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长期任职美国大学教授，一生出版了39本书，其中1978年的自传《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非常精彩，当中提到了两个人：
德鲁克是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1927年到德国打工并在业余时间求学，1929年在法兰克福市的最大报社作记者，两年后升为编辑，业余时间同时拿到了法律博士学位，并在当时德国最开放自由的法兰克福大学作讲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德鲁克读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早已决定一旦纳粹上台就立即离开德国，却一直因为各种借口和理由而继续留在德国，直到当年3月法兰克福大学的纳粹特派新专员召开全体职工会议，会上专员脏话迭出，大声咆哮，要求大学立刻开除所有的犹太员工。最后会议由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总结发言：“您刚才说的很有启发，我只有一个问题，本校的哲学系是否可以得到更多的经费拨款？“。会后德鲁克决定立刻离开德国，当天就到了报社辞职，并准备第二天回奥地利，没想到下午穿着一身纳粹冲锋队服装的H（Reinhold Hensch）到家中拜访，让他心中一惊。H是德鲁克同一报社的普通同事，平时没有深交，只知道H同时是共产党党员和纳粹党党员（当时是不入流的小党），H过去的解释是为了采访工作方便而入党。当日H声称已被任命为法兰克福专员的出版社顾问和该报社的党代表，专诚来挽留特鲁克，表示一贯欣赏特鲁克的才华，许诺特鲁克如果留下会成为该报社的主编，作为H的个人全权代表负责和主管该报社。
特鲁克当即婉言拒绝，H再三劝说让其多加考虑，见特鲁克去意已决，H话风一转，提到自己最近参加了纳粹的高层会议，其中与会者们反犹及好战等等疯狂言行令其极为不安，H已经劝H的同在该报社任职的未婚妻(未婚妻应该是犹太人）立刻离开德国，请特鲁克留下国外的通讯地址以便其女友联系。特鲁克问H：“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也离开德国呢？“。H说自己出身平凡（父亲是石匠），能力有限（工作多年还是普通记者），如今作为纳猝早期党员，即将获得重任，大展宏图，最后告别特鲁克时留下一句话：我以后会留名立万的（I am going to be somebody！）。特鲁克第二天离开德国，短访奥地利后当年（1933）移居英国，随后1937年定居美国。一直到二战尾声特鲁克从纽约时报上果真读到了H的消息：H作为纳粹主要战犯之一，躲在法兰克福郊区其父的房中，被美军俘虏后自杀，当时H已经是党卫军的副总，中将军衔，以残暴嗜血出名，被手下人附以外号野兽（The monster ）。
同年特鲁克又遇到了另一位S (Paul Schaeffer)。 S是德国年轻精英，过去任职驻美外派记者，一直追踪报道罗斯福1932年的成功总统竞选并成为罗斯福个人朋友，他的文章被整个欧洲新闻界转载， 1933年S被任命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报社负责人，在其回德途中在英国与朋友和特鲁克会面，其间朋友们以特鲁克为例陈述德国现状，极力劝阻S回国， S慷慨激昂，说我深深了解纳粹的本质，又了解美国，正是为了帮助德国人民和社会保持正义，坚持舆论自由和真相，所以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和优越生活，舍生取义，赴危前行。其后S返德后被纳粹大肆宣扬吹捧，最后S与该报社沦为纳粹的对外宣传帮凶，数年后图穷匕见， S与该报不了了之，消声匿迹了。
特鲁克书中感慨到：与恶魔相比，个人实在太渺小无助，有太多的诱惑，无论你是高尚与卑微，强壮或虚弱，与恶魔打交道的结果只会带来个人的灾难，唯一的方法是远离恶魔。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远离恶魔与邪恶是洁身自好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法，也是坚守道义良知的不二选择，换个现代说法就是尽量肉身翻墙，无论这个墙在俄罗斯还是历害国，新疆还是香港。
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智慧有决心能逃出德国和欧洲的人毕竟是少数、正如今天有远见有勇气逃出墙国的也是少数，不过留下来真的绝不是因为拥有铁链女大白们的那个地方更富强更民主更文明，只是选择了更安稳更舒服更快活。在多数情况下保持现状的默认选择也不算坏，但在特殊时代和狂人背景下这就是选择了与魔共舞，正如普丁治下的俄罗斯人，以及绝对忠诚，成绩归功于英明领袖下的当代中国人，他们的未来可以预知。
在异象迭生妖风再起的今天，让我们作为旁观者，观察和记录这反人类反人性的逆流，在那苦难深重的国度里重演最后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