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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建议要用GDP的2%-5%补贴和奖励生育
据时代周报7月31日报道，“不生了，前两年怀孕生孩子，之后又哺乳一年半，什么都耽误了。”被问到打算何时要二孩时，王颖（化名）轻笑着摇头，“现在有了孩子，我没办法牺牲家庭去做很多工作，升职加薪也没指望。累怕了，不想再要了，一个就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王颖的焦虑解释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逾两年，出生人口数未达预期的原因。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在人口方面面临的双重挑战。
“由于堆积生育意愿的高峰，会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两三年内基本释放完毕，因此，需要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呼吁。
生育意愿下降
中国的人口政策几经变化。
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正式写入宪法。“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2011年11月，政府出台“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2016年1月1日，正式放开“全面二孩”。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降低生育率比较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要难得多。近几年我国陆续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从‘放宽’这个方向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步子太小、太慢。我国需要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不能满足于仅仅放开二孩。”梁建章强调。
“谁也没预料到老龄化会来得这么快，现实中这两个方面都比以往预估的更严峻。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两年来生育率远不如预期，尽管去年二孩比例稍微有所上升，但一孩的比例却在下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政策决策者和生育主体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落差的重要原a因，“改革开放40年，除了促进经济发展，也带来生育观念的改变。部分年轻人已经改变了生育观，不认为孩子多了是一件好事，在观念上对生一个孩子或者不婚、裸婚、同性婚都更加包容。”
陆杰华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以前对生育很重要的一些有利条件转为不利条件。比如抚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都成为生育上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此外，大部分年轻人具有多样性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多元了，不见得就认为生孩子或者多生孩子是其必经的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也使得过去养儿防老观念逐步弱化。
鼓励生育的积极人口政策
面对人口困境，不少地方陆续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支持性政策。
天津市提出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湖北宜昌按照“限额内报销”办法“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对象，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湖北仙桃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可获1200元补助；新疆石河子市对生育二孩（不含领养）的家庭，可领取顺产500元/户、剖宫产1000元/户的住院分娩补助。二孩0–3岁期间，每户还将给予适量奶粉补贴。
6月29日，陕西省也提出要“适时全面放开计划生育，出台鼓励生育措施，通过对生育进行补贴奖励等方式提高生育意愿”。
7月5日，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将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负担。同时提出，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0.9提高到2020年的1.4、2030年的1.8。
辽宁是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鼓励生育政策的，这背后是其步入深度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的现状。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958.74万人，占总人口的22.65%。辽宁省人口从2011年就开始进入了负增长，2016年和2017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18‰和-0.44‰。
“生育率更低、老龄化更严重、流动外迁加剧等问题都集中体现在这一个过去计划经济时发展较好的省份上，辽宁的现状只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未来各地可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陆杰华不无担忧地坦言，“辽宁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2030年恢复到1.8生育水平难度非常大。”
建议要用GDP的2%-5%补贴和奖励生育
美国经济学家哈瑞·丹特在《人口峭壁》一书中指出，人口下降将是中国债务、房地产泡沫加速破灭的根本原因。
丹特的预言是警示，放眼全球，少子化和老龄化并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难题。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洲开始持续出现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的人口现象，不久，低生育率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到2012年，在除法国、冰岛、爱尔兰、新西兰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在亚洲，新加坡、韩国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1.3。
因此，相关国家推出生育福利政策，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一定作用。以法国为例，现在法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更替水平，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法国孩子出生首先可获928欧元奖金，0–3岁每月有185欧元补助，3–20岁每月有65–231欧元补助，视孩子排行和年龄而定。有三个以上孩子的中等或以下收入家庭，每月还可获得169欧元的额外补助。孩子满6岁前，父母休育儿假或返回工作还可获金额不等的育儿、托护补助。养育家庭还能减免所得税，算法向多孩家庭倾斜。此外，多孩家庭在交通和廉租房安置方面，还可享受优惠和优先。
在陆杰华看来，老龄化和少子化共生共存，其他国家也没有特别好的经验。“比如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推出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没有预期那么好。所以，应该客观地看待相关政策的效应，但不能不做，做能够使生育率保持在一定水平或者略有回升，如果相关政策缺失，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梁建章强调，除了提高教育便利、高考改革、兴建托儿所、提供各种生育福利之外，最根本、最重要的政策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以及减免税收。“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不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生育成本的话，人们是不会多生的，只有真金白银人们才会提高他们的生育意愿。”
在梁建章看来，每个国家用于补贴有孩子家庭的财政补贴占GDP的比例和这个国家的生育率成正相关。“世界其他国家都给了GDP的1%–5%，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所以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2%–5%是什么概念？梁建章算了一笔账，中国现在的GDP是80万亿元，5%就是四万亿元，四万亿元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如果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每个人每年也就只有一万多元。“我们知道大城市抚养小孩的成本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说起来多，但是其实不多，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奖励力度才能提升一部分人的生育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