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非小说类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 Jared Diamond 在其2019年畅销书《剧变 - 国家在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用十二个危机因素构成的框架考察了六个国家在各自历史转折关头的进退演变，然后分析了美中战略竞争的优势和劣势，继而转入对世界未来的展望。书中谈及美国时，也分析了威胁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几个根本问题。
第一个也是作者认为最严重的，是政治妥协的加速退化。政治妥协是民主对于专制的一个基本优势，因为它既防止了大多数暴政，又防止了反过来少数对制度的瘫痪。美国宪法专门通过设置权力系统间的制衡来迫使政治妥协。历史上，除了南北战争，美国基本做到了这点。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1981-86年间共和党总统里根和民主党议长奥内尔（下图）之间的互动，双方都是老练的政客，有强烈个性，在政治哲学和政策立场上相互对立。但他们依然保持互敬，肯定对方的宪法责任，不超越游戏规则，在预算等大事上总能从对立转化为妥协，政府因预算通不过而关门的事闻所未闻。但这种政治妥协从90年代中期开始恶化，不仅在两党之间，还在党内的温和及非温和派之间，譬如茶党曾筑起对共和党温和派的强大阻扰。在美国宪法政府前220年的43任总统任职期，总共只有68项总统任命被阻扰，而在奥巴马2008年任职后，共和党通过瘫痪国会阻止了79项总统的政府任命。
(照片来自respectandrebellion.com)
这种不妥协趋势是自我强化的，那些有妥协意向的议员无法好好履行人民代理人的本职，而不得不退出舞台。妥协的恶化，究其原因有三：（1）高企的竞选活动开销，使得议员更加依赖本地的捐款人，而捐款人更愿意把钱给能为自己特殊利益坚持抗争的议员，而不是走中间路线的。（2）为拉拢选地捐款人争取款项，也使得议员更频繁穿梭于华盛顿和选地，而难以保证足够时间逗留华盛顿与其他议员建立交流和对话。（3）各州议会更多使用选区离间计，也即重新划出选区疆界以使得选民分布有利某党，其后果是特定选区里选民单一性强，对特定党派政策偏向强烈，使得中间路线候选人难有获胜机会。
国会山中的不妥协还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整个美国都越来越极化，沿海大都市民主党越来越占据优势，而内陆地区则共和党越来越占优。抽样调查显示，各党选民越来越不能容忍对方，视对方为美国利益的敌人，更愿意居住在周围邻居与自己有相同政治观点的区域，甚至不愿亲友与对方党友婚嫁。选民的互不容忍，也使得服从选民的政客更取不妥协立场。选民政见的极化也有几大原因，（1) 信息小生境化，随着有线电视，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大量涌现，人们倾向于选择合自己政治胃口的消息源，越来越陷入单一政治生态的小生境，对其他政见几乎难有触及。而社交媒体的互动，更增强了同类抱团异类拒交的现象。（2）社交资本的丧失，社交资本（social capital）指的是个人之间的联系和社会交往，手机和互联网虽然让通讯便捷，但大大削弱了人际的当面交流，因而也减弱人和人之间的亲和感，和日本及欧洲比，美国人口密度小，就更放大了梳理感，后果是社会生活中的友善和忍让程度降低，相互侵犯增加，从乘电梯不愿稍等后来的人到道路驾驶不肯礼让，即使在学术圈对不同观点也愈加难以容忍。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美国的选举投票率太低，选举是保证民主体制活力和生命力的重要活动，但美国几乎有一半合格选民不参加总统选举投票，地方选举投票率就更低，一般在20%，在OECD国家里是垫底的，澳洲强制性投票率在93%左右，意大利约93%，比利时约89%，其他欧洲和东亚民主国家在58-80%之间。美国选民被问及为何不投票时通常的理由是不信任政府，不认为投票有何价值，和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实际上很多人不能，因为他们没注册，注册要凭带照片的身份证明，如驾照，但不少非裔没有，因为没交付交通违章罚款，或者投票时间窗口不在周末，打工者难以抽身。这导致收入$150,000 以上的人群投票率超过80%，而收入低于$20,000人群投票率低于50%。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经济不平等性，社会平等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之一，1776年的独立宣言第二句就是“我们坚信人人造而平等是不证自明的”。但今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很快扩大，在发达民主国家里遥遥领先，1970年最富的1%人口拥有10%的全国收入，今天这个数据是25%。这被认为是公共政策和公众态度两者结合的结果，美国的财富重新分配(即将钱由较富人口向较穷人口转移）政策要比大多数其他主要民主国家来得弱，美国人中有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多得多的人相信：穷人之所以穷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致富，而政府的低收入保障政策（如食品券）充满了滥用，使得穷人不公正地富裕。还有一个原因是前面说的高额竞选开支，使得富人通过捐款更能不成比例地影响政策。
第四个基本问题是社会经济流动性，也是是个人能够克服经济不平等性由穷变富的可能性。美国有比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多得多的人相信，人们能够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报酬。社会科学家用以验证这个想法的一个常用方法是，计算成人的收入和他们父母的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并在不同国家间进行比较，相关系数若为１，表示子女的贫富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贫富，若为０，表示子女的贫富完全取决于自己，和父母无关。结果是美国的家庭代际收入相关系数要高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譬如有42%的美国子女他们的父母属于他们那代最穷的20%，他们自己也处于自己这代里最穷的20%，只有8%的这样的穷爸爸子女最后成了最富裕的20%。而在斯堪迪纳维亚国家，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6%和13%。美国的社会经济流动性还在变得更弱。
不平等性似乎是个道德问题，这不足以引起富裕美国人的重视，但不平等性的加剧会引起社会骚乱，这才是他们开始担忧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五个基本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公共目的的投资正在减少，包括教育，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非军用研发，以及其他需要大政府开销的非经济盈利领域。这使得美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譬如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少，公共中小学也无法吸引优等生来提高师资，对劳动力的再培养也不够。投资这些没有眼前经济效益的领域，其实是投资国家的未来。公共投资减少的一个原因是钱大多数在纳税人的口袋里，另一个原因是太多的钱用于监狱，军事，和健康，这三个领域里，美国的花费远高于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健康似乎是与未来息息相关而值得大力投资的，但问题是投资没用在产生健康效益的地方，而是花在盈利性保险公司的高额保险费，高管理费，高价处方药物，高额医护人员投保，以及将急诊间用于大量没投保的非急诊病患。
你看现在，民主党和精英们嘴里，美国经济一片大好。可是升斗小民，却在痛苦挣扎。他们的不满，就会上升发泄到政治层面。Let's go Bra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