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美中关系处于蜜月阶段,每逢国庆,大使馆便举行各种不同的招待会,邀请从正式官方到非正式民间的各界人士。连续几天,一到傍晚,使馆门口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那个时候大使馆位于康涅狄格大街,离动物园不远。原来是一家酒店,以后改建成公寓楼,美中建交后中国购买下来成为大使馆。
我参加了一次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受到邀请的大部分是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使馆的内部格局还是像酒店,一进去是大厅,二楼有会议厅,餐厅。除了大使以外,使馆全体人员都住在使馆内。那个时候申请中国签证的人不多,所以签证处也在大使馆内。后来申请的人多了,签证处就搬到威斯康辛大街。
教育处一位官员接待了我们,先是讲话,表示欢迎;然后进餐,自助餐形式;最后看电影,祖国大好河山。那顿自助餐可真不怎么样,按现在的标准,和外边二流三流中餐店的美式中国菜差不多。有一道菜是把热狗切成小块烧在白菜里。也难为使馆的大师傅,那个时候没有大中华超市,想买正宗中国食材还真难。也苦了使馆工作人员,不能带家眷,整年整月吃不到地道家乡菜。也许是我们的档次不够,拿热狗白菜唬弄我们。
大使章文晋的待遇不同,他跟夫人住在大使公馆。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去做客以前很兴奋,说她从来没去过中国人的家。回来后有点失望,因为章文晋家里的家具全是不锈钢和塑料贴面之类的现代家具,墙上挂的也是西方油画,和美国人家里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她对晚饭十分满意,说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国菜,很多菜连听都没听说过。不知是什么山珍海味,一定是空运过来的。
巧得很,在那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了我们家的邻居老曾,在大使馆工作。与其说是邻居,不如说是房客。我们家有四间房,文革期间两间被让出去给别人住,其中一间住的就是老曾夫妇。老曾是北大的年轻教师,刚结婚不久,没有自己的房子。两口子和我们共用厕所和厨房,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并不显得拥挤。老曾非常客气,闯入生人的家里住,脸上的微笑总是带着尴尬。他手脚勤快,帮助奶奶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抢着倒垃圾,搬蜂窝煤,有时还从学校食堂带回饭菜,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了。后来父母下放到干校,我们兄弟二人下乡插队,老曾对奶奶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们相处得很好,一起住了几年,学校落实政策后,他们两口子搬走了,还回来看过我们。
在美国见到老曾真是意外惊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候我开车去使馆接他,有时候他自己开着车就来了。当时并不明白,我们这一来一去,他开着大使馆的车,后面一定有盯梢,我好像也就上了FBI的黑名单。几次从北京回来,被请去喝茶,让我纳闷了好几年,怎么就不请别人呢?
有两个公派留学生,苦于找不到住得起的房子,求使馆协助。老曾跟我谈起这件事,问我有没有可能低价出租一间房。我和太座觉得可行,把整个地下室租给他们,旁门出入,有自己的厕所,不可以用厨房。那个时候租一间屋子的行价大约一个月150块,我们的租金低得可笑,每人只收20块,还包水电,简直就是白住。两个人都是30开外的人,老王的性格跟老曾差不多,和蔼可亲,每个月交房租都是二话不说,还很感谢我们。另一个人老马有点倔头,不跟他要他是想不起来交房租,甚至提出来能不能便宜一点。国家给的生活费太少,他们的日子也真是够苦的,天天吃方便面。
以后找使馆帮忙的留学生多起来了,老曾就跟我协议一个方案:用我的名字在大学附近买一栋房子,使馆帮忙出首付,当留学生宿舍,我收房租,不必交还使馆首付。这时候我有些警觉了,跟中国大使馆走得太近了。当时使馆有规定,工作人员休闲外出必须至少二人同行。可是老曾每次来我家都是一个人,我大概成了统战对象,老曾出来是工作,可以一人单行,而且可以开使馆的车。
要是我当时贪财,想来想去以后没好果子吃,一条辫子两边抓。我的生活一直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当地主买房出租,可是从来没后悔放弃赚使馆钱的机会。
不久老曾就回国了。不记得是不是问过他是怎么当上外交官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定是党员。这也让我怀疑,当年他住进我们家是不是被派来监视我父亲。不管怎么样,老曾人很好,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989年,中国大使馆门前又热闹了一回,但不是国庆宴请。我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和烛光悼念。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中国大使馆的近距离接触,以后也再没有收到过招待会邀请。下面几张照片是当时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