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18 万事开头难

 

第三篇 万事开头难

第一章 大吵初次现中央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面临这些问题的考验，中共中央内部之间及中共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征求他的意见。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这个草案的副本送交马林。

   当我和马林谈到这个计划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书记部的名称算是决定了，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先生回来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费数额，共产国际不妨决定补助若干，不足的数字仍由我们自己筹措。似乎他以前误会李汉俊所说由共产国际拨一笔经费交中共自由支配，当是一笔庞大的数字，现在看来竟是这样少，支配的方法又是这样节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来，表示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助，我们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接着，我们三个委员曾与马林举行一次会议，商讨中央全部工作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个党报的事如何实现。李达扳起了面孔答复：“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听了这句话，马上显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但他也不再问下去，转谈其他问题。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隔阂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仍未返回北京的刘仁静带着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住房，他介绍说：“这是上海总商会的杨主任秘书……”那位杨先生没有等到刘仁静说完，很生气的抢着说：“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诱骗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着一份昨天的上海时事新报，向我说：“请看这篇文章！”我接过一看，这篇文章说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语。杨先生等我看完之后，又提到他初看这篇文章时，还以为与他无关，后来经过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儿杨淑慧。因此他觉得他的名誉受了损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与周佛海同住的刘仁静这时才得到机会补充说：“这位杨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们那里来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杨先生找着我谈论这件事，所以领他来，看你有甚么意见。”我看见杨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结婚，又瞒着与另一个女予恋爱，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有些青年，家里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极不满意的旧式妻子，在礼教束缚之下无法离婚，于是在外面谈恋爱，甚至再度结婚的也不少。遇着这种事，做父母的很难处理，我看最好还是约集他们坦白的谈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骤。杨先生听了我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将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着我们在场了。

   周佛海这段风流韵事，虽只是当时一些青年男女们恋爱纠纷的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这位代理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总觉得这种结合影响周佛海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党外的朋友们也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这使周佛海不无尴尬之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种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政权的要角。这段恋爱看似属于个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来，却也许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大关健！

   当年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他的到来使我们大为兴奋。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陈独秀先生改采这种观望考虑的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自然向他谈到过马林的作风，或者也提到过不满我对马林的迁就态度，这些事使陈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对他的恋爱采取批评态度而有所改变，至少在陈先生面前并未继续给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陈先生到达上海以前约十天光景，李汉俊离沪到武汉教书去了。在大会以后，他觉得被我们冷淡了，似感不快。李达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担任某项编辑工作，他也未确切应允，我们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陈独秀先生抵沪之后大家会了面再走，他没有接纳我们的提议，就悄悄的动身了。这件事引起同志们的猜测，有的认为他过去与陈先生有过意见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认为我在大会中曾批评他的意见，会后又遇事不与他商量，因而生气走了。李达虽然批评过李汉俊的主张，但也觉得我对汉俊不够客气。这些事也许使陈先生觉得我不善于团结同志，在短期内就发生了这许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争执的更重要的事是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来莫斯科本拟召开一次远东革命团体的会议（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后来定名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国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参加，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对台会议的紧急指示。他忙着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并未向中共中央征求同意，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张太雷就拿着这封信动身走了。

   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我向陈先生提起，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名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次克举行，由共产国际日本老社会党片山潜等东方要人具名邀请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中国方面，除由他以共产国际名义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并希中共中央予以协助外，其余各革命团体概由中共中央代为密邀等等。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并同意派代表参加。至于张太雷去日本的事，他并未向我说到。我向陈先生建议先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这种答复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蔑视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jiè 同界）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说：“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复：“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资，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考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傲，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我们重视他，就可以和他共事。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复，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执。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嘱咐，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他：“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好耸耸肩说：“等着瞧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