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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崇福，1952年获布朗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从事超声研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应崇福在回国途中给导师Rohn Truell写了一长封信。信中表达了他对导师的感谢，对实验室的怀念，对离开美国同事的依依不舍，甚至为之落泪。同时，也向导师解释，他作为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贡献，希望能得到导师的理解与支持。
半个多世纪后这封信浮出水面。2019年《中国科学报》刊登了这封信的译文，并刊登数人的评论文章：“矛盾的归国之路”“大音希声 赤子丹心”“科学家的另一种真实”“纯粹的归国动机”“徘徊后的选择更令我感动”“家国情怀这个词从此鲜活”等。几篇文章的基调基本一致--应崇福在回国问题上“犹豫不决”，心里“异常矛盾”，最后决定，“为了国家富强”，“肩负起对祖国的责任”，“毅然选择了回国”。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崇福1955年回国，比许多老海归晚，如果这就是犹豫不决，那是不是就可以说钱学森、郭永怀、张文裕、谢家麟等许多科学家55、56年回国前也犹豫不决？确实很多老海归回国前犹豫不决，在权衡各种利弊因素之后才做出回国决定。但应崇福不是这样。
1943年应崇福在华中大学教书，认识了妻子张爱贞并结婚。1945年，应崇福获得了布朗大学的助学金，但因凑不够旅费，便耽搁了下来。直到1948年，华中大学赞助了他1000美元，才告别了妻子和孩子，进入布朗大学。
留学期间，应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维持学业与生计。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却发现微薄的积蓄根本不足以支付回国的船票。他跟家里联系，看能不能在国内凑钱，换取外汇。他的妻子张爱贞原来执教的学校不再开设英文课，因而失业在家，家境很困难。虽然上下打点、多方筹措，凑出来的一点点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说，应崇福原本是打算1952年回国的，只是经济上有困难。
于是，应崇福申请了美国国务院向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回国赞助费用。后来美国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他便在布朗大学的实验室工作。1954年，美国解除了对留学生回国的禁令，许多留学生迫不及待地加入回国行列，而应崇福却等到1955年底才回国。
这些就是所谓的“矛盾”“徘徊”“犹豫不决”吗？应崇福舍不得实验室的发展机会，能多学一点就多学一点。或许让他不知所措，是因为和实验室签订的工作合同到1957年才到期，提前离开会违约。他走以前流泪了，是告别的眼泪，感激的眼泪，与犹豫不决毫无关系。
在回国途中路经日本，同船的留学生们都下船买佳能相机，各种型号$110到$180，比在美国买便宜得多，有人甚至买了两个。应崇福只花了5块钱，买了一个简易三脚架。可见他离开美国，囊中多么羞涩。也许他惦记妻子生活艰难，把钱留着供家用。
设身处地设想，一个37岁的中年人，飘洋过海，远离亲人7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完成了学业，两手空空，既没有家庭，也没有财产，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在中国过着贫苦的生活。这个中年人会动邪念，摈弃中国的妻子儿女留在美国吗？我相信应崇福不会。《中国科学报》文章中所谓应崇福回国前“矛盾”“徘徊”“犹豫不决”等，如果没有其他刻意的意图，轻者是作者对那封信的独断误读，重者是对应崇福人格的侮辱。
现在赞美老海归的文章都陷入“爱国”怪圈，千篇一律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冲破重重阻挠”“满怀爱国情怀”“毅然放弃优越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老海归跟应崇福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他们希望国家富强，但决定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妻子、儿女、父母、家人，是中国人的归属感。
应崇福，2011年逝世于北京，享年93岁。
（据《大音希声 应崇福传》，应崇福文革期间几乎寻短，妻子张爱贞1970年文革中病逝，年仅50多。）
这是我在文献片“Looking for Rembrandt"中读到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把天才，或是聪明人，和神徒联系起来。其实那是两类人。
1948年，华中大学赞助了他1000美元，进入布朗大学。
留学期间，应崇福一直是靠布朗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维持学业与生计。
1952年，应崇福申请了美国国务院向中国留学生提供的回国赞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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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美国和国民政府没有啥对不起他的。
即使因为中美在朝鲜兵戎相见，美国暂时禁止留学生回国，他也在实验室找到了工作，至少攒下了回国的路费。而且禁令取消后，即使他违约提前回国，实验室也没有难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