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一）春疑

无言独上西楼（一百五十一）春疑

 

邬春疑出生在广州市一个殷实家庭里。邬家祖籍江苏省，春疑的曾祖父出身贫寒，但是聪明过人。他读书过目不忘，吟诗作赋出口成章。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供不起他读书。他在私塾半工半读，帮助先生打扫教室，做饭，洗衣，后来还做了先生的助手。二十五岁那年，他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由于过于执着，得罪了当朝皇上，被发配到两广地区做了一个小小知县。后来老皇帝死了，新帝赏识他上奏的治夷之道，随后他的官运亨通，直至两广总督。曾祖父年迈体弱时，告老但是并没有还乡，而是在广东住了下去。一则家乡已经没有了至亲。二则在广东，广西住了多年，反而比家乡更加习惯了此地的饮食起居，风土人情。

 

大概是自己做官的经历并不顺畅，邬春疑的曾祖父没有督促自己的儿子们做官，而是引导他们开始经商。他家主要做出口瓷器和茶叶到欧洲的买卖，于是家里人开始学洋文。邬春疑从小在外国人开的洋学堂上学，他资质优秀，各科成绩均名列前矛。但是他更喜欢国学，中国文学的博大精深让他着迷。

 

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邬春疑的父亲决定举家搬往香港。1938年，18岁的邬春疑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于是，他告别了家乡，登上了跨越太平洋的轮船，去大洋的彼岸求学。1941年冬季，日本人占领了香港。远在异国他乡的邬春疑有很长一段时间跟家里失去了联系。多亏他父亲当年给他在美国的银行账户里存够了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否则他的学业是否能够完成都是问题。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此时的邬春疑已经大学毕业，并且顺利地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进入了研究生院。

 

得到香港光复的消息，邬春疑带着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在读的身份回到了香港。与家人的团聚让他无比兴奋。但是不久他又踏上了远航客轮，回波士顿继续他的学业。

 

1947年，博士毕业的邬春疑被波士顿大学聘请为讲师。与此同时，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工作一年后他结婚了。新娘是美籍华人Nancy Tang，她的中文名字叫谭美琳。

 

美琳的祖父是随修铁路的华工一起来美的，但是他不是华工，他是翻译。铁路修成后，跟许多华工一样，他选择留在美国。他用积攒下来的钱在纽约市买了一家小旅馆。回到广东台山老家探亲的时候，他实在不愿意将当年家里包办的小脚女人带到北美。于是，他将自己十岁的儿子带了出来。儿子在美国接受了教育，毕业后跟他一起做生意。他们将旅馆开成了连锁店，同时还开办了汽车修理公司。

 

美琳的父亲到了成家的年龄，祖父写信让家人在故乡给他找了一个太太。开出的条件，除了年龄，唯一的要求就是天足。美琳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客家人。她除了操持家务之外，为这个家生育了三男一女。美琳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也是最小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她进入了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Wellesley College（韦尔斯利女子大学）。韦尔斯利大学与哈佛大学近邻，美琳有些课程是在哈佛修的。在哈佛美丽的校园里，她发现了一个东方男子的身影。

 

那个男子总是行色匆匆，腋下常常夹着几本书。终于有一天，男子匆忙间将一本书掉在了草地上。美琳不失时机地捡了起来，追上去还给了他。

 

后面的故事就比较简单了，当得知这个青年不但是中国人，还是广东老乡。二人接触的频率加快了。未几，他们坠入了爱河。谭家人非常高兴，美琳能够找到她的意中人，还是华裔，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春疑工作一年后，美琳大学毕业。他们马上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美琳刚刚完成教育学学士学位，她打算工作两年后继续求学，所以生孩子的事情就只好暂时耽搁了下来。好在二人都还年轻，美琳22岁，春疑28岁。

 

1949年秋天，新中国成立了。不少海外华人满怀报效祖国的热忱回去了。邬春疑念博士的时候就在美国经济学术界发表过有影响的文章，他的毕业论文在业界评价很高。当年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念经济的人很少，能够念出名堂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于是，有人得到新政府的委托来说服邬春疑，新中国需要他这样的经济学人才。

 

无论是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还是在美国，邬春疑都体会到了积弱的祖国给她的人民带来的是被鄙夷，被歧视。说服他的人向他宣传了新中国，新政府的治国方针。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称号，新一代治国之君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演讲激荡着他的心，他决定放弃波士顿大学的工作，回去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谭美琳的国籍是个问题。当时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但是来人带来了政务院总理的亲笔信，只要邬先生肯回国，邬太太可以保留美国国籍，作为特例在中国生活。

 

虽然谭家有万般不舍，无奈邬春疑去意已定，美琳对春疑的爱情坚定不移。他们只得挥泪送女儿女婿上了开往中国的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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