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妹妹与我在姥爷画室里的留念。左为妹妹,右为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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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爷生前是著名的山水国画家,而我自幼生活在姥爷和姥姥身边,长达十三年之久。日复一日的笔墨熏陶,让我慢慢地对绘画生情。但,终是情深缘浅。
在我修习国画的生涯中,最美好和最灿烂的时期,应该是在我六岁的时候。童年时节,我就很喜欢涂鸦,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我很少画铅笔画,而是喜好毛笔画;我爱细研墨、闻墨香、调颜料、展宣纸、执小楷,沉醉于点点滴滴的细腻中。诚然,那时的我没有任何绘画功底,但在很多时候,艺术源于自然,源于纯真,源于灵感。我常画的是树木、花草和动物。
四岁时,我画了一幅荷花图,碧叶悠悠地托着娇花,缱绻在静宁的湖水上。姥爷看了,建议我投稿,不久,我的小画被刊登在《小朋友》期刊上,且得了稿费,这让幼年的我喜出望外。于是,继续画画,继续娱乐,继续期待。
六岁时,我的另一幅画再次被《小朋友》期刊录用。这次,我画的是一幅乡村图,画中有个骑牛的女孩,乌黑秀发红头绳,她俯首轻轻地靠着牛;而老牛则把头向左侧微微抬起;看上去,仿佛他们彼此在呢喃絮语。此次,我照例得到稿费,照例兴高采烈,照例雄心勃勃。然而,我并不知道,这竟是我绘画的高峰。八岁时,文革降临,我的绘画梦,便随之搁浅在流年的古巷里。
文革初期,姥爷曾受到非人的折磨。到了一九七四年,在江青的授意下,美术界掀起了批“黑画”的运动,并举办了“黑画展览”,姥爷的《寒林暮鸦》和《入蜀途中即景》都被列入“黑画”。《寒林暮鸦》画的是林中飞翔的乌鸦群,原本只是一幅山水画,却被扣上了“反党”的罪名;而《入蜀途中即景》画的是农村春耕小景,怎奈姥爷只画了一个耕作的农民,于是被说成是鼓吹单干。姥爷觉得非常冤枉,但又无处申诉。
姥爷关松房的画作《寒林暮鸦》,曾被列入“黑画”。
虽然姥爷依旧不停地作画,但他却不主张我再学画了,在他的理念里,艺术往往会被人曲解。我读高中时,文革已将结束,但仍面临着插队的命运。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人拼命学乐器和绘画,盼着能因一技之长而摆脱插队的厄运。守着姥爷的我,可算是近水楼台,所以又续上了绘画的前缘。这一次,姥爷重点教授我一些山水画的基本功,比如:用笔要分轻、重、粗、细、急、缓;用墨要分深、浅、浓、淡、干、湿;这样才能画出远近和阴阳的反差。我在姥爷的指导下,不断地练习笔法和临摹古画,有时也外出写生,积攒素材。然后,便试着开始自我创作,画数张书签,作几幅小画。
日后,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喜爱绘画,但终因专业训练的起步较晚,自觉功底欠佳,而打消了报考美术学院的念头。姥爷辞世之后,我很少动过笔墨。后来,移居美国,艰辛创业,让我更无暇顾及绘画。直到我四十岁时,生活渐渐地变得安稳舒适起来,我才有闲情,想起了我中断的绘画路。于是,再上路,凭着年少时的功夫,开始自学山水绘画。心血来潮时,我终日俯首作画,不求成名,但求享受。我的拙作大多悬挂在客厅里,自娱自乐。
每每沉寂时,我会想,倘若从儿时起,我就持之以恒地学画,那么,我将拥有全然不同的人生版本。但我也懂得,人不仅是属于自己的,更是属于时代的。无论是艺术之路还是人生之旅,都是有桥桥渡,无桥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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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9日发表于: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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