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五三（崇新岳 百思峰 ）

 

（125）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毛泽东其实也是部署一步步拿掉林彪的，只是因为拿林彪的战略，不像拿刘少奇那样的透明，在新闻报纸上广为宣传，搞得众人皆知。毛泽东拿掉林彪的战略部署是不透明的，只有在中央最高层的圈子里才能感觉到，一般中央委员都感觉不到，普通老百姓就更蒙在鼓里了。

　　毛泽东原准备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问题向全党公开，进而向全国公开，进而拿掉林彪。可是林彪却提前动手了，在毛泽东预计的时间之前，他先“叛逃”了。因为新闻报纸长时间宣传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所以全国人民对亲密战友也会“叛逃”，一定会感到震惊，进而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产生怀疑：如此英明伟大者居然看不出来，自己的亲密战友原来是一个想要暗杀他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当时新闻报纸在吹捧毛泽东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在祝毛泽东万寿无疆的同时，也祝林彪身体健康；在歌颂毛泽东缔造解放军的同时，也说林彪指挥解放军。当时还有一种“三大助手”的说法，声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因为马、恩、列、斯是并列的，如果把林彪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那么林彪也可以和毛泽东并列了，形成新的“马、恩、列、斯、毛、林”六大伟人。黄永胜等人就多次说：“林副主席是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的最光辉的助手。没有林副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当然察觉出新闻报纸在吹捧他的同时，也在吹捧林彪。毛泽东准备要拿掉林彪，就首先要停止新闻报纸对林彪的宣传和吹捧。毛泽东直接下令新闻报纸停止宣传吹捧林彪，显然是很难的。因为林彪是接班人，毛泽东找不出理由停止对接班人的宣传。

　　因此，毛泽东就下令停止对他本人的吹捧，新闻报纸停止了对毛泽东的吹捧，同时也就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由于毛泽东的威信已经很高，停止对毛泽东的宣传，对毛泽东不会造成什么损失；相反林彪的威信还不够高，停止对林彪的宣传，对林彪的损失就比较大了。所以，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天才论”，停止新闻报纸对毛泽东的吹捧，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停止了对林彪的吹捧。

　　后来1971年8月毛泽东在南巡讲话时，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不得了嘛。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126）

　　毛泽东这里明确指出，所谓“大树特树”的宣传，其实并不是在树毛泽东，而是在树林彪。因为毛泽东本人已经“树得不得了”，不需要林彪再树了。然而，林彪的威信还远不到程度，还有必要继续宣传。因此毛泽东停止“大树特树”的宣传，实际上是停止了宣传林彪。

　　有人对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理解，认为国家主席不过是一个名誉虚衔，给林彪当了也不要紧。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接班的前提下。如果毛泽东真要让林彪接班，给林彪当一个国家主席，当然也没什么问题。但如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毛泽东并没有准备让林彪接班，而是准备拿掉林彪。在拿掉林彪的前提下，毛泽东当然就不能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了，因为这样会增加毛泽东拿掉林彪的困难。

　　另外，毛泽东本人当国家主席，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毛泽东本来在1959年就主动辞去了国家主席，那么这次毛泽东为什么又要重新出来当国家主席呢？人们就会想：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甚至联想到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回国家主席的大权，因为当时的外电就是这么评论的。毛泽东再次当国家主席，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名誉不利，连文革运动也会被披上“权力斗争”的色彩，所以毛泽东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对庐山会议的性质分析说：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否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

　　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既然林彪的性质与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那么林彪就不仅仅是拿下的问题，而是要打倒的问题。

　　不过这次毛泽东打倒林彪时，基本上没有让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插手，都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出面。毛泽东这么做，也是看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中央的“积怨”太多，如果再这些打手，那么江青、张春桥等人会引来更大的“民愤”，他们在中央就呆不下去了。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保护一下江青、张春桥等人，自己亲自出面打击林彪，使得江青和张春桥可以少得罪人。

　　（127）

　　毛泽东要拿掉林彪，这点林彪本人是最清楚的。为此，林彪建立了两支亲信队伍，一明一暗。“明”的地上队伍是“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掌握着总参谋部等军队主要指挥系统的权力；“暗”的地下队伍也称“小舰队”，是通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拉起来的一只队伍。关于林立果的个人材料，现在透露出来的不多，但毫无疑问，林立果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才干的人。

　　林立果有政治才干的证明，就是他建立的“小舰队”。这个小舰队从事暗杀毛泽东，每个成员都知道这样干是有杀身之祸的，可是这些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了保自己的性命而去告密。在林彪外逃后，林立果的小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劫持一架直升飞机，向外蒙古方向逃跑，结果没有跑成，周宇驰等人开枪自尽。

　　虽说林立果可以仗着林彪的地位，用高官厚禄收买人，但那些只奔高官厚禄的投机分子，在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自保的，绝不会为主子而舍命。林立果有能力组织起一支愿意为自己死心塌地的队伍，周宇驰等人愿意为了林立果去死，可见林立果的组织能力非同小可。

　　林立果的“小舰队”中，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告密的投机分子，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说明林立果有识人眼力：哪些人是投机分子，哪些人死心塌地，把真正忠诚可靠者吸收进来。考虑到林立果组建小舰队时，才25岁，似乎真有林彪“少年将军”的遗传。

　　有人怀疑林彪要搞政变，不可能把这么要命的事情交给林立果这样的毛头年轻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的错误之处，就是教条地认为：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年老的人去办，这样才稳妥。

　　林彪21岁当师长，23岁当军长，到25岁的年龄，林彪已经当军团长了。毛泽东说过：“在井冈山时代，我们的敌人都比我们年纪大，比我们有经验，比我们成熟，但胜利的还是我们。”因此，认为年轻人不能担当重任，是教条主义的看法。

　　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认为25岁的林立果已经不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毛孩子，而已是可以充当天下重任的大将了。林彪的眼力也非同小可，看出了林立果的才干，敢放手让林立果去干。

　　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林彪这样的百胜将军，如果要搞政变的话，他应该依靠“黄、吴、李、邱”等老将，而不是依靠林立果的“小舰队”。以此推论，因为林彪没有通过“黄、吴、李、邱”搞政变，所以林彪就没有搞政变的阴谋。

　　（128）

　　持这种论调的典型是《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说：事实已经证明，黄、吴、李、邱是没有搞政变的，没有参与“两谋”（谋害毛主席、南逃另立中央）。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军舰，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这就是不合情理。

　　邱会作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建立在年轻人一定不如年老人的教条主义上。从各种事实来看，林立果的水平是高于“黄、吴、李、邱”等人的。在“九一三”事件后，从林立果住房中搜查出一张他自己亲笔的谈话要点：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谈话说：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说“黄、吴、李、邱的政治水平低，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这个看法是中肯的。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都承认，自己“不懂中央政治”。周恩来为此教育他们，他们也还是不懂。

　　林立果特别说“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林立果这里提到的“我们”，就是林彪的地下部队。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发现黄、吴、李、邱等人搞政治斗争根本不行，所以林彪放弃依靠“四大金刚”，转而依靠林立果这支地下部队。

　　有人说林彪搞暗杀，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推论林彪不会干这样的“傻事”。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理解所谓的“英雄”，就是敢想敢干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如果按照上述的看法，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秦王朝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秦王朝的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毛泽东上井冈山也是干“傻事”，因为他们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太小了，倒是被蒋介石军队消灭掉的可能性很大。

　　其实林彪也清楚，林立果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一。不过作为一个敢想敢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说，百分之一的取胜机会，就很值得去争取了。我们返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上井冈山，打败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可能性有多大？恐怕千分之一也没有吧。林彪搞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远大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林彪是值得一试的。况且，即使是失败，林彪还有外逃的退路。因此，林彪下决心试试自己的运气。

　　（129）

　　在分析林彪后续的所作所为之前，有必要先提一下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很多对林彪事件的翻案性研究，这些研究大大推翻了官方说法，提出各种崭新的论点，但也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关于林彪事件的定性，最关键的是三条：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林彪为什么要外逃

　　关于林彪为什么要外逃的官方解释，最早是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该文件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另一架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开枪打死驾驶员，然后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像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是多么孤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30）

　　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这份中央文件是在林彪9月13日外逃5天后最早发出的第一手资料。发出这份文件的时候，中央还没有发现《五七一工程纪要》，所以该文件中只是说林彪外逃是为了投降苏联，而没有提到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九一三”事件的大致情况是：林彪私自调他的专机（三叉戟型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在关键时刻向中央揭发了林彪私调飞机之事。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开枪打伤警卫人员后，紧急登上三叉戟型飞机，飞机于9月13日零时30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入外蒙古后，因燃油不足迫降失败，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13日3时15分，林彪死党周宇驰等人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一架直五型直升机，周宇驰等人用手枪逼飞行员向境外飞。飞行员骗过周宇驰等人，将飞机飞回北京并迫降在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开枪打死飞行员，然后周宇驰等两人开枪自杀，另一人被活捉。

　　“九一三”事件，并不是林彪的一架飞机外逃，而是两架飞机试图外逃，只是后一架飞机没有外逃成功。搞清楚“九一三”事件是两架飞机外逃，对理解林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林彪为什么外逃问题，有很多翻案性的研究，比如“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软禁老死说”等，这些观点过于荒谬，这里只讨论一下最具有代表性的“避祸说”。

　　“避祸说”认为林彪并无暗杀毛泽东的计划，也不存在《五七一工程计划》，林彪外逃的原因，只是为了躲避毛泽东准备打倒他。林彪担心自己遭到刘少奇的下场，就带着老婆、儿子逃亡苏联，试图“避祸”。这种说法还宣称林彪外逃是毛泽东“逼”的，“九一三”事件是被逼出来的。

　　“避祸说”乍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但它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无法解释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如果说林彪外逃还有“避祸”的理由，劫持直升飞机的“主犯”周宇驰，不过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小小芝麻官一个，他有什么理由要“避祸”呢？

　　周宇驰如果不是干了《五七一工程计划》那样的事，他为什么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为什么要枪杀飞行员？为什么要自杀？所以说，“避祸”只能解释第一架三叉戟的外逃，却完全无法解释第二件直升机的前仆后继。因此，“避祸说”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131）

　　几乎所有的关于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用了一个“小花招”，就是略去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存在，把整个“九一三”事件，描述为仅仅是林彪一架三叉戟在外逃，这样他们的论点才能成立。而一旦引入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他们的论点就不成立了。

　　因为“九一三”事件中，存在两架飞机外逃的事实，所以不管任何观点，必须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同时外逃的原因。目前只有官方的说法，只有存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东西，才可以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而各种对林彪的翻案性研究，都无法同时解释这两架飞机外逃的原因。尽管官方的说法有很多时代的政治色彩，但仔细推敲下来，还是官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因此，我们认为官方的说法大体上是真实的，当然在一些细节上有商榷的余地。

　　二、有没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说这是官方伪造的。可是这些人的论证，也都避开第二架外逃直升飞机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周宇驰等人没有干《五七一工程纪要》那种泄露出来要杀头的事情，他们何必要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呢？又何必要枪杀飞行员和自杀呢？

　　那些否认《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清楚，如果没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第二架直升飞机为什么要外逃。因此，否定《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论点也是经不起逻辑推理和无法自圆其说的。

　　三、林彪是否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些研究者承认有试图暗杀毛泽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存在，却又说这只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单独搞的，林彪并不知情。然而这种说法也是有违常理的。

　　第一、因为暗杀毛泽东是风险极大、孤注一掷的行为，林立果怎么可能不经过林彪的同意，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的性命去冒这样的巨大风险？

　　第二、林立果策划暗杀毛泽东的时候，必须想好一个退路，就是暗杀失败怎么办。显然，林立果暗杀失败的退路，就是乘林彪的专机外逃。而乘林彪专机外逃还要有一个准备工作，就是事先必须做好飞行员的工作。如果飞行员不配合，林彪的飞机根本起飞不了，更谈不上外逃了。

　　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可能调动林彪的专机？如果没有林彪事先做工作，飞行员怎么可能配合林彪外逃？

　　因此，林彪是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而且他就是幕后总指挥，这样才能解释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

　　（132）

　　写林彪的“地上部队”相对比较容易，因为相关的史料较多，而写林彪的“地下部队”就比较困难，因为相关的史料很少。人们对林彪的“地下部队”知道得很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一支搞暗杀等秘密活动的队伍，他们对外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详细知道他们的内幕。

　　有人说：因为没有发现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的确凿证据，所以就做出结论说林彪没有参与这件事。这样的结论是过于轻率了，因为找不到林彪的确凿证据，是理所当然的事。林彪试图要搞暗杀，他的一切行动必然是极其秘密的，自然不会留下明确的证据。虽说林彪与此事有关的确凿证据找不到，但蛛丝马迹还是有的，我们还是可以推证出林彪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对于史料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级史料；二级史料和三级史料。一级史料是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当事人的回忆；二级史料是研究论文，人物传记，历史著书等；三级史料是文学野史、传闻轶事等。

　　一级史料是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始材料，二级史料是经过作者加工、整理、裁剪的东西。然而作者在加工、整理、裁剪的时候，难免会混入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三级史料的文学野史，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注重历史真实性，但有的也夹杂一些对当事人的采访，其史料价值要认真考辨。

　　真正搞历史研究，一定要基于一级史料，因此我们在文章中基本上都采用一级史料。可是写林彪的“地下部队”时，因为一级史料太少，只好也选用一些二级史料。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一级史料，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当事人李伟信、江腾蛟等人的交代材料，当事人周宇驰的女儿、妻子的回忆等。比如周宇驰的女儿周向红的一篇回忆文章《现代荆轲：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承认她父亲确是要去暗杀毛泽东，所以称她父亲为“现代荆轲”。周向红的文章虽说没有直接涉及《五七一工程》，但还是从侧面提供不少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关于林彪“地下部队”的活动细节，最主要的文章是《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写的《“联合舰队”的覆没》以及《林彪出逃真相》，当时在《解放军报》连载(1985年)，曾经轰动一时。但邵一海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的，对文中的资料并没有给出出处。后来文革史专学王年一等人写的《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在讲到林彪的“地下部队”时，也是转引用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等文章。因为王年一等人在引用资料时，毕竟做过一些考证，所以我们这一部分转引一些《大动乱年代》、《文革十年史》等书中提供的史料。

　　（133）

　　1966年文革开始时，林立果21岁，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年级读书。在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林立果没有像很多高干子弟那样，积极投身文革参加红卫兵和造反派，而是采取观潮派的态度，因此林立果没有参加过造反派。林立果的这个态度，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在那时，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和侄儿毛远新，都是造反派的头头。1967年3月，就在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林立果离开北大，当兵入伍，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关于林立果到空军的事，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个大、中学校便很快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当时，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学校停课以后，书读不成了，叶群又不愿意林立果到处去串联。当时，叶群认为参军是一个好出路，把林立果放到军队里控制起来，比让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要好。

　　由于空军是个技术性比较强的兵种，很多高级干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空军里来。比如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以后，根据汪东兴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我把他安排在空军一个导弹部队当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又根据周恩来和汪东兴的意见，保送毛远新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很快成了该校造反派的头头。以后，毛远新又相继成了中央文革驻东北地区的联络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等职务。

　　另外，还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刘伯承、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杨成武、许世友、韩先楚、汪东兴、杨德中等许多人的子女和亲属，都先后来到了空军，空军云集了许多中央和军队领导人子弟。

　　1967年初的一天，叶群问我：“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当个参谋是不是可以？”

　　我说：“放到北京军区空军，还不如直接放到空军司令部。林立衡（女儿）现在空军政治部，如果把林立果放到北京军区空军，就比他姐姐低了一个档次，他能愿意吗？如就放在空军司令部，我也好直接管理和照顾。”

　　听了我的话，叶群很高兴，说：“那好，就放在空军司令部。可是干什么好呢？”

　　我说：“当个参谋也可以，当秘书也可以，当秘书可以放在空军党委办公室。”

　　叶群说：“那还是当个秘书吧。但是立果不熟悉业务，不会做工作怎么办？”

　　我说：“那好办。‘党办’有老秘书，我可以指定一、两个人来专门培养立果。”

　　（134）

　　我们就这样商定了。我万万不会想到，当时的这一决定，竟会在以后发生那样严重的后果。

　　不久，林立果来到空军，我把他安排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并且指定“党办”一个名叫周宇驰的科长来负责帮助林立果。以后，帮助林立果的人又加上了一个刘沛丰。

　　周宇驰原来是哈尔滨第一航校的一个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军司令）当了秘书。一次，因为他犯了错误，被下放到部队去锻炼。由于周宇驰的写作水平不错，1966年冬天，我们又把他调回“党办”当了科长。周宇驰和林立果相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林立果的信任，他们俩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林立果的表现还不错。过了半年以后，叶群就提出：“立果到现在还不是党员，能不能培养他入党？”

　　我说：“可以，周宇驰是一个老党员，就要他培养林立果入党好了。”

　　接着，叶群又要我给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作一个交代，要王飞多关照一下林立果。所以我又告诉王飞：“要多照顾和锻炼林立果。他是林副主席的独子，林副主席把林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一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

　　不久，周宇驰向我汇报说：“可以发展林立果入党了。”

　　周宇驰认为，林立果在各方面都够条件，没有问题。他还提出：“由首长你和我两个人作为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

　　我表示说：“只要他够条件，我就可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以后，作为入党介绍人，我亲自参加了通过林立果入党的支部大会。我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我说：“林立果到空军以后，有不小的进步，工作表现很好，介绍他入党是应该的。希望林立果同志继续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

　　林立果发言表态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力争从政治上、业务上很好地提高自己，决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奋斗到底。”

　　最后，支部大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林立果的入党申请。林立果入了党，叶群非常高兴，她对我说：“空军是可以信得过的，把林立果放在你们那里是很正确的。”叶群还说：“立果在空军，对你们也会有帮助，他可以支持你的工作，可以直接向林总汇报。”

　　在对待林立衡和林立果的问题上，叶群的态度有些不太一样。从1965年林立衡来到《空军报》社工作以后，叶群对林立衡在空军的情况，一般不予过问，更不加干涉。我对林立衡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照顾，只是在后来把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党办副主任的同时，也将林立衡任命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

　　（135）

　　林立衡为空军办了好几件实事，例如毛泽东为《空军报》的题词，就是我通过她去办的。当时我对她说：“你经常到毛主席那里去，能不能请毛主席为《空军报》写个报头？”

　　结果林立衡很快就办成了，毛泽东还在题词上特别写道：“送林彪同志的女儿林豆豆。”

　　毛泽东还很欣赏林立衡写的一篇题为《三访九厂》的通讯，他曾经当面对我说：“林立衡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林立果来到空军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对林立果的事情，叶群不仅经常过问，而且不时地要我们为他做这做那，有时候还通过林立果直接插手空军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办。

　　据《文革十年史》记述：林彪时刻不忘记按自己的意图关心林立果的成长。其实几年前，林立果刚20 岁时，林彪就让他看发给自己的所有机密文件和各种资料，还有意让林立果参与许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许多重大问题，林彪都求过林立果的意见，甚至还让林立果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林彪在某次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林立果参与起草的。由于林立果已经开始帮助起草文件，在叶群“老虎（林立果的小名）不是孩子了”这句话的关照下，林立果从此可以“合法”地从秘书那里看阅一些发给党副主席的文件了。

　　对林彪来说，最重要的是提携他的“龙子”。1969年，林立果到空军大约两年了。为此，林彪在1969年2月26日，亲笔写信给空军的周宇驰和刘沛丰，说：“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过了半年，1969年10月2日林彪在北京住地召见吴法宪。根据后来吴法宪的供词，摘录一段他们的对话：

　　林：“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亊。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

　　吴：“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您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

　　林：“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硏究空军的问題。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汇报情况，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

　　吴：“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

　　林：“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一些有益的意见。”

　　吴：“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136）

　　然而后来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又推翻了当时的供词。吴法宪回忆说：1969年10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101(林彪)’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

　　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的问题，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有一点冒失，但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林立果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句话后来被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周宇驰在党委办公会议上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把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

　　但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

　　（137）

　　林彪日常生活最注意的就是温度，平常穿衣多少要根据温度来定，这是1950年代北京医院的专家给他定的，以温度30度来增减衣服。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呢，我就用温度计测定。人们对林彪的误解，很多来自对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性格的误解。一般人的印象中，林彪身体非常虚弱，怕光、怕风，对室温、食物等要求很严，并认为林彪的性格冷漠，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说林彪是一个每天坐在不见阳光黑屋子里的怪人，失去行动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并由此推论说，林彪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知道叶群和林立果的活动，进一步推论说林彪是被“劫持”上飞机的。

　　搞清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对理解林彪事件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发表了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他们披露了比较真实的林彪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和性格等，帮助人们澄清对林彪的误解。

　　过去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标准”描述，具有代表性的是文革史专家王年一著《大动乱年代》。

   该书写道：正如林彪自己讲的，他“身体不好”，他“神经不好”，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冷、怕出汗。林彪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他要求在室内的各个部位都放着温度计，以便随时查看。

　　林彪不能读文件，需要秘书“讲”给他听.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里的文件，经过秘书选择和概括，讲给林彪听，讲的时间限制在30 分钟内。一天只许讲一次，有一段时间准许讲两次。讲文件的秘书，必须离他几米远，因为他害怕翻动文件时有风。

　　林彪在生活上有不少独特的习惯。他不吃鱼肉，不吃大米，喜欢喝麦片糊糊，喜欢吃炒了的黄豆。偶尔吃一点肉饼。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热量和温度。林彪睡觉时从不盖棉被而盖毛巾被，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盖几条；冬天从不穿棉衣而穿单衣，视温度高低而决定穿几件。

　　林彪沉默寡言，几乎从不与别人闲聊，他除“转车(坐在车上出去转悠)”外，常常坐着不动，有时在室内背手踱步。林彪冷漠而极少发脾气，喜怒不形之于色。他孤独、超脱、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林彪的卫士李文普和内勤刘文儒等对林彪的回忆，推翻了过去人们对林彪身体和性格的典型看法：

　　一、林彪要求住房的室温恒定21度吗？

　　李文普回忆说：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38）

　　刘文儒回忆说：一般没事，他穿一件衬衣就够了，秋天和冬天就不行，我得个把小时要看一次温度表，他自己也看，温度低了就主动找我给他加衣服。每天看温度计成了他的常态，走廊、厕所、会客室到处都为他安放有温度计。

　　最初给林彪加衣服，套三件身上就拥挤的难受了，他要我把领子给拆掉，穿上身脖子好受些，他又发现口袋堵胸，我又给他把口袋拆掉。他从不穿棉毛衫，背心也没有，冬天不穿棉。林彪穿衣服不讲究，只要合适温度就行。林彪的换洗衣服有七八件，都是旧的。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对室温有严格的要求，21度相差不能超过半度。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林彪对居住环境要求非常苛刻。可是林彪身边工作的李文普和刘文儒都说，林彪并没有规定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对室温并无特别要求，林彪只是根据室温不同，穿衣服的数量和厚薄不同而已。林彪在室内的各个部位放温度计，只是为了根据室温增减衣服，而不是查看室温是不是保持在21度。

　　另外，林彪的衣服也不是特制的，只是一般的衣服拆掉领子，拆掉口袋。从这些情况来看，林彪对居住环境和衣物并无特殊的要求。只是林彪因为身体较弱，怕出汗而引起感冒，比较注意及时增减衣服而已。

　　二、林彪自己不能看文件，坐着不动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身体好的时候就6点起床，看一阵文件，早上7点半吃饭。他吃完早饭总是在走廊里转，走廊一头有个沙发，转累了就往那儿一坐，这时秘书就开始给他念文件了，下午通常重复上午的活动。林彪吃完晚饭，也要到院子里走走，有时候叶群陪他，豆豆或老虎在家也陪着转，没人陪他就自己转，转到晚上9点多钟回来就睡觉。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不能读文件”，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在身体好的时候，早上起来是自己看文件的，然后再听秘书念文件。可见林彪的身体并没有到不能看文件的地步。

　　《大动乱年代》说“林彪除转车外，常常坐着不动”，还有一些书把林彪描写为每天枯坐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这样一来，林彪就变成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怪人了。而根据刘文儒回忆，林彪不但不是“常常坐着不动”，而是每天在走廊里走动，还要到院子里走动，走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睡觉。根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的行为是通常的老人行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地方。

　　三、林彪吃饭讲究，不洗澡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吃的比较简单，比如洋白菜、菜花、空心菜、胖头鱼他都吃，他吃的菜都是煮的，他拒绝吃炒的菜，说吃了上火。长期素食，营养很差，林彪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林彪也吃零嘴，他只吃花生糖，他想吃的时候，不言语，对我只伸两根手指，表示吃两块。

　　林彪外出不让带自己的炊事员，司机也不带，就带秘书，内勤确实是轻车简从。林彪外出的时候就带个菜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把菜谱和制作方法交给那里的厨师。

　　（139）

　　刘文儒还回忆说：早先林彪不愿洗澡，后来到庐山，有人告诉林彪说：蒋介石的睡眠好，就是经常洗澡。林彪从那儿开始天天洗浴，下山后还能做到十天半月洗一次。

　　林彪要洗澡我帮他弄好水，还要拿温度计量，温度要求调到37度，他自己洗，洗的时候水里要放点醋精，用药皂，红颜色的那种。林彪洗澡很快，在水里糊弄几下就上来了。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吃饭并不讲究，外出时不带自己的厨师，比较随便。林彪后来也洗澡，这与一般人差异也不大。

　　四、林彪不与别人闲聊，性格冷漠吗？

　　刘文儒回忆说：林彪一直是神经衰弱的，经常失眠，睡不着就叫我：“到我这儿坐一会儿吧！”我就坐到床跟前的沙发上跟他聊。林彪发困了，就说：“你看到我要睡着了你就走。”有时长时间睡不着，他就说：“别管我了，你去睡觉吧。”

　　据刘文儒的描述，林彪并不是不与别人闲聊。林彪在睡不着觉的时候，经常与他聊。

　　李文普回忆说：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预。

　　据李文普的描述，林彪并不是性格冷漠，也不是喜怒不形于色。林彪不时与叶群吵嘴，不时因生气而不理叶群，这是一般夫妇之间常见的。由此可见，林彪的脾气并非特别冷漠孤僻，与一般人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五、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吗？

　　李文普回忆说：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从1964年我回到他身边，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刘文儒回忆说：报刊上时不时说林彪吸毒，还有个摄影记者说他在天安门上还闻到林彪的身上有鸦片烟味。我一天24小时都在林彪身边，林彪干了这种事，我能不报告？什么渠道提供的烟土？谁参与？说得出来吗？

　　有人说林彪上天安门要靠打强心针支持，还经常给他注射改变思维、改变意志和记忆的针剂。这全是胡说八道，给林彪打针，都是我打的，注射的都是维生素，根本不是什么剧毒药品。

　　由此可见，关于林彪吸毒，打兴奋针剂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林彪的身体固然不好，但绝没有到靠毒品或药剂维持的地步。

　　从近年来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披露出来的林彪生活细节来看，林彪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怪人，他和一般人也差不多，只是身体比较虚弱而已。而且，从林彪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来看，林彪的性格还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林彪也是有正常喜怒哀乐的人，并非传闻的“喜怒不形于色，孤独、高傲”。

　　对林彪的身体和性格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有助于理解林彪的所作所为，有助于理解林彪事件。

　　（140）

　　前面对林彪的身体状况做了较多分析，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林彪的身体已经到了“风一吹就倒”，不能公开露面的严重地步。如果林彪的身体真的到了那样的状况，那么他争当国家主席之类的事情，显然就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林彪的身体还是可以凑合的，当然在健壮方面不能与毛泽东相比。像毛泽东70多岁还能畅游长江的老人，的确是超出常人了。

　　从1966年开始，每年10月1日国庆节，林彪都要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国庆讲话。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节，林彪依旧登上天安门城楼，并发表了国庆讲话。只是1971年10月1日，取消了在天安门前举行国庆游行，因为在十几天前的9月13日，林彪“不辞而别”了。

　　林彪1970年10月1日的国庆讲话，讲话稿是张春桥等人准备的，林彪只是念念稿子。这次的国庆讲话基本上还是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在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日，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这次林彪的国庆讲话中，居然没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反而讲了不少发展生产的话。

　　林彪在1970年国庆讲话中说：在庆祝七十年代第一个国庆节的时候，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响应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继续推向前进，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打好第四个五年计划基础而努力奋斗。我们要用各条战线上的新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林彪的国庆讲话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应该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后来揭批林彪的时候，没有揭发林彪国庆讲话中不提“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在1970年不提“文化大革命”了？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分析。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进行了一些交谈，从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来看，当时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还是可以的。然而到了1971年5月1日五一节，毛泽东和林彪两个人的关系，在表面上看都不可以了。一贯提前几分钟迎接毛泽东的林彪，这次却比毛泽东晚到，并且勉强在天安门上坐了几分钟，就不辞而别了，与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

　　（141）

　　1971年5月1日的劳动节，既是林彪最后一次上天安门，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天安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因此，林彪在“九一三”完蛋了，但毛泽东也不是胜利者，林彪外逃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出了一个“洋相”，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在无声无息中消失了。

　　为什么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在1970年国庆节时表面上还过得去，而到1971年的五一节，两人在表面上都过不去了？是因为这段时间内，必定有事。

   先看毛泽东方面。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一直在庐山上住到9月9日，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庐山的。离开庐山后，毛泽东的专列先到长沙，再到武汉。汪东兴回忆说：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因为我的无能，陈伯达在华北组突然而有计划的发言，让我心情非常激动，便不顾自己的身份，成了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检讨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142）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检查是比较满意的，主要是汪东兴的检查，不仅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更积极揭发陈伯达，这就表现出他与陈伯达彻底划清界限的态度。相反后来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查，都是只说自己的错误，不揭发别人。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不揭发别人，就没有戴罪立功的表示，那就是不准备上毛泽东的这条船。

　　汪东兴继续回忆说：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丰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检讨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改过，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陈伯达的语录，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他们在北京是否和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检讨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毛泽东与汪东兴的谈话，表现出毛泽东要对庐山会议的事追查到底。同时，毛泽东的意思也很明确，他把汪东兴的检讨信作为“样板”，希望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也给毛泽东写检讨信，或者亲自找毛泽东谈话。这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与林彪划清界限，投靠到毛泽东这边来，所以毛泽东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信，或找我来谈。”

　　林彪的“四大金刚”看到汪东兴的检讨信，反应如何呢？

   邱会作回忆说：

　　庐山会议之后，大概在9月中旬，汪东兴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他的检讨报告很短，内容也很简单，只说了上了陈伯达的当，受了骗。主席对汪东兴的检讨报告除批了“政治局传阅”外，还授意总理和康生拿着汪东兴的检讨信到毛家湾给林彪看，并提议黄、吴、李、邱“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写检讨”。

　　（143）

　　总理已经把话说开了：“虽然主席说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实际上主席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这也是我们亲自登门的目的。”林总也只能同意周、康的意见，并顺手推给总理和康生跟我们几个谈。

　　周总理和康生按照毛主席的交待，与我们几个谈话，总理说：“汪东兴做了两次检讨，这很好。你们几个应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个检讨，希望你们尽快拿出行动来。”

　　总理的谈话是诚恳的，但黄永胜坚决不检讨，他认为他在庐山没有发言，因而没有犯错误。更重要的是黄永胜认为江青、张春桥一伙会因我们检讨而幸灾乐祸，为此更不能检讨。

　　我和李作鹏心里也不服气，认为我们在庐山不是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在发言，而是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发言。我们的调子并不算高，至少比汪东兴、许世友等低多了，我们也没有表示要写检讨报告。

　　李作鹏还说：“这不是检讨，是给别人送把柄。”

　　总理和康生把我们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这几个人没有想通，也不急于写检讨，他们与陈伯达的问题性质不同。”

　　听到主席的话我们很高兴（事后主席是言行不一的），我们一无所悟，思想很麻痹大意。

　　但吴法宪在汪东兴得到“解放”的启示下，9月底也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检讨报告，这是他的权利。如果我们阻止他写检讨报告的话传到主席那里，问题就了不得了。吴法宪写检讨之前并未同大家商量过，写好之后也没有给大家看过，就送上去了。

　　这样看来，毛泽东送去的汪东兴检讨信，还是产生了示范作用。尽管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坚持不检讨，但吴法宪却“动了心”，不与“大家”商量，就自己写了检讨送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显然，如果吴法宪也坚持不检讨，那么情况就不一样。可是一旦吴法宪检讨了，他又是引发庐山“战火”的关键人物，这样林彪就陷入被动了。

　　吴法宪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吴法宪在检讨中，并没有像汪东兴那就检举揭发别人，只是讲自己错误。这样的检讨，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没有诚意的，吴法宪只是想两头讨好，蒙混过关，并不想与林彪划清界限。

　　（144）

　　现在知道，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就抓住这件事不放，对林彪步步紧逼。按照毛泽东的话，他对林彪施展的政治战术叫“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这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政治权谋。不少人对“权谋”持否定态度，认为政治家应该光明磊落，不应该使用权谋。这种观点表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至上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因为使用权谋，长期成为坏人的形象。

　　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是一样的。大家都承认军队打仗需要计谋，不用计谋就无法取胜，像“宋襄公之仁”是愚蠢而不可取的。政治斗争同样也需要权谋，不用权谋就无法取胜，这个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毛泽东不用“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等政治权谋，他就战胜不了林彪，。所以不应用儒家说教和“书生之见”来评论政治权谋。

　　有人以为毛泽东靠着一个“党中央主席”的头衔，就能掌握大权，就能指挥一切；也有人以为林彪靠着一个“接班人”的头衔，就能保证接班，这样的看法是把严酷的政治战场“书本化”了。如果用“头衔”来衡量一个人权力的大小，新中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是华国锋，当时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可谓一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力，这是毛泽东也没有做到的事情。

　　但在实际上，华国锋根本不要说指挥一切，就连说话也不算数，给华国锋再多的“头衔”，他也掌不了权。因此，在中国能不能掌权，不是看一个人的头衔，而是看一个人的威信。毛泽东从高手如云的政治家中间拿到第一把手的大权，除了靠正确的战略远见和政策之外，高明的政治权谋也是毛泽东建立起他在党内威信的重要支撑。

　　毛泽东对付林彪的第一步是“挖墙角”，首先是把林彪的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挖过来。即使不能挖过来，也要让“四大金刚”对林彪的忠诚度有所下降。尽管“四大金刚”不接毛泽东抛过来的橄榄枝，毛泽东仍然没有轻易放弃拉拢“四大金刚”，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毛泽东之所以不断拉“四大金刚”，是因为毛泽东对他们“不薄”。虽说“四大金刚”是靠林彪进入中央的，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他们是不可能进政治局的。本来林彪的意思是让黄永胜当“代总参谋长”，而毛泽东去掉“代”字，直接让他当总参谋长。毛泽东对这四个人也是“有恩”的，这是毛泽东拉他们四人的基本前提。

　　（145）

　　林彪当然看出来毛泽东对他实施“挖墙角”，拉拢他的“四大金刚”。林彪也清楚，“四大金刚”对毛泽东并无怨恨，因为过去毛泽东对他们也很不错，他们内心对毛泽东是有感谢之意的。因此，让“四大金刚”帮助林彪当国家主席，帮助扳倒张春桥，这还问题不大；让他们去干暗杀毛泽东的事情，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从未亏待过他们。毛泽东过去对“四大金刚”的重用和优待，其实也是对林彪的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挖墙角”。

　　因此，林彪建立另一支地下队伍的成员，物色的标准有两个：第一、对毛泽东有怨恨的人；第二、从来没有受过毛泽东恩惠，只受过林彪恩惠的人。

　　第一种人的代表人物是江腾蛟。江腾蚊1919年生，1930年11岁时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典型的红小鬼出身老干部。1964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洪泾大队搞“四清”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任空四军政委的江腾蛟，很快江腾蛟与叶群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1965年，叶群把女儿林立衡送到上海，请江腾蛟照顾她治病；1966年11月林彪和叶群又把儿子林立果送到上海委托江腾蛟照顾，以免林立果留在北京参与造反派的活动。

　　1967年2月，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春节，叶群邀请江腾蛟到家里过春节，林彪亲自接见了江腾蛟，此后江腾蛟就成为林彪“四大金刚”之外的新亲信。1967年11月，林立果对江腾蛟说：“有个重要情况给你透露一下，如果吴法宪当了总政治部主任，空军司令员的人选有个考虑，想要你当。”

　　后来吴法宪没有当上总政治部主任，江腾蛟也就没有当上空军司令。不过此后江腾蛟开始交厄运了，他带领南京军区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公开支持对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造反，把许世友逼到大别山老家躲起来了。许世友重回南京军区主持工作后，向毛泽东告江腾蛟的状，毛泽东支持许世友，于是在1968年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南京军区空军政委。

　　江腾蛟被免职后，林彪想把江腾蛟调到北京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却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说：“此人不能重用。”这样一来，毛泽东的一句话，就断绝了江腾蛟的政治生命。因此，江腾蛟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怨恨。

   邵一海的《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改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免去了江腾蛟的职务。林彪、吴法宪要让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表示关怀，江腾蛟在1968年以后，给林彪一家先后写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长和主任救了我。没有首长，就没有我的一家，没有我的一切。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干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蛟绝对不会说出一个难字。”

　　（146）

　　第二种人的代表人物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林立果身边的人，这些人是毛泽东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小人物，他们当然只知道林彪对他们的恩惠。据《联合舰队的覆没》写道：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军司令部的一小批人，连同家属小孩，被邀到林彪家里做客，叶群亲自招待大家看内部影片，吃糖，还送了纪念品。林彪亲自接见，又是谈话，又是照相。这些受到接见的人：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都是林立果周围的亲信。而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见有着一种极不寻常的、更深的含义。

　　老奸巨猾的林彪，别有用心地问周宇驰：“是你领导立果，还是立果领导你？”

　　周宇驰完全理解这句问话的含义，他立即回答：“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喽！”

　　周宇驰、王飞等人，对于林彪、叶群导演的这场戏的含义，心领神会。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见的人一起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并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为他们的“头”。周宇驰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周宇驰说：“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哪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

　　到了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之后，便把这个反革命组织定名为“联合舰队”，而林立果则成了当然的“舰队司令官”。林立果还根据英语“司令官”的译音，为自己取代号为“康曼德”。

　　林彪知道，因为他本人的目标太大，如果他亲自出面的话，这支地下部队就要暴露了。所以地下部队必须让一个绝对信得过的人来指挥，这当然就是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莫属。为此，林彪要扶儿子树立威信。

　　《文革十年史》写道：林彪早就有将他从事的政治斗争的领导权，移交给林立果的打算。1970年11月，林彪对通过《讲用报告》在军内已大出风头的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为此，林立果在军内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在军内的地位也提髙了。

　　吴法宪对《讲用报告》的出笼回忆说：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

　　（147）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

　　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第二是抓革命促生产，第三是中国要强盛。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高调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林立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栽培。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三代会”。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一再要求，我也就同意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但是，林立果和空军机关及下面的一些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在王飞、周宇驰等人的蓄意谋划和推波助澜下，在空军内部泛滥开来，让我怎么挡也挡不住。后来，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不仅在空军中广为传播，而且还传向了全军，传向了全国。

　　当“三代会”的各个代表团知道我不同意印发林立果的报告，就纷纷动手自己印。一时间，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五花八门，就像是文革前期的小报一样。讨论的时候，也就没边没沿了，什么“天才”呀、“超天才”呀，说什么的都有。

　　我在前面说过，空军是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不少人都可以直接通天。空军内部大肆宣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一下子就反映到上面去了。

　　首先，周恩来对我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好，但是这样吹嘘不行。”

　　毛主席办公室的人也对我说：“空军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吹得太厉害了，这样宣传不好吧。”

　　当时我正因为庐山上的事情闹得很紧张，听到了这些，便立即同叶群联系。我说：“‘三代会’对立果的宣传过火了，我担心这样是为林副主席帮倒忙。

　　（148）

　　我准备采取措施，全部收回立果的讲用报告，不准再这样宣传立果。你是不是跟林总和立果讲一下。”

　　叶群立刻说：“不用讲，就这样办！不准他们再帮倒忙。”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陈绥圻(吴法宪妻子)，要她去“三代会”的驻地，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地去做工作，把各个代表团所散发的《讲用报告》统统收起来烧掉，录音带也统统洗掉。陈绥圻接到电话以后，便找各个代表团的负责人，要求协助收回林立果的《讲用报告》。这样，一共收回了2000多份“讲用报告”和三盘转录的磁带。回来以后，就用我家里烧热水的锅炉，把收回来的《讲用报告》烧掉，一直把炉子都烧红了。

　　说实在的，由于林立果的上面有林彪和叶群，我对他是不敢得罪的。不过，我也做过一些制止的工作。有些事情是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比如关于收回林立果的报告，我报告了叶群，也当面向林立果和周宇驰说过，他们都满口同意，表示坚决执行。但是，他们后来却在空军内部开始所谓“路线交底”的活动。

　　他们组织了空军机关的一些人，到下面部队去打招呼，说吴法宪在九届二中全会犯了错误，现在又反对林立果副部长，反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甚至还说在空军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等等，这真是从何说起！

　　他们搞的这些活动，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被蒙在了鼓里。我想，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

　　据吴法宪的回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最初是在林彪办公室内部讲的，所以林彪应该是听过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之后，叶群又向吴法宪推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然后吴法宪再安排林立果在空军干部会上讲。这样看来，林立果在空军做《讲用报告》，应该是来自林彪的意思。

　　有人说林立果做《讲用报告》完全是个人行为，林彪不知道，这种说法不正确。这就像吴法宪说的：“当时空军的那些人，如果没有林立果的撑腰，而林立果没有叶群的撑腰，他们敢这样做吗？”林立果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他是不敢大张旗鼓地搞这种个人宣传的。

　　林彪为什么要大肆宣扬林立果呢？这是因为林彪准备要让林立果出头从政了。一个人搞政治，首先要有名气，让别人知道你。一个人的知名度越高，说话就越有份量。所以林彪首先要提高林立果知名度，而做《讲用报告》，就是提高知名度的好办法。

　　尽管吴法宪的说法有想推脱责任的部分，其实他还是帮助宣传林立果的最主要干将之一。林立果经过《讲用报告》之后，他的名字在军队内广为传播，人们知道了林彪有个儿子叫林立果。这样，宣传林立果的第一步就达到目的了。

　　（149）

　　尽管林彪曾经是中国无人不知的第二号人物，可是说到林彪的“思想”，人们又很不清楚。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的公开讲话很少，而且这些公开讲话中，绝大部分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反映出林彪个人的政治思想。最初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可能反映了林彪的一些政治思想，可是这份《“九大”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决了，现在我们看不到陈伯达起草的那份被否决的《“九大”政治报告》，只知道一个题目《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长达7个小时，3万多字，而且口气非常大，很多地方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按理说，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用国家领导人的口气说话，所以林立果《讲用报告》中，很多应该是来自林彪的看法，也可以说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一份反映“林彪思想”的材料。现在的林彪问题研究者们，大多数忽视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应该把这份《讲用报告》与林彪的政治思想联系起来。

　　文革中为了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单位都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在这种“讲用会”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被称之为“讲用报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本来应该全盘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可是林立果的报告内容并非这样。

　　林立果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二、中国一定要强盛；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前两个问题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并无直接关系，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前两个问题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而且是先讲前两个问题，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了最后。

　　在林立果《讲用报告》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占的篇幅最大。一般认为林彪只重视政治，不重视生产，可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却再三强调生产的重要性。

   林立果宣扬：

　　在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有这么几种倾向。一种是只要经济不要政治；另一种是空谈政治不要经济，这是极左的，形左实右的，实际上他不要经济，也就破坏了无产阶级政治。

　　用主席思想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要哪一种做法呢？我们是既要政治又要经济，以政治为主，以政治统帅经济，用抓革命来促生产。

　　衡量社会主义企业(也包括农业)，我们体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经济标准。要以政治标准为主，但经济标准也是不能少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主席这个话有普遍意义，不仅对文艺领域适用，对其它业务部门也都适用。

　　（150）

　　林立果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说了很多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突破。这说明林彪的政治思想，还是重视发展生产的，甚至可以说有很大的“唯生产力论”倾向。由此看来，如果林彪真的接班上台，他是不会继续革命的，而是会走上以发展生产为主的富国强兵道路。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认为林彪是“不合格接班人”，也是有道理的。

　　对“中国一定要强盛”，林立果说：

　　当前，世界斗争很激烈，各种政治势力很复杂，要承认这个差别，讲究策略。我们既不搞刘少奇“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也不搞王、关、戚那一套形左实右，破坏统一战线的东西。

　　列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其中讲到为完成任务，要利用各种力量，其中包括“暂时的同盟者，有觉悟的朋友和不自觉的助手”。像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他们和我们有多少共同语言？他们就是同苏修有点矛盾，他们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是“不自觉的助手”。在某一个问题上或者在某一个时期，他们和我们暂时的同盟，是不自觉的。有自觉的当然更好，不自觉的也能帮助我们。

　　马克思也讲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让魔鬼领着你走。”关键在于我们搞反帝反修的统一战线，领导权必须在我们手里头，而不是像王明那样，把领导权交出去，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林立果的“中国一定要强盛”话题中，外交问题占了相当的篇幅。林立果主张的外交路线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势力，包括“不自觉的助手”，甚至包括“魔鬼”。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外交因为被“宁左勿右”的思想统治，变得非常僵硬，因而引发“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重大外交纠纷。林立果提出的这种“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的灵活外交，也是后来中美建交的思想，这也反映出林彪的外交思想。如果林彪当政的话，他也会搞灵活外交，不会持续文革中形成的“宁左勿右”僵硬外交。

　　在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所占的篇幅不多，内容空洞，而且举了一些极端的例子，比如“空军某医院用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创造了奇迹。最近三年多来，治好了三百九十五名精神病患者。”

　　本来毛泽东思想“创造奇迹”的好例子有很多，林立果偏偏举出“毛泽东思想治精神病”这种极端的例子，这就像“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一样，不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正面意义，反而有嘲弄毛泽东的感觉，这大约也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种手段。