丁盛有个性格上的特点，熟人在一起时，他很坦然，很少说多余的话。而在外人面前，为免尴尬冷场，他的话反而还显得多些。丁与这三人其实没有什么交情，看这三人也不懂什么军事上的事，便换了一个话题：“这次我从长江口进来，感到长江的水很浅，见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岛上修个深水码头，将外来货物都卸在海岛上，再用我们的船驳回上海，省得船只、货物积压造成罚款嘛”，马天水客气地点头称是。 　　马随后提及南京军区在七月份召开的一次检查批邓情况的党委扩大会议，称会议开得好，要向军区学习云云。丁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马又说：“上海警备区一个副司令员董常云，听说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来之后我们要批评他”。又问：“李宝奇是怎么来的？”【10】 　　丁答：“上面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建议让他来的”。丁想了想，反问马天水：“这个人怎么样？”马：“他讲话比较圆滑，与原来的刘耀宗不一样，刘直来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说，他有病休养去了，马表态说，我们还是欢迎他回来工作。【11】 　　上海警备区名义上受军区和市委的双重领导，马等“过问”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欢背后议论干部，便将话题引开。随后丁说：我这次来，是因为部队要在杭州湾搞演习，要来很多人，如本军区师以上干部、各大军区、总部都要来人，到时候都住上海，估计安置有困难，除了延安饭店要将现有的房都腾出来外，可能还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应、车辆方面，到时都要麻烦市委帮忙，此外，演习地点离市区两个多小时，到时可能还得请你们派些民兵维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还谈了点什么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的事。临告辞前，马问了一句丁现在身体怎样，丁说，还可以，就是有点心脏病，老毛病了。马对徐景贤说，老徐，你到华东医院安排一下，给丁司令检查检查。据丁说，随后，丁领着他们三人到楼上廖汉生处坐了一会。回到房间，他不一会便睡着了。 　　丁盛做梦也没想到，8月8日这一个晚上，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云泥之别的巨大变化！ 　　 　　5、子虚乌有的罪名 　　 　　据《南京军区大事记》：1977年3月南京军区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积极投靠‘四人帮’的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进行了面对面的揭发批判”，随后，任命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凤智为司令员。【12】 　　《大事记》又称：“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共南京军区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会字第119号命令，丁盛退出现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纪委（1982）军纪复字第105号批复：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同意开除丁盛的党籍”。【13】 　　据丁盛申诉，他对马、徐、王三人是谈及对江北苏南的情况有些不大放心，但那是针对对外防御作战的战场准备而言，与国内政治问题一点联系都没有。据丁盛回忆，是谈起过六十军及毛泽东百年之后的事，但不在8月8日晚上，而是杭州湾演习结束后，9月3日他再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又碰到马天水等人。马天水问起，上海市委曾给军区转去一封信，是六十军驻无锡部队一个什么人写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马问丁收到转去的这封信没有，丁回答说收到了，同时说起军区也收到一封信，是许世友的儿子写给某医院一位护士的，信上说到毛百年后要打内战，丁说，打内战可不得了，军区已将这封信送中央，送给陈锡联了。【14】 　　笔者相信丁盛的申诉比较接近历史事实，这理由实在太多。 　　徐景贤所“揭发”的“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是准备干什么？徐没有往下说。《南京军区大事记》直截了当说是“准备武装叛乱”。丁盛虽在军事上号称“大胆将军”，但政治上还算谨慎小心，他与马、徐、王并无深交，可谓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礼节性拜访的闲谈中，便与自己不熟悉的三个人去“密谈”什么“有所准备”（潜台词就是“准备武装叛乱”）？此其一。 　　王洪文、张春桥当时是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是军区第一把手。王洪文也挂着上海警备区政委一职。丁要与“四人帮”有什么勾结，完全可以不假手他人直接找他的第一书记。张春桥掌控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要比马、徐、王强吧，且应该了解下属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军事布防情况。丁盛如果真要“密谋”什么，找张岂不更名正言顺？何须绕着弯子要找马、徐、王再去转告？此其二。 　　南京军区当时辖有三个野战军，一军在浙江，十二军在安徽，六十军在江苏。按徐景贤所言，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他指挥不动，那么，以逻辑推理，言下之意，其他两个军应该靠得住，应该指挥得动（要不丁盛为什么不说三个军都靠不住，他都指挥不动呢）。六十军的军部在镇江，一军的军部在湖州，湖州比镇江更靠近上海，按逻辑推理下去，丁盛岂不是可以拿一军及十二军作资本去投资靠“四人帮”？丁盛有这样做吗？此其三。 　　张春桥当时还兼上海警备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王洪文亦还兼警备区政委。上海警备区本身就有三个师的兵力（即驻市区的警备师，驻周浦的守备一师及驻松江的守备二师），即使三个野战军都指挥不动，以丁盛加上张、王，警备区这三个师总还能控制，还能指挥得动吧？如丁盛真的参与了“准备武装叛乱”的密谋，为什么不与马、徐、王议议如何去指挥调动较易于掌控的这三个师呢？此其四。 　　丁盛其实什么都没有做。这么说来，所谓“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与1971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丁盛来说，都是子虚乌有的罪名。 　　 　　6、公道自在人心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近年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丁盛（还好，称其为“丁盛司令员”），多少还算从侧面反映了一些客观事实。如廖说，他1975年2月接到调令去南京，“一个星期以后，我又接到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三书记丁盛打来的电话，欢迎我速去上任”，又说：“我和彭冲，丁盛都比较熟悉”，“我和丁盛前后接触的时间更多一些。丁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后到陕北红28军当团政治委员。1937年8月红军改编八路军时，红28军与红2军团第6师合编为第120师第716团，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丁盛任2营党总支书记。宋时轮团长带领2营开赴雁北地区时，丁盛调到第715团任党总支书记，以后又去了第115师。1955年，我们一同进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我是第2小组组长，他是组员。毕业后，他任第54军军长。1963年，我们一起到高等军事学院参加军委组织的马列理论学习班，我是班主任，他是学员。……”。【15】 　　关于8月8日这一个晚上，廖汉生说法有别：“9月初，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当天晚上，上海市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就跑来看望。我住在同一层楼，在上海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未来过。大概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让人向我通报：一会儿来看廖政委。 　　“他们几个人在房间里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还没有出来。我本不想见他们，于是就关灯睡觉了。 　　“我刚刚躺下，就听到他们一行人从房间里出来，推开我的卧室门，连着叫了几遍：‘廖政委，廖政委……’ 　　“我没有搭理。 　　“他们自言自语地说：‘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再来看吧！’ 　　“第二天，徐景贤来看我，请我搬到锦江饭店去，说那里有冷气，条件好一些，对治疗有利。我谢绝了。”【16】 　　根据丁、徐及《南京军区大事记》，这一晚应该是8月8日夜间，瘳说是9月初，显然是记错了。另廖说他是8月4日乘飞机抵达上海的，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时间，说自己在上海市已经住了1个月，他们从末来过，恐怕是言过其实。再说，丁盛不打电话，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马上赶来了吗？不是第二天徐景贤又专门来请廖搬到锦江吗？廖又说：“军区有人来上海看病”，显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视察完舟山后途经上海的，并不是专门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说丁与马等人“从晚上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而丁说他们是深夜才到的，廖说他们没有进房，而丁说他们是进房谈了一会儿。 　　这真是一个扑朔迷离、说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说，1976年10月7日，“四人帮”被抓后第二天，军委紧急通知：南京军区丁盛、廖汉生，江苏省委彭冲，许家屯立即乘专机到北京开会。当晚10时30分，军委办公厅通知马上去开会，廖说：“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楼。其他几个人也来到楼下，只有丁盛司令员还在澡盆里泡着呢，房间的门反锁着。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门，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来。”【17】 　　当晚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济南、武汉三个军区的负责人，华国锋宣布，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全场爆发出热列掌声，这掌声，应该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冲、丁盛和廖汉生一起找周纯麟谈话，分析在“四人帮”被公开揭露以后上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宁。到南京后，立即召集军区常委、顾问、离休老干部作了传达，晚上，又召集驻南京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军队院校的军以上单位负责人进行传达。 　　根据廖汉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帮”之际并没有“准备武装叛乱”的反常活动和表现，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还有心情在京西宾馆的大澡盆里泡个老半天呢？ 　　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抛了出来，究竟原因何在？自称与丁盛“比较熟悉”的廖汉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忆，始终没有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许世友。 　　自南京军区成立始，许世友就将其视为自己的“地盘”。廖汉生在回忆录中亦承认，许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谓不厉害：“仅以军师职干部为例：被以‘5·16分子’名义从领导职位上搞下来的干部就多达32人，其中军职13人，师职19人，被所谓办学习班交代问题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还有赵俊、黄振东等多人；进行‘背靠背’审查的10人，其中军职1人，师职9人；还有一些干部有所谓‘历史问题’……”。【18】 丁盛到任后，根据军区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这传到了许那里，据说，许十分不满。 　　有人说，因为丁盛得罪了叶剑英。 　　叶剑英的秘书张廷栋后来著书说，1969年10月下旬，“叶剑英被迁出北京，抱病辗转于湖南长沙、岳阳、湘谭和广州等地，受尽折磨”。当年底，在湖南安置的叶去广州治牙疾，“到广州后，广州军区的一些领导对叶剑英很冷淡，主要领导人根本不见叶剑英，而让一位副参谋长出来安排叶剑英的住行。他们不让叶剑英住原来住过的房子。……”。【19】 所谓主要领导人，指的是丁盛、刘兴元。其实，以叶当时的情况，让军区副参谋长刘兴隆去安排叶的食住行也算可以了。丁盛不喜迎来送往，不要说叶剑英，即使后来江青到广州，丁盛也不愿出面，只是由军区副司令员吴纯仁负责接待。 　　笔者不知道有关丁盛得罪叶、许的说法有没有什么依据。不过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当丁盛急速从高位往下坠落时，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无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虽已处处小心行事，但还是始终欠缺高层政治斗争历练，疏于防范（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吧），为徐景贤这样的肖小所诬陷，终酿成后半生的悲剧！高层政治，即便对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人来说，不也是太险恶了吗？ 　　丁盛晚年，据说经四野出身的总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广州军区收回，按师级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没有任何变化（生活待遇倒还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据知情者说，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时常应邀奔走于京津、赣粤桂琼、滇川渝和鲁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战友，包括不少同他从未谋面均已转业地方的干部战士，听说‘丁军长’来了，看望者络绎不绝，迎迓有加，情真意切，显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庆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请他去住，去吃饭，陪他去游玩，简直排不过来。他是从山城重庆调走的，旧地重游，军队和地方，凡是和他认识或有过交往的，还有大量的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的中青年人们，拜访探视者竟日盈门，令人感怀不已！”【20】 　　公道，自在人心。（2005年5月） 　　 　　附：丁盛简历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县。 　　1930年6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由团转党。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政委，参加长征。 　　1937年8月后，历任八路军旅政治部科长，团政委。 　　1945年4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历任晋察冀军区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旅长，东北民主联军八纵二十四师师长，东野（四野）四十五军一三五师师长。 　　1950年4月后，历任四十五军副军长，军长，五十四军军长。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3月，组成“丁指”，指挥西藏平叛作战。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军区党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组成“丁指”，指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战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司令员。 　　1968年2月-1969年7月，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职审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现役。10月，被开除党籍。 　　1999年9月25日，在广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