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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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我在北大荒参加高考
77年秋天是我下乡到北大荒的第十个年头，婚后的第三个年头和调到营直中学的第二个年头。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真的吗 ? 我半信半疑，直到消息上了报，才确信被文革砸烂的高考真的要重新登场了。本以为今生今世与大学无缘了，没想到年近31岁的我还有可能再上考场。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四中备战高考，中学六年的课程我都系统地学过，对于考试我很有自信。我确信若上考场我能考出好成绩，若只 按成绩排队，我能颖脱而出。
虽然我对考试的成绩很乐观，但对於能否被录取却相当悲观，原因很简单，我的出身不好。因为出身不好我一直与入党和提干无缘。在此前两三年，因北京市缺中学老师，于是在北大荒的北京老高三中招取一批中学教师，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我在群众推荐中获得了高票，但在领导审批中败下阵来，原因是出身不好。在那个年代出身几乎成为所有重要岗位选拔的第一条件。我被调到营直中学不是人家不看出身，而是与我有同等学历的人通过病退困退上调等各种途径都走光后，没办法，只好用了我。
我在出身一栏填的是地主，其实很冤。我的奶奶是地主，而我的爸爸是职员，我的出身应该为职员。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我和姐姐们沿用我叔叔的填法。当我们意识到出身的重要和我们填法的错误时，我们不敢纠错，只能自认倒霉。万一被当作窜改出身岂不比出身不好更是罪加一等。
本以为我对高考的困难估计很足，但没想到的事出现了。临近一试(77年黑龙江时的高考分一试二试)，黑龙江省给出了可以参加考试的年龄限制是194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而我的出生日期是1946年12月26日。比规定日期早生了六天，因此不能参加高考。我的沮丧可想而知，就好像一个跃跃欲试的足球运动员还没上场就收到了一张红牌。
一试之后我的学生和同事都在积极备战二试，而我只有羡慕的份儿了。我在去北大荒的前六七年都过得很愉快，而且也没觉得有多艰苦。心里飘来几片愁云，是近一两年的事。
与我一起来北大荒的同连队的四中同学有九人，其中六人已各显身手离开了北大荒，况且六个人都是和我聊得来的好朋友，我开始感到孤单。更让我难受的是三年前我结了婚，当时我觉得我俩没有希望回城了。但之后的事实说明我的分析错了，若不结婚，她本来是可以回北京的。这使我深感内疚。另外当时我们的女儿已经两岁了，我开始考虑她的教育问题。在我们营直中学我这个高三毕业生已是数理化教师中的学历最高的，可想而知当地的教育水平如何之低。
那段时光是我到北大荒后最难过的日子，那些天又正赶上我牙疼。很久以后我爱人还记得我坐在小板凳上手托着腮，忧心重重，默默不语的样子。说起来很可乐，我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小，小学时想考清华自动系，文革前上高中时自知因出身不好，所以能有一所大学可上我就满足了。此时我的要求更低，能回北京扫大街我就满意，只为女儿能受到正规的教育。
这些年好事总与我擦肩而过，但是我该抱怨谁 ?我周围的知青老职工基层干部都对我很好，我只能怨自己命不好。不论在连队还是在中学我一直都很努力，我勤奋，不笨，但我给不了爱人和女儿我想给她们的生活。我无能，我无奈，我自疚，我自责， ……，突然鼻子一酸，感到有点控制不住，我赶紧走出家门，让眼泪随意流淌。
后来事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接到许多抱怨后，教育部决定所有老高中生都可报考。这意味着我可以参加二试了。这一喜讯并没使我冲昏头脑，我知道录取与否主要看三样 :出身，成绩和年龄。而我出身地主，年龄31岁，还没考试已经占有两个不利了。
在填报考志愿时，我考虑的不是喜欢哪个专业和哪个专业有前途，而是哪个专业对出身的要求比较低，我避开所有的保密尖端专业，仅报了机械建筑等民用专业。
深知这次考试关系着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命运，我爱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原来每人管一半家务，这期间她全包了，女儿一哭闹，她就赶紧抱走，怕影响了我的复习。她明白一个年龄大出身不好的考生若成绩不出众半点希望也不会有。
之后的复习和考试都一帆风顺。在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告诫自己，虽然考得不错，但要充分做好不被录取的准备。即使没能上大学，生活还在继续，还要做最好的自己。落榜的可能性很大，必会引起我情绪上的波动，我要尽量把它控制到最小。
发榜的日子到了，我考上了东北重型机械学院 !因为我原来报的希望很小，所有此刻我得到的喜悦超大。兴奋和激动使我觉得此刻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幸福来得如此突然和猛烈，以致我在此后约 两个月的日子里无论是梦中惊醒之刻还是早晨睁开眼睛之时，我都在问自己 : " 真的吗 ? 我考上了大学。 "
从此生活在我的面前呈现出崭新的一页。
=== 同样的心情，我也是这么问自己，都入校报道了，每当点名时还不相信是否真的在叫自己。
身处那个离奇的时代，几乎每个七七级的考生都有一段经历，一个故事。每次读到这样的回忆都感慨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